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科举，很多人都会想到八股文，甚至将二者完全划上等号。作为古代中国的一种官僚选拔制度，科举自隋唐创制，到明清渐臻完备，历时千余年，其考试科目、内容和方式均几经嬗变，终成作茧自缚之态，在上世纪初轰然崩塌。
唐代：科举成就的唐诗辉煌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这是唐武宗会昌年间的进士赵嘏对唐太宗利用科举制度收揽人才的感叹。据说，唐太宗站在皇宫的正（南）门上，悄悄地望着一干神色喜悦的进士，由衷地感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意思是说，只用科举一招，精英们全都成了他的菜。
实行科举以前，做官与教育的关系并不密切。两汉魏晋选拔人才主要是察举和九品中正。科举也由此发展而来，具体源自何时难以明确界定。现存的文献显示，堪称科举之范的“进士科”最早设立于隋炀帝时期。当时考试的内容是时务策，类似关于国家大事的政治论文。进入唐代，科举的名目日渐繁多，经常举行的就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法律科）、明字（文字科）、明算（算学科）等科。另有武举，还有不少特设的科目，如道举（玄学科）、童子（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一史（《史记》）、三史（《史记》和前、后《汉书》）、开元礼、三礼（《礼记》《仪礼》《周礼》）、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等。处于探索阶段的科举，路径十分宽阔，教育的内容自然覆盖到经史子集所有门类。不过，进士科最有代表性，也最受重视，因此往往把科举称为考进士。
非进士出身的人，哪怕是亲兄弟也会受到歧视。曾有张氏兄弟八人，七人为进士，一人出自制科（皇帝下诏的一种特别考试）。他们集会时，都不跟制科的兄弟同坐，还称他“杂色”。
各科考试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如，明经要考帖经和墨义，前者是从经书中提出一句，把上下文默写出来，后者是经文连注疏全写出来。进士仍然考时务策，后来又加考诗赋杂文。杂文包括箴、铭、论、表之类。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定诗赋为科举的必试项目。诗歌当然要从娃娃抓起，唐诗的兴盛，可以说与科举关系密切。
唐代的科举还明显带有察举的遗痕。应试前，可以把自己的诗文集呈送给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通过他们向主考官打招呼，名曰“公荐”，不算走后门，是堂堂正正地为国求贤。主考官自然会收到众多推荐信，对照所荐诗文评比衡量。那时考卷也不糊名，收齐后，先请有威望的学者来评阅，结合推荐信息，初步列出拟录名单。主考官再根据这份名单，反复斟酌后呈报上去，经过批准发榜公布。推荐人和主考官的学识水平和人品都十分关键，识高品贵自能慧眼识英才。
白居易初次拿着自己的诗谒见当时的文坛领袖顾况时，顾并没有把这个小伙放在眼里，还对他的名字感到好笑，说：“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但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等句子时，立即青眼有加，赞叹道：“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尔。”于是，顾况四处称颂白居易的才华。白居易很快誉满长安，名动公卿，考中进士。
公荐的局限性，从杜牧的故事中可窥一二。杜牧在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应试，欣赏他的太常博士吴武陵找到主考官崔郾，向其推荐杜牧的《阿房宫赋》，并表示此人才华出众，无愧于状元之称。崔郾看了文章，也非常赞赏，但声称状元已经内定。第二名呢？也有了。第三名呢？还是不行。吴武陵非常坚持，最少要“第五名”，否则绝交。崔郾终于委婉地同意：“诸生多言（杜）牧疏旷，不拘细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
唐朝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大概一百人中录取一、二名。故有谚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28岁中进士的白居易就十分得意：“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那时中了进士要集体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留念。考中进士，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要授官职，还得通过吏部考试，称为“选试”。选试考取，经过审查才呈请皇帝授职。选试主要看四项内容：相貌是否端正；言词是否清晰；书写是否漂亮；文理是否通顺。韩愈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没通过，流落长安十年，“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濒于死而益困”。他最后不得不先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曲线就官”。
由于以进士为重，明经一科相对颇受轻视。太和年间（827～835年），唐文宗问他的宰相：“明经会义否？”宰相回答：“明经只念经疏，不会经义。”文宗说：“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进士科主要考律诗、律赋，二者的写作都有严格的范式。尤其是后者，在写作形式方面，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为八股文的产生作了艺术准备。
宋代：科举平民化
宋代科举在神宗以前，进士科仍以诗赋为重。每次录取进士的总额通常在200到300人左右，最多时达五六百人，比唐代多十倍以上。一经录取，便可任官，不再有选试环节。隋唐时期，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不超过15%，整个制举系统“贵族化”取向依然存在。到宋代采取从州府到京师逐层选拔的全国性考试，大大促进了科举的平民化，进士位列高官的人数大为增多。宋仁宗时期（1023-1063年），开科13次，每次发榜的前三名，只有5人没有名列公卿。武则天时期偶然举行过的殿试，至宋成为定制，由皇帝亲自升殿考试。从此，正式确立了州试（各州的考试）、省试（尚书省礼部考试）和殿试（皇帝御殿考试）的三级科举制度。
殿试最初是有淘汰率的。宋朝的举子张元，多次殿试落选，怨忿之余投奔了西夏，得到重用，乃至引兵扰边。于是，嘉祐二年（1057年）下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遂成定制。即殿试只有分名次高低，不再落第。宋初科举考试的年限有时一年，有时两年。到英宗时，才正式规定每3年开科一次。
受王安石影响，宋神宗曾下令废除以诗赋考进士，改用儒家经义和对策。规定每次进士考四场：一场考大经（《易经》《诗经》《书经》《周礼》、《礼记》）；二场考兼经（《论语》《孟子》）；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则仅考策，限千字以上。苏轼坚持认为，诗赋取士行之已久，但自唐以来沿袭多年，不可贸然废除。如果改用经义，恐怕弊病更甚。王安石则说，学好了诗赋却不懂实际有效的事理，又岂能办好政事？经过争论，宋代折衷地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有时废诗赋，有时两科并行，有时又一科兼试。到了元朝，才又决定诗赋、经义并作一科，再加上策论。子、史两部基本退出科举，所需接受的教育面收窄。儒学经义的强化，在内容上又为八股文的诞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