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质押一种和减持股份一样非常常见的融资方式。
《第一财经周刊》这10年，大概也是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特别值得纪念的10年。
2008年，我当时所在的上一家公司老板用股票质押得来的钱去炒股，而全球经济不景气很快就传染到了中国，然后公司就被清盘 了。我因此到《第一财经周刊》应聘，伊险峰主编和我说，你这么大岁数当记者不太合适了，对投资和宏观经济懂吗？我赶紧点头。
2008年的世界，宏观经济波诡云谲的程度大概是之后10年这个领域波动的剧烈程度的总和。除了那次发端自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危机真的非常严重这个原因，当时人们普遍没有智能手机大概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从你在上班路上听到一条关于那场危机的信息到你把其中细节弄清楚，大概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对于一名研究宏观经济的编辑来说是这样，对于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来说大概也是这样。“局域性无知”让美国证券市场、衍生品参与者以及隔着太平洋的中国投资者受到了更严重的冲击。
对于当时的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这有点像一艘豪华游轮上的乘客。在歌舞升平的时候，参加狂欢爬梯的人想到的都是怎么能让场面更快乐一些。等到当大家发现船在漏水，人们开始各想自己的办法，行为也开始分化。
其中美国挽救危机的方式其实更加简单粗暴。因为政府的财政政策在整个宏观经济范畴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所以它就采用了所谓的“大水漫灌”的措施。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种政策也就是美联储印钱，提供给财政部和各个“大而不倒”的大型金融机构，通过这些渠道把流动性释放到市场中去。
而欧盟应对危机的速度明显偏慢，整体态度也非常游移。欧美产生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欧盟不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而是一群主权国家的联合体。所以它们要决定一项有点突破性的决议，就要覆盖整个联合体中所有成员的利益，所以决策会相当慢而且谨慎。这种态度特别反映在货币政策层面。
在中国，经济决策者实施了4万亿元刺激市场的计划。这基本属于一个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体。这个计划被一些人认为拯救了当时的中国经济，但是也留下了诸多后遗症。
这真的是个问题，在一个经济体面临某种危机时，是应该“过度”地给予其流动性，还是应该审慎地逐步导入？听起来后者是正确的，但是在具体执行上却很可能错失拯救时机。这就像给一个心脏骤停的病人实施紧急抢救，采取什么措施都不为过。
所以4万亿政策后来导致中国经济决策层很早就采取了收缩政策，而这又带来了2014年至2015年的经济增长放缓。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政策再一次放松，这也导致2016年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一些经济部门的繁荣。这种繁荣到2017年下半年又迎来了一次紧缩，这就是所谓的“去杠杆”。而到了今年年底，这种去杠杆趋势又有了新的变化。
总结起来，过去的10年中美国经济只经历了一个扩张收缩周期，而中国经济却好像经历了好几次。这大概就是“大水漫灌”和多种货币工具精细微调的差别。从中似乎也可以得出结论，绝大多数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似乎并无好坏，或者说最适当的宏观政策只是最不坏的方式而已，它们也会导致很多负作用产生。而在后来的很多时间里，新的政策就是来消除那些负作用的。
去杠杆指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减少杠杆的过程，而“杠杆”指“使用较少的本金获取高收 益”。
2019年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说了以上这些问题，也许会降低阅读此文的投资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信心。不过，也许在2019年，人们会看到更多的希望。
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的成果与长期性问题
首先，预期中美贸易摩擦的相关磋商会取得相对可接受的结果。这个判断是基于中美两国政府在当前局势下虽然互相怀疑和怨恨但更互相需要而作出的。美国特朗普政府需要更低成本的经济增长，而中国需要调整经济结构的时间。
当然，要想避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兩个巨型经济体要做的事还有很多，特别是中国方面。中美贸易以及相关的政治摩擦将会是今后很长时间的主题。而且在磋商的过程中，还会有很多颠簸—这也是在2019年造成整个市场颠簸的主要因素。但就像邓小平所说的：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对此既不需要太乐观，也不需要太悲观，它就是那样一种纠结的存在。
当然，这种纠结从另一个层面看，给中国经济也带来了某种好处，那就是倒逼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推进。
中国内地的宏观经济政策预期
经济决策层的宏观管理思路将继续以“稳”为核心。这种意向在几次核心层会议上都明确过。就如央行行长易纲说过的，经过2018年的调整和实践，宏观政策将更具“连续性”和“可预期性”。
中国货币管理将继续由所谓稳健中性向合理宽松转化。当然这种转化由于前边提到过的货币两难，不太可能通过降低基准利息的方式来实现，这也就是管理层一直所说的不进行“大水漫灌”。央行将拿出更多、更有针对性的货币工具帮助“应该”获得流动性的民营中小企业增加流动性，方式应该是通过信贷、债券和资本市场复合结构予以实施。
这种思路在方向性上是有效的，它更有利于中国整体经济活力的增加。问题是在实施过程中，其精准性有可能出现问题，造成某个局域呈现流动性泛滥的情况。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会是2019年经济决策层的一个政策方向。政府将以多种方式带动各种类型的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增长中去。当然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会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在这个领域，政府所引导的投资有效带动性，也就是货币乘数效应是在逐渐减弱的；其次，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更多的投入，而同时决策层的另外一个增加整体经济活力的方式很可能是通过减税来实现的。减税使政府收入减少，积极的财政政策则让政府支出增加，这一矛盾将在整个2019年以及更长的时间里成为决策层的问题。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挑战，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预期决策层将用两种办法来解决政府财政短缺。首先是增加政府赤字，预期在2019年政府整体实际赤字将超过3%，甚至更高。另外，政府将在某些领域，比如企业增值税领域实施比较大幅度的减税政策，而在另一些领域实施加税的政策，以填补财政支出的需求。
综合来看，预期中国经济决策当局会把全年总体经济增长目标放在6.2%至6.5%的相对宽松的增长空间。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整体活力有望增强。2019年，在我们看来不应该是个悲观的年份。
最后，还是不免感慨几句。《第一财经周刊》现在经历的转变很可能是一种进化，但作为一个和它相处了这么长时间的人，还是难免伤感。
其实我为自己在周刊的最后一篇专栏设计过结尾。其中，我最喜欢这个：还要告诉各位一下，医生说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所以你们下周不会再看到我的专栏。以后你们要自己保重，我会想你们的。
不过，看来事实比我想象的要好。起码我没有因为死去而在这个刊物上消失；而这个刊物也会迎来一个新的开始。再见。
作者
崔鹏是财经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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