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统购统销研究综述
摘要1953年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粮食流通、票证制度、户籍制度等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甚至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这些影响还随处可见。因此,对于统购统销制度及其相关的制度的研究也从未停止过。为了使相关的研究者对统购统销相关制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作进一步的研究,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并对其形成初步的认识。
关键词统购统销 研究概况 总体评价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2-093-03
一、统购统销研究现状与文件综述
(一)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
陈云同志作为建国初国家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和统购统销制度的重要决策人之一,在其文选中多篇文章涉及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如1953年的《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4年《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1956年《克服统购包销中的弊病》等。薄一波同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也对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作了详尽的叙述。官方的观点认为,1953年前后的自然灾害、农民惜售、粮贩哄抬粮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导致消费量增大和工业发展需要等因素是导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主要原因。而且,粮贩哄抬物价不仅是人为导致粮食供求矛盾的主要原因,而且与当时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背道而驰,与社会主义路线背道而驰,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制止之。对陈云思想的研究者们也从不同方面证实了这一点,如唐文起结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江苏的贯彻实行论述了陈云的粮食统购统销思想,王瑞芳的《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通过对陈云粮食统购统销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系统叙述也对以上观点表示认同。
田锡全通过对河南省唐河县的资料研究,从一个特定角度展现了统购统销形成的历史。罗平汉通过票证勾勒了统购统销的历史。
但也有一些从其他侧面来分析统购统销政策形成原因的观点。徐建青认为,建国前期国家运用市价和牌价的市场机制来保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市价与牌价的并存又导致了运营成本的抬高,同时,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产生了矛盾,这也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和市场交易中的成本,因此,从制度选择上来说,国家必须选择统购统销制度来保障国家计划的执行。
(二)对统购统销制度的研究和评价
葛玲通过对政策演进过程中的统购统销制度分析,认为统购统销是一种偏向性制度设计,具有对农村的强制性和对城镇的保障性两个方面的特征,同时成为了1959-1961年农村饥荒的重要制度诱因。
而大多数学者认为,统购统销制度本身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当中发生了偏差,最终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刘兴周认为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也要讲究价值规律。
刘洋认为,统购统销政策更多的是“当时领导人全面掌握农业生产,掌握农村资源,管理和控制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统治经济思想”,而非完全为了工业发展积累资金。
卢锋认为统购统销是新中国初期工业化需要与当时经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对合作化高潮的形成及其向集体化运动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张树新、费迅也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促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
阎伟杰认为,统购统销政策不完全是为了工业积累,更与当时国家领导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学兵梳理了1953-1958年统购统销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指出虽然“统购统销的逻辑起点与意识形态无关”,决策者之所以实行这一政策,是力图在“国计”与“民生”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其最终的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农民,导致这一结果的真正原因是“政策失误、制度僵化”。
徐勇认为,“将土地、产品和劳动等经济资源赋予国家特性,并由此构造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是国家整合乡土社会的基础性机制。”但是,国家的强制性整合很难持续,相反,农民自发的行为最终改变了国家制度。
(三)统购统销与基础组织
有部分学者对统购统销实施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作了梳理和分析,认为基层党政机构组织的成功政治动员时保证政策实施的重要因素,如黄金魁《从党的社会动员能力看统购统销政策顺利实施的原因》、田锡全《基层党政机构、社会组织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1953-1957年的河南唐河县为中心》、徐向东《建国初期粮食统购统销中的政治动员》、张济顺《上海里弄:基础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等,同时,他们还认为,基层组织的组织和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
(四)统购统销与粮食流通体制
关于统购统销政策对粮食流通体制的影响,学者们大多认为统购统销政策严格控制了粮食的流通,一方面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提高,是一把双刃剑。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主要有:陈廷煊《建国以来粮食流通体制的演变》、崔小黎《粮食购销体制变迁与改革》、兰录平《中国粮食流通政策分析》、陈国庆《建国初期粮食流通体制的探讨》、李延东《建国初期我国粮食统购统销粮食供应体制研究》等。
(五)统购统销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
关于统购统销对于农业和农民的影响,各方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这一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基础,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高瑛、李岳云认为,国家使用行政力量导致粮食价格长期扭曲,市场机制在粮食供需调节上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得粮食产销各主体间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影响了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进而对我国的长期粮食安全造成了威胁。
陆云航则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政府通过统购统销制度将集体化农业内部的余粮都收购了以后,以很难在集体化农业内部对劳动投入形成有效的激励,从而证明了统购统销制度对农业和农民的损害。
张军认为,“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冲突的地方”,粮食统购是国家与农民间的利益博弈的产物,但由于这一政策的实行依靠的是国家强制力,因此,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农民的不幸。
(六)统购统销与工业化
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建国初,政府通过统购统销为主的一系列政策对工农业产品交换中采取的剪刀差政策迅速积累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工业的发展,也就是说,以牺牲农业来换取了工业的发展。如张培刚、方齐云《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农业》、巴志鹏《建国后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分析》、范子英《工业偏向、食物获取权与饥荒》、焦金波《统购统销:中国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许经勇《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资金积累问题的深層思考》、杨桂红利用经济学理论以云南省为例对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进行研究等都支持了这一观点。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崔小黎认为,从1953年前后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首先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而且并没有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由于城市化水平并不高,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始终可以兼顾农业”。武力通过对剪刀差的历史追溯和具体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从1953年到90年代初,“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和发展非农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