1956年毛泽东“走自己的路”命题的时代背景考察
习总书记在言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曾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和必然性。要想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必须具有历史大视野，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自觉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不懈奋斗的伟大成就，要想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正确看待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对此，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因此，必须对毛泽东时代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进行全面客观的总结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否则就会出现割裂历史、否定历史等历史虚无主义谬误。在论及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绩和经验时就必须首先考察“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这个重大命题的提出及其时代背景。随着近年来学术界、理论界对该问题的重视，特别是最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出版，为加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基础。
一、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走自己的路”重大命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签订中苏新约，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政策，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针对有些境外媒体质疑中国宪法草案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毛泽东作出回应：“是的，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建国后，全面学习苏联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也的确给中国经济恢复、工业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带来了积极影响。但是，全面学习苏联也意味着全盘照搬照抄了一套苏联式的政治经济模式，再加上中共在建国初期对经济建设经验的缺乏以及理论上的不成熟和不自信，学习过程就必然伴随着僵化、过度集中等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弊端。
对此，毛泽东也曾表达过不满：“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般认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开始“以苏为鉴”，独立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性事件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文中明确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在《论十大关系》谈及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1956年8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针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两部分做了多出集中修改，其中在报告修改稿讲到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时改写了一段话：“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在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对经济、政治、文化、党建各方面都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其中有很多内容正是基于“以苏为鉴”而实现的对“苏联模式”的调整和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经济方面。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要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去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统销的、产值不大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要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更是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受到了大会的重视，并写入大会决议。应该说，这些内容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那种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创新。第二是党的建设方面，八大报告中提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此外，八大还特别重视“以苏为鉴”，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要求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加强党内监督，以及来自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的监督，而且注重在制度上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二、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走自己的路”重大命题的国内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