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擎爱国旗帜,,弘扬优良传统


  [摘 要]90年前,五卅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和群众性政党建设的实践源头。从五卅运动中汲取的宝贵历史经验,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关键词]五卅运动;爱国主义;群众路线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6-0032-03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和优良传统。90年前,因不堪忍受帝国主义的蛮横欺辱,亿万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怀着满腔的愤怒、赤诚的热血,掀起反帝、爱国的巨大浪潮,沉重地打击了侵略势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高擎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坚持群众路线的正确道路,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五卅运动中获取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新时期党领导中国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便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践踏。在上海这座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通过治外法权、领事裁判,租界早已成为“国中之国”,而代表帝国主义势力的工部局仍大肆越界筑路、抽捐赠税,并放任外国厂主盘剥奴役中国工人,引发市民群众的强烈不满。1925年初,反对租界越界筑路、反对工部局“四提案”和纱厂工人“二月罢工”等三股反帝潮流,成为五卅运动的前奏。5月,日商纱厂资本家残忍杀害顾正红,英国巡捕开枪镇压抗议民众酿成五卅惨案,激起国人无限愤慨,拉开五卅运动的序幕。此后,历经6月的高潮,至9月逐渐平复,五卅运动之声势不仅遍及全国,也引发全球关注,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大事件。而纵观前后,反帝和爱国始终是五卅运动无可置疑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成为各地、各阶层民众的普遍自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五卅运动为营造反帝爱国的舆论氛围赢得了时机。五卅之前,“废不平等条约”、“争主权”的呼声早已有之,但范围、影响有限。顾正红烈士的牺牲和五卅惨案的发生,将帝国主义的强权和蛮横直观地呈现在国人面前,大大促进了民族的觉醒。国人普遍认为,五卅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不平等条约所产生的必然结果”。[1]各类社团、集会不约而同地在其宣言、致电中强调“废不平等条约”、“争主权”。全国学总发表宣言:“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人民永无自由之余地。”[2]北京国民大会发表宣言强调:“夫为中国民族之独立与自由之害者,外国帝国主义历次强迫所订之不平等条约为最烈。此次英日帝国主义者惨杀同胞之兽行, 其明证也。”[3]上海学生联合会在致段祺瑞及各省电中表示,“国权沦丧,外侮频仍,推源祸始,皆在于不平等条约,五卅惨案,症结在此。”[4]这一系列的爱国宣传通过报刊、传单、演讲、集会等多种方式,深入各地、各阶层的民众中,甚至“波及于穷乡僻壤”。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收回治外法权等爱国主张,因五卅而“为一般群众所了解”。正如瞿秋白所说,五卅之前,“只有几千几万人知道帝国主义的罪恶, 知道国民革命的必要”,而五卅之后,“至少已经增加到几百万几千万人”[5]。
  第二,五卅运动为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五卅之前,反帝爱国运动仅及于少数革命分子。五卅运动唤醒了民众,凝聚了人心,使反帝爱国成为各地、各阶层群众的一致目标,在此基础上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从参与主体看,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上海地委、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全国学联、上海学联、上海各工会组织、各马路商联会、商总联会,以及各大团体均纷纷集会,制定反帝方案,并迅速形成以工人阶级为中心、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从影响范围看,五卅运动发端于上海,磅礴于全国。在短短3个月内,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300余个大中小城市、1700万民众投身“三罢”运动和反帝浪潮,建立起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第三,五卅运动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6]五卅运动中,北洋军阀在上海、南京、天津、青岛、济南、奉天(沈阳)等地逮捕和杀害工人、学生领袖、新闻记者,殴打群众,封闭工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激起各阶层民众的强烈愤怒,“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响遍全国,“推翻卖国政府”、“组织人民政府”[7]之要求成为民心所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迫害,也使得许多反帝运动的积极分子、骨干成员纷纷奔赴广东革命根据地参加革命,或报考广东革命军、进黄埔军校继续学习,或加入省港大罢工等,为国民革命提供了大量人员、干部储备。此外,五卅运动中,各阶层民众、各类组织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民主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例如,五卅前,上海有群众基础的工会仅有24个,“五卅”期间则增加到117个,有组织的罢工工人20多万人,[8]为之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工农运动蓬勃兴起,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如何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为无产阶级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成为共产党人面临的重要问题。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虹口召开,从党的理论探索、群众运动、组织建设等方面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答。随之而来的五卅运动,为党在群众运动和民主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贯彻践行群众路线开辟了新篇章。
  第一,中共四大制定“深入群众”的重要策略,成为党指导群众运动的总方针。会议确定了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并反复强调“深入群众”:一是深入群众,加强对群众的指导。《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强调,“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们共产党指导之下”,“力求深入群众”。《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对于青年运动议决案》明确,青年运动必须在党的指导下开展独立的活动。《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要求,“各地党部亟应设立妇女部”,专门负责妇女运动。二是深入群众,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对“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以致基础不固,完全经不得摧残”以及“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并制定了整顿宣传工作的具体措施。对于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的议决案也分别对加强面向不同群众的宣传教育作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三是深入群众,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共四大将党的组织建设上升到极端重要的高度。《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明确提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提出,“在工人群众中吸收党员已成为刻不可缓的工作”,并要求“真正深入群众”,着手开展工厂小组工作以及工会工作等。《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强调,“各地党部应注意介绍女党员”,“吸收妇女中进步分子组织无党的妇女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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