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法碎片化的成因
摘 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知识职业化和科学方法论广泛应用是国际法碎片化的深层次原因。国际法的建构者从不同传统中选取一些碎片化的观念并加以合法化成为国际法知识体系。国际法构建之初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导致了国际法的先天不足和必然的缺陷。
关 键 词：碎片化；理性主义；知识职业化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6）07-0116-07
收稿日期：2016-03-20
作者简介：李秀芳（1974—），女，河北邯郸人，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财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公法。
一、国际法碎片化是知识
职业化的后果
2006年，国际法委员会就国际法碎片化提出报告，认为后现代国际法的特征之一是功能性分隔，这是由社会各领域的专业化和部门自主性造成的。碎片化既是国际法问题，也是国内法现象。与国际社会碎片化相伴随的是规则或规则复合体、法律制度与法律实践的专业化和自主性。以前由一般国际法调整的领域现在则由“贸易法”“人权法”“环境法”“海洋法”“欧洲法”甚至是异质和高度专业化的“投资法”和“国际难民法”等专门领域调整。但在进行专业造法和专业制度建构时，各领域往往无视相邻领域的立法和制度现状，无视国际法一般原则和实践，偏离制度与法律的整体视角，从而引发规则或规则体系间的冲突。国际法碎片化的后果之一是产生相互冲突和相互抵触的规则、原则、制度实践。[1]
随着国际性法院、仲裁庭的扩张，随着全球化深入，国际法碎片化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关于如何克服规范冲突、重叠管辖等问题，学者从国际法制度和体制等方面提出种种对策。[2]笔者认为，理性主义泛滥以及相随的知识职业化、科学方法论的广泛应用是国际法碎片化的深层次原因。
能被视为职业的工作往往需要一套专门化的、相对（有时是高度）抽象的、体系性的科学知识。[3]现代职业与工业资本主义崛起有关，与前工业时代的职业有着天壤之别。根据弗莱德森的研究，在前工业时代，大学里培养的职业主要有法律、医学、神学和不太常见的军事四个职业，这些职业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自十九世纪起，新兴行业引发了职业结构变化，法律、医学、神学和军事等古老职业的性质和认同发生变化。新兴行业试图获得“职业”称号，因为职业意味着博学、绅士地位，有助于树立新兴职业的地位，对新兴职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政治合法化非常重要。这样越来越多的行业被纳入到“职业”的称号之下。[4]新兴职业者为本职业合法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职业共同体。所以，职业的特征之一是“共同体”。[5]新兴职业者一方面强调自己的工作具有技术伦理和共同体伦理；另一方面竭力证明本职业超越于市场定律，具有客观理性。这种客观理性只有经过科学程序才能理解，科学程序是发现自然和社会内在决定因素的途径。[6]此外，新兴职业者挑选观念，把这些观念合法化为独特的专业知识，使之与前工业资本主义的知识有明显区别。具体来说，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职业知识有如下特征：第一，职业知识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职业知识在市场主导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为此“职业知识被标准化和编纂，成为职业商品”。[7]“十九世纪中期，资本滋生了一批以出卖建议和专门服务为生的人”。[8]知识产权就是对这些商品的保护手段。第二，职业知识是制度化的知识。为了在市场出售，新兴职业者把本职业的知识合法化为独一无二的专业知识，发展了一系列制度，比如颁发资格证书、组织资格考试、授予文凭、制定正规的职业培训大纲等。此外，新兴职业逐渐垄断教育体系，使得职业招聘和晋升都以正规的大学教育为标准，使正规的教育优先于传统的学徒制。[9]第三，职业知识最典型的特征是崇尚理性。启蒙运动推崇理性主义，不喜欢主观性和混乱无序。它追求澄明，力图消除神秘，寻找实在可确定的事实，拒绝用超自然力量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自然现象。[10]理性主义相信外部世界有一种合乎逻辑的秩序，这种秩序不仅人类头脑可以认识，而且几乎可以用概念性语言准确表达出来。[11]工业革命以来，理性被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12]总之，理性强调逻辑性、确定性，并试图用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理性是一种具有科学倾向的程序方法，与现代科学发展、把科学方法适用于技术和社会问题紧密相关。
根据学者研究，科学的英文Science由拉丁语的scientia演变而来，具有“知”或“知识”的意思，几乎同英语的knowledge是同义词。后来science逐渐开始使用复数形式，逐渐从单纯的“知识”的含义向分化为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个专业领域科学演变，直到十九世纪，这种用法完全定形。在该演变过程中，业余的“自然哲学家”逐渐转变为职业的“科学家”。实际上，“科学家”和“物理学家”等词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创制的新词，这时支撑职业科学家的各种制度也确立起来，并形成了由职业科学家构成的共同体。[13]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个专业领域树立了确定性的形象，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以至于“确定性成为十九世纪学术界的共同追求”。[14]自十九世纪中晚期起，人文各领域也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以确定性为目标，纷纷从之前较为统一的知识体系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和不同学科，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职业共同体。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职业知识急剧增长，知识进一步专业化，学科激增，并成为大学中的科目。这些在大学中发展的职业知识不可能“充分达到科学标准，却采纳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技术或理性，努力使理性理论成为实践的基础，并用‘抽象的象征体系编纂知识’”。[15]
理性主义泛滥导致知识的职业化，进而产生了大量互不相容、碎片化、不确定的专业知识体系。罗兰·斯特龙伯格认为，知识专门化为无数单位，每一个单位都成为一个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型的、高度组织的世界，其内部成员的知识生活以会议、专业刊物和集体性学术为中心。很大程度上这类群体在各自为政、孤军作战，发展自己的亚文化，极端专业化和小集体内部的词汇阻碍了交流。比如文学经常围绕着某位作家形成研究会：乔伊斯研究会、约翰逊研究会、萧伯纳研究会。社会学则有功能主义者、行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者等学派。经济学中存在着自由市场经济学与国家干预的对立。心理学家分化为行为主义者和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者”。[16]西方现代大学所传播的知识特征之一就是碎片化、形式化、脱离现实性。有学者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学者反抗的原因是“他们对于一个四分五裂而且似乎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知识世界困惑”。[17]法律包括国际法仅是人类无数碎片化知识体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