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趋向越来越娱乐化、欲望化、物质化，但仍然有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思考文化界，就苜先要思考社会的大环境，大环境不改变，又化界目身的要化是没有多少司能性的
★如果我们社会中的实用主义、一切同钱看、无公理无信义的倾向再发展下去，文学只会变得越来越低俗
发表《你在高原》之前，张炜已在海内外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评选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如1999年《古船》分别被两岸三地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经典”和“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并被法国教育部和法国科学中心确定为法国高等考试教材；《九月寓言》与作者分别被评为“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
张炜没有在已经取得的成就面前停止探索。就在中国文化界纷纷攘攘热烈讨论为什么伟大的时代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缺少振聋发聩的经典大家之时，中国作家出版社推出了著名小说家张炜的长篇新作《你在高原》。
《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0年度十大文化人物”，第一位是张炜。入选理由是：张炜历时20年所创作的450万字、10卷本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出版，被誉为2010年最大的文学事件之一，一枚重磅炸弹打破文坛多年的疲软与沉寂。有人将其形容为“一部可以忝列世界文学行列的巨著”。除了《中国教育报》外，《亚洲周刊》评选的“2010年全球华文十大小说”中，《你在高原》位列榜首。《出版人》杂志与搜狐读书频道联合主办的“2010中国书业年度评选”，因《你在高原》的品质把“年度作者奖”授予张炜；《人民日报》、人民网评选的2010年度“影响力十部书”，《你在高原》榜上有名；香港《大公报》综述2010年度“最值得珍藏的人与书”时，将张炜和《你在高原》置于首位。
张炜一时成为中国文坛众星拱月的人物，《你在高原》也成为众人推崇的新著。对这一切，张炜是如何看待的呢?
记者：《你在高原》引起巨大反响，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这部书主要想表达什么?
张炜：这部长书是我1988年开始写的，中间稍有耽搁，这22年基本上是做这个事情的。中国进入转型期之后，许多方面呈现出新的形势，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变化越来越惊人。其实一切并不突兀，许多现象追溯起来都是有深长的政治历史和文化源头的。我想写这100多年、特别是近几十年的中国变革，挖掘和展现一些细部和深处的真实状况。全书分为39卷，10个单元，约450万字，描述了较为重要的人物100余位。从地域上看以山东半岛地区为主，涉及到国内一些大中城市、平原乡村，还有同时期东西方国家的情况。从职业阶层上看包括了知识分子、政经人物、工人农民及其他各界。
如果读完这部450万字的书，读者或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主人公(宁伽)念着高原，亲眼看到了他的一个个朋友先后都去了高原，而他自己却一直没有离开，没有抵达。这是他心中的痛。看来生活中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从实处来说，当然是“你”在，而非“我”(宁伽)在。不言而喻，这也连带和包含了精神方面的诸多问题。
记者：与您以往的作品相比，《你在高原》这部作品在内容和艺术手法上有何新的突破?是否是一次大规模的文本实验?
张炜：《你在高原》与我以往的书全都不同，如果比作动物，它算是形体较大的那种。虽然不能说大的就一定是好的，但它实在是不同的生物品种、不同的器局。大动物和小动物的举止不同，活动空间不同。比如大动物都有一副平静的外表，却会在特别的时刻，表现出巨大的腾跃和冲决力：在远比过去阔大的空间里展示其截然不同的两极形态，是这一次的尝试。这涉及作品结构和美学品质等诸多问题，是专家才谈得清的。
记者：您潜心20多年创作这部巨著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动力是什么?为这部书您的付出和收获是什么?
张炜：虚构需要建立在强大实感的基础上。我在这20多年里走遍了山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有计划地对一些区域的城市乡村及山脉河流作了徒步勘察，记录了大量环境状态、民生资料，特别是城乡不同阶层的生存状态(数据)。这和从网络等传媒上了解情况是极为不同的，对整部书的写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个经历对我以后的创作也会构成某种基础。这期间我因病住过几次院，身体留下了长期的后遗症，但今天看仍然觉得很值得。
记者：您觉得这种创作状态是否适合这个时代的潮流?您是如何平衡现实利益和精神追求二者关系的?
张炜：当代文学的趋向是越来越娱乐化欲望化物质化，但仍然有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极左时期的作家一窝蜂去写阶级斗争，现在则是另一窝蜂，追逐物欲和感观刺激。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悲剧。清醒的作家不必去充当这个悲剧中的角色，而要写出心中的真实。如果一个作家的文学训练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十年了，那么这种坚持算是足够长了，对他来说无论是精神和艺术都只能往前走，而不是向后退。任何作家都会遭遇潮流，问题是怎样判断和应对这个潮流。
一个族群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践踏文明，没有信仰和正义，赚钱越多就越是粗鄙。人一旦堕落成纯粹的欲望动物，不但自然环境没法保护，其他的一切都谈不上了。真正的作家应该为人性、为所有的这些忧心，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记者：您觉得中国现在为何出不了大师级的文学大家和伟大的文学作品?根源在何处?
张炜：目前这样的状态下，出现了真正的大师我们也不会认识，因为时间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鉴别力。事实上我们在当下肯定和赞赏的，往往是应时的、比较浮浅的写作，深沉有力的精神和艺术之果极少有人看到。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都会有前因后果。比如说建国后的前几十年文学功利性太强，再加上极左文艺政策让作家大部分失去了创作权利，产生“大师”当然是谈不上的。近几十年社会走向物质化欲望化和实用主义，网络等现代传媒发达，人已经变得空前浮躁，这种环境要产生“大师”也是困难的。
文化成果尤其需要时间的积累，创造性的劳动更是需要空间的容纳。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我们都还缺少相应的必要的条件，所以作为创作个体，就要有极大的忍耐力和沉静心，有气量有包容力。
记者：您如何看待文化界盛行的庸俗、低俗和媚俗之风?
张炜：这绝不是文化界孤立存在的问题，而是社会大环境所决定的。二者互相推波助澜。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时期里，让文化界不庸俗不低俗不媚俗是不可能的。这其中有潜心创作追求远大目标的人，但他们的数量不会太多，声音也不会太大。
思考文化界，就首先要思考社会的大环境，大环境不改变，文化界自身的变化是没有多少可能性的。
记者：在文化产业化的趋势下，文学特别是高雅文学的命运将如何?
张炜：文化体制的改革当然是必须的。但这种改革并不意味着把一切推向自由市场算完。比如高雅文学就不可能产业化，而且所有的高雅艺术都不太可能以市场为导向，不然就是自毁一个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前程。事实上任何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简单化。任何事物都是向上难，向下易，低俗的娱乐从来都是有市场的，容易让人着迷。可以想象，如果让几亿人都坐在台下，咧着大嘴傻笑，我们这个民族就完了。
说到高雅文学的命运，我看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消亡；但是在一个素质低下、无信仰无精神追求的族群里，它也只能变得越来越孤傲、越来越悲愤，鲜有知音，最终成为民族文化构成中的稀有品种。可怕的是，这绝对不会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表征。如果文学到了这一步，伴随这个过程的，一定是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野蛮，不再适宜于人的生存了。
记者：中国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您对中国文学的现状和未来有何思考和建议?
张炜：文学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取决于整个社会气氛的改变。如果我们社会中的实用主义、一切向钱看、无公理无信义的倾向再发展下去，文学只会变得越来越低俗，不会有什么希望。当然我们仍然会有一些杰出的作家，但他们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泼到火上连一丝白烟都不会有。
但即便这样，我个人仍然赞叹孟子的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作家始终要有深沉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