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阿基米德支点
摘要：学界近年来对《理论之后》之“后”的探讨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语境问题。“理论之后”并非对经验研究的强调和对理论思辨的纠偏，而是在深层结构上呼唤政治。理论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学科，并不是要遗弃文学，而是试图找到一个外在于文学的、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着眼点来审视文学，并试图成为阿尔都塞所设想的、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科学。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似是而非的态度是摆脱知识（理论）和信仰（意识形态）二者间悖论状态的一种尝试：文学理论需要站在意识形态外面来反观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假如把意识形态比作地球，把“科学”比作杠杆，把伊格尔顿比作阿基米德，他要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依然来自于地球，这是一个悖论。伊格尔顿的尝试实为一种文本生产，中国学人要从此讨论中吸取教训，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和文化问题。
关键词：《理论之后》；理论；文学理论；科学；意识形态；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197?07
自2004年特里·伊格尔顿的大作《理论之后》公开出版以来，中国文学界便掀起了一场绵延至今的关于“理论将走向何处”的学术大讨论。2004年的 《文艺报》、2005年的《外国文学》、2006年的《国外理论动态》都对伊格尔顿所提出的命题判断进行 过大致介绍和初步探讨；学者们在2006年曾公开《理论之后》的中文节译本①，直至2009年《理论之后》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大批重量级学者开始关注“理论之后”和“后理论”的类似提法，②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国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予以讨论。由于文学理论界对“理论之后”的思考与“文学终结”、“艺术终结”、“理论终结”之类的话题密切相关⑥，因此，反思这场学术大讨论中的基本概念与命题判断——比如，理论和文学理论、文化理论有什么关系？理论“之后”是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判断？文学理论和文学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进一步客观分析其中悖论产生的根源便成为当下最需要澄清、也最值得探讨的学术课 题。
一、语境的缺失
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后”字（after）在国内文论界引起的讨论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观点认为：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 势，“后理论”将把注意力收回到文学研究的本体即 作品上来③；第二类观点认为：后理论只是一个幌子，理论之后依然是理论，总体性的理论仍然被伊格尔顿暗自期待④；第三类观点认为，“理论之后”并非一种理论观念或者理论建构，它并非直接地针对文学理论研究，是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哲学批判⑤；第四类观点认为：理论之后的理论不仅仅关于文学、文化、艺术，也牵涉到意识形态和政治⑥。我们可以发现，以上四类观点皆有其合理之处，只是都忽略了一个语境问题，“理论”尤其是法国理论、大理论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与当时的政治事件、社会背景紧密相关。伊 格尔顿曾坦陈：“理论是那些政治事件的继续，是在这
收稿日期：2012?09?17；修回日期：2012?12?25
作者简介：阴志科（1979?），男，山西太原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文论.
些运动结束之后，让那些观点保持热度的一种方式。”“我们目前谈论理论，实际上是在谈论历史现 象。”[1]（82）那么对“理论”的探讨就应当先去关注此话题产生时的语境，1960年代对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能称之为语境的思潮就是所谓的“法国结构主义”。
所谓的结构主义其实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思考模式，⑦它不去刻意区分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不区分纯文学和广告、时装和电视剧（如罗兰·巴特），甚至不去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如列维·斯特劳斯）。因为“结构主义的前提是人类活动及其生产之物甚至思考本身都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其“意义不是来自于自然和上帝，而是任意的、人为的”[2]（225），打破这种任意性、人为性的策略是一视同仁地平等看待精英与大众文学、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等等。由于“法国结构主义理论活动遍及文、史、哲、艺、语各个领域，最突出地体现于文学理论领域”，“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成了上述各学科方法交相汇聚的中心场地”[3]（1），文学被当作社会整体的一种表象，文学研究是社会甚至人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最终，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所谓“跨学科”研究便获得了最底层的逻辑依据，这也正是“理论”（法国理论）被描述为大杂烩的由来。
出于对“理论”产生语境的忽视导致国内目前对于“理论之后”（After Theory）问题的梳理产生一些误读，如有学者认为⑧：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演变的深层机理是后现代主义。这显然不合逻辑，后现代主义追求表面化、热衷互文性、秉承怀疑论，只有结构主义才追求本质化、热衷先验性、相信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拒绝“本质”、否定“因果”，何以被视为“深层机理”？所以若要了解“理论之后”的话题产生背景，将着眼点放在“理论背后”（Behind Theory）的语境中更便于发现一些深层次的学术课题。对所谓的结构主义思维而言，“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它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4]（8?9），就“理论之后”的学术讨论来说，就事论事地偏好于理论“之前”、“之后”甚至“之中”的时序问题都容易陷入定义上的纠缠不清，但若考量理论“背后”的结构主义历史语境，考察“理论”出世的“既定情境”，便可更清晰地把握“理论”和“理论之后”之间的逻辑联系。
二、三个概念：理论、文化理论与
文化研究
理论究竟是什么？乔纳森·卡勒在其《文学理论：简论》中为理论的特征做出四种概说[5]，可指跨学科的话语，可指对思想的反思等等；文森特·B·利奇则整理出理论的六种含义[6]：或指后结构主义，或指当代理论运动及流派，或指后现代话语……而早在1982年，Steven Knapp和W. B. Michaels所作的《反对理论》（Against Theory）一文已将理论描述成“一种通过总体解释去支配特定文本解释的企图”[7]（723）；艾布拉姆斯认为理论“和其它人文科学整合在一起，和对人类的主体性本质思考密不可分，和涉及到的所有社会、文化现象密不可分”[8]（280）；戴维·洛奇认为理论是“一个松散的和包罗万象的术语，通常用来指受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论述人文学科的学术话语”[9]（52）；理查德·罗蒂则把“某些文学教师的专门领域”，尤其是讨论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拉康、福柯和德·曼、利奥塔等人的专门领域称为“文学理论”[10]（93）—综上可知，Knapp、艾布拉姆斯和洛奇的“理论”、罗蒂的“文学理论”实际上就是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所提到的黄金时期的包罗万象的“文化理论”[11]（1），简称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