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扫荡西方学术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更多表现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氛围和文化语境，并与大众文化对应契合，尤其在电视文化上，体现为一种带有后现代倾向的电视大众文化。其中，观众所喜爱的电视剧也成为这种文化的表征，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本文用后现代思想家吉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思想，分析了韩剧中体现的“微小叙事”，进而进一步解析了韩剧在我国热播的原因。
关键词： 后现代 大叙事 小叙事 韩剧
1.引言
“后现代”一词是用于区分于现代性，在哲学上后现代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时代，而是指一种有别于现代性的思想；正如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所言，“后现代”仅仅表示一种心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精神状态。［1］（P227）要谈后现代，我们首先要把其与现代性加以区分。“现代性”一词指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转型，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而且现代性还产生了一套规戒性制度、实践和话语，从而使它的统治合法化，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2］（P3）所以说，现代主义（Modernism）实质上是一套“共识法则”（rules of consensus），一切叙述知识只有经过它的认可，才能具有真理的价值，并且被人们所接受。这些共识法则源自17世纪的启蒙运动，认为理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它不仅能够发现科学真理，而且还能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克服矛盾和谬误，从而带来公正和社会进步，最终实现天下太平（universal peace）。而后现代则是一个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之崩溃为特征的“动乱时代”（Time of Trouble）。［3］（P8）这是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生活发生剧烈变化，到60年代西方的社会、文化领域又历经了革命性的巨变，是一个反叛传统权威和打破常规与界限的时代，面对这一“动乱时代”，一些理论家开始用“后现代”一词对此进行概括和评价，这一“后”文化反映了对现代性的反抗，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概念开始定型。
2.利奥塔的后现代思想
利奥塔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之一。他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是以理性、主体、启蒙主义和总体性追求为前提的。利奥塔所说的“后现代”指的是一种非传统的思想模式，是指尚未定型、尚未确定的存在，它们拒绝被定义、被整合，是对现存确定性的突破，是对总体性的拒绝。［4］（P18）利奥塔对现代性的批判是通过诠释学的文本解读的方式来进行的，并使用“叙事”（narrative）这个概念来解读时代文本。利奥塔把知识分为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在他看来，现代认识论的困境在于“叙事危机”带来的知识的合法化问题，并指出，后现代社会中知识状态的变化是与叙事危机和科学合法性危机的出现相一致的。在利奥塔看来，科学知识的合法化在于一条科学陈述要遵循某种规则，成为科学话语的一部分；而叙事知识包括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这体现了利奥塔所说的叙事的特点之一，即“叙事能够接纳多种语言形式，实施多种语言游戏的规则和标准”。［5］（P94）叙事知识的合法性在于叙事本身，因为人们将标准统一于叙事，叙事既表达对事物的认同，又含有标准，用来约束叙事的体系和人们的行为，这些话语从而获得合法化。而科学知识是一有效论证为基础的，为了真理而进行的陈述，不涉及规范社会行为的标准，而涉及知识与客观对象是否相符的问题，所以科学知识本身无法解决合法化问题，其合法化就建立在哲学或某种“大叙事”的基础上。利奥塔认为现代性的标志就是“大叙事”，而且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某些占主导地位的叙事，他把它们称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正是由宏大叙事构成的。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按照利奥塔的看法，就是以“科学知识的大叙事”、“思辨理性的大叙事”和“人性解放的大叙事”为标志的。这些大叙事确立了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在它们地影响下，现代人普遍把科学知识、思辨理性、人性解放当作人类的救星。［6］（P93）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利奥塔指出现代知识的三种状况：为使基础主义主张合法化而对元叙事的诉诸；作为合法化之必然后果的是非法化（delegitimation）和排他；对异质化的认识论律令和道德法律令的欲求。［7］（P216）进而，利奥塔把“后现代”看作是对元叙事的怀疑。他描绘了一种“后现代状况”，来标志宏大叙事和现代性之希望的终结，以及以往的总体化社会理论的和革命政治的不可能性。［8］（P35）并进一步指出后现代知识是反对元叙事和反基础主义的；他回避了宏大的合法化图示；拥护异质性、多元性和不断的革新，用于在参与者同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切实可行的局部规则和规范，因而拥护微观政治。［9］（P216）从而出现“微观叙事”和“小叙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哲学所说的“后现代”，主要不是指“时代”意义上的一个历史时期，而应该是指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以强调否定性、去中心化、破坏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拼贴、复制、解构以及多元性为基本特征的。总的看来，所有的后现代哲学理论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对现代主义的否定和批判，并致力于意义、同一性、中心、统一性的消解。这一思维方式在社会上的影响和表现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分析一下它对我国电视观众在选择电视剧上的影响和表现，从而也就不难理解韩剧在我国受欢迎的原因。
3.利奥塔后现代思想与韩剧的热播
如今，后现代思想不仅成为西方思想的主流，而且也席卷了全世界，这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后现代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涉及到我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艺术领域后现代主义相关的特征表现为：“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消解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消弥了；人们沉溺于折衷主义与符码混合之复杂风格之中。”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精英圈子中扩张出来，通过大众传媒的播撒和推销，进入了人们日常生活，媒体与通俗文化结合，构建大众俗文化。大众文化的潮流不断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塑造受众的情感和思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同时大众传媒不遗余力传播着大众文化，并与其紧密结合。［1０］（P31）随着后现代在全球范围、多重领域的影响，我国的大众传媒领域也呈现出很明显的后现代倾向。在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说法，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变体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的发展、商品化扩张、大众传媒迅速普及，使中国人处于后现代语境的包围之中，从而“草根”们涌现、民间艺术、民间艺人崭露头角、“非主流”和边缘人群受到社会关注。
随着科技和经济发展，传播途径更为先进，电视已经普及，并且由于电视视觉效果的强大影响力，而成为大众传播的主要途径，所以后现代的影响在电视文化中的表征也可窥见一斑。而在此之前，我国的电视媒体由于其“喉舌”性质，多年来一直把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教育、引导人民作为自身的主要职能，其体制属性决定了传媒话语的权威性。中央台《新闻联播》为代表的政治性新闻是主流传播模式，唯政治化、强调教化成为新闻传播的重要原则，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经济等领域的精英成为新闻中的主角。正如利奥塔在考查知识合法化时指出：人们在使用知识一词时，加入了做事能力与处事能力等意义，“它超出了确定并实施唯一的真理标准这个范围，扩展到了其他的标准，如效率标准（技术资格）、正义或幸福标准（伦理智慧）、音美和色美标准（听觉与视觉能力），等等。”［11］（P20）这些标准的合法化是由当时社会的“元叙事”来完成，而且叙事比较宽泛能包括神话故事、历史记载、诗歌文学、法律条文和科学理论，而在当今的信息技术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认为各种形式的电视节目也可算为一种。唯政治化、强调教化的原则不仅表现在新闻传播上，在大众传播的另一种形式，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更具影响力的方式――电视剧上，也有很明显的相似性。
中央电视台作为我国的主流媒体，占据了全国卫星转播节目的大部分，而电视剧因为具有生动的剧情和曲折的故事情节，比新闻节目拥有更多的观众；这是因为新闻比较枯燥、单一，更多地关注来自于对大政方针、国内外要闻、国际动态等感兴趣的人，而电视剧能吸引如青年、家庭主妇、文化层次较低人群等更多人目光，所以可以说比新闻更具有影响力。按照利奥塔的观点，元叙事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主流话语，但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主流话语又是由诸多种先后不同的相关元叙事构成，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相关元叙事的消长与替换。［１２］因此，我们认为每个时代、每个时期都有当时的“大叙事”，而且叙事形式具有多样性特点。所以，当电视节目如新闻中充斥着赋予教化、政治性的大叙事时，受到操纵的主流媒体所制作、播放的电视剧无疑也会反映当时的“元叙事”，并赋予相应的教化作用。央视播放的电视剧，除去港台制作的，或与港台合拍的片子，多是历史剧、伦理剧等我们所说的正剧，并与当时所宣传的思想、同时期的历史事件都有紧密地联系。
我们可以先来简略看一下央视一套和电视剧频道八套在晚间黄金段所播放的所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大体上，央视主要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1）歌颂伟人的杰出人物剧；如描写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生涯的大型青春剧《恰同学少年》，它讲述领袖的少年生活，开创了领袖偶像剧的先河，但深刻揭示了“学生应该怎样读书，教师应该怎样育人”这个与当今社会紧密相关的现实主题；《鉴真东渡》讲述了我国唐代赴日本传戒并首创日本律宗高僧鉴真大师历经磨难、矢志不渝、东渡扶桑的故事，颂扬了中日两国人民一衣带水的传统友谊，讴歌了鉴真大师传播交流中华文明功绩为人类和平、文明和进步所作出重要贡献；《大龙脉》一剧展现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实业家唐廷枢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这种“精英文化”体现了利奥塔所提出叙事的另一特点，“叙事通过讲述所在群体的祖先或英雄的故事，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具有正面的或反面的社会教育的作用。”［13］（P94）（2）与相应时期的历史事件的有关连续剧，具有警醒作并告诫人们勿忘历史。如以“重庆大轰炸”为背景的34集电视连续剧《记忆之城》，再现“十八梯惨案”的历史细节，以中国抗战史上最残酷的事件之一――“重庆大轰炸”为基础，全景式地展现了八年抗战中，歌颂中国人民宁死不屈的精神。（3）与古代历史或历史人物相关的历史剧。如《汉武大帝》、《雍正王朝》，影评家指出观看《雍正王朝》就等于学习了中国近代史。（4）一些电视剧主要反映某种社会现象。如关注青少年教育题材的电视剧《名校》，以一所著名中学在成立理科班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波折为线索，深刻思考当前独生子女教育乃至整个学校的教育问题。（5）道德、家庭伦理剧。如《孝子》，反映了我国传统的孝道，这也是我国儒、道教的经典叙事思想。（6）宣传国家利益、政府思想。如现实题材“国安剧”《国家机密》，生动反映“看不见的战线”上震憾人心的故事。该剧用艺术形式讴歌当代国安战线上的国安卫士恪尽职守、为国奉献的英雄主义精神，通过隐蔽战线上尖锐复杂的斗争，深刻地表现了这条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的精神境界、情感历程，以及在维护国家利益时的生死选择和无畏的牺牲精神；这种叙事维系了社会体制的合法性，也是利氏叙事的又一特点。（7）相关纪实系列剧。如《震撼世界的七日》就是在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之后而拍摄的，它再现感人的故事，升华生命的尊严，歌颂人性的光辉。以上只是对电视剧的一种粗略的划分，因为剧情所蕴含的教化作用基本上是相互渗透的，很难做出比较精确的分类，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着教育的意义，从而宣传着某种“大叙事”，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我国主流媒体所制作、播放的电视剧充斥着这些具有政治、伦理教化并反映时代特点的“宏大叙事”时，广大电视观众的对异质性、多样化需求便得不到满足，这便为一些“外来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韩剧在我国的流行与热播便说明了这一点。在我国播放的韩剧多反映了家庭生活或生活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小人物的情感、工作、生活，受到我国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比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讲述韩国一个典型的传统大家族的故事，这与我国一些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很相似，由于家庭成员很多，经常会有些磕磕碰碰，但正是在这些磕磕碰碰使我们体味到了宝贵的亲情；《看了又看》这部讲述家长里短、看似“婆婆妈妈”长达170集的电视剧，犹如其名真是让不少中国观众“看了又看”，虽然安排在深夜时段播出，可在该剧播出的3个多月里，却吸引了无数观众每晚守在电视机前看得有滋有味。据报道，喜欢这部戏的不仅有中老年观众，许多时尚的年轻人也成为该剧的忠实观众，它之所以如此吸引人，原因就在于它表现的是没有虚假矫饰的百分之百的平常生活。100多集的故事犹如小河淌水般静静流过，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也没有豪华的场景，说的是几对年轻人在追求理想爱情中的快乐和苦恼，婆媳之间、夫妻之间、妯娌之间相处中的矛盾和无奈，这些平淡朴素的琐事，却让人感到特别真切，就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处处流露出令人感动的亲情和温馨，其中蕴涵着很多做人的道理。虽然由于民族、国家、文化不同而难免存在着差异，但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一样充满了这些家长里短、三姑六婆的琐事吗？还有使我国街头巷尾都洋溢着“呼啦啦……呼啦啦”歌声的《大长今》，有人说它像家里熬了很久的汤，香浓而亲切，充满了家的味道。虽然是宫廷剧，却讲述了一个平凡女子的不平凡生活，宫廷中充满了种种险恶的明争暗斗，长今却凭着自己的聪颖、坚韧不拔最终在充满危险争斗的环境里生活下去，并获得了人们的尊重。我们再来看看韩剧《我叫金三顺》中塑造的另一名女性――没钱、没身材、没学历、没青春、没事业的29岁未婚的金三顺，虽然一无所有，但她顽强、堂堂正正、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以及不管水深火热都勇往直前的精神，而且你会发现她很是可爱，也许在我们周边也不乏此类“没女”，而你是否能像金三顺那样即使被生活欺骗了，被爱情伤害了，也不低头丧气，而是变得更勇敢、更坚强呢？此外，反映当代青年的生活、工作、爱情的《浪漫满屋》、《阁楼男女》等都广受欢迎，在此不一一累举，虽其中不乏唯美因素，但都讲述了普通人的平常生活，可谓是世间种种，市井百态。
从剧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韩剧都是讲述了小人物生活，虽然有些剧情很长但其内容无非就是一些家常理短的寻常事，而《大长今》虽然与当今日常生活无关，但它讲述的故事使我们看到成功并不是伟人的“专利”，这也正好站在了精英文化论的对立面。今年我国播出的50集国产电视连续剧《金婚》，据说就是为了抵御韩剧的热播而制作的；《金婚》主要讲述了一对普通夫妇的50年风雨历程，由于其涉及的内容以及相关的年代背景当今的很多中老年人都有着切身经历，很能引起共鸣，而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其极高的收视率，并囊括第1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和“电视连续剧银奖”四个大奖便是很好的说明。据悉，这是“白玉兰奖”设立以来，首次出现一部参赛片摘取四个奖项的情况。
这正与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使用“小叙事”这一概念相吻合，“小叙事”即是指知识分子的个人叙事，他所推崇的小叙事本身并不具有通向某种宏大精神的倾向性；小叙事是一个与元叙事截然对立的术语，但是关于这一点，利奥塔本人在这一术语的如何使用中并没有给出精准的定义。海外学者杨庆球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时，曾就对利奥塔的小叙事给出一个详尽的描述：利氏提出的“小叙事”，就是集合小众个体去争取或达成某一个目的。小叙事只为某时某地存在，一经达到目的后便自行解散，这些小群体能深入、个别地处理社会某一事件，无须依靠某一既定的普遍理论（即宏大叙事）来处理社会各种问题。［14］我们可以把“小叙事”简单地理解为个人叙事，在利奥塔看来，现代性的元叙事倾向于排他，并且倾向于欲求普遍的元律令。而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就是坚持倡扬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等因素，在我国播放的韩剧正集中反映了这一后现代特点。那么，按利奥塔的说法――我们正处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韩剧会受到我国广大电视受众的欢迎了。
4.结语
启蒙思想之前，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由上帝来定的，启蒙思想之后评价一切的标准由作为主体的人类代替上帝制定，所以我们可以用尼采（Friedrich NietzsCh）的名言“上帝死了”来总结现代性；而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之后，任何标准都没有了，正如利奥塔的“对元叙事的质疑”，这便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作为主体的人死了”。
后现代大众传播是西方社会的现实写照，这一问题在全球化的播撒中已经逐渐延伸至我国当代大众生活，同时利奥塔的理论也已经投射在我们的大众生活之中，其明显地表现在我国观众在消费文化作品时更偏好于那些表现“小叙事”作品，如本文所主要分析的电视连续剧；不仅仅如此，我国的大众传媒由于为了迎合观众的欣赏品位，也正在经历着从居高临下的单一教化、灌输到多元沟通的嬗变。有学者声称，当代我国传播学者面对的是一系列极其复杂的问题，除了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现代与后现代”问题外，我们自身也面临“现代性转型”问题。因此，大众传媒如何在弘扬我国“元叙事”的同时，又顾及到边缘的、局部的“小叙事”，就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层面，也是振兴我国影视业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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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２００７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