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赴欧洲开展党史资料征集和文化交流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参观中共六大会址，征集党的六大湘籍代表和湖南早期赴苏联留学人员的相关资料，开展“党的六大与湖南”专题研究，加强和推进湖南党史部门与俄罗斯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有关资料的交流共享。
2018年6月26日中午，我们从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下飞机后，经与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沟通，直接驱车前往莫斯科市郊外的五一村公园街18号中共六大会址展览馆，找寻9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留下的光辉足迹，领悟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大浪淘沙的深邃意涵。
我们到来后，得到了展览馆马先军馆长的热情接待。在座谈和参观中，马先军馆长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中共六大召开的历史背景、筹备过程、出席六大的重要人物以及六大会址展览馆的修复经过。
中共六大，一次最为惊险曲折的非常党代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极其秘密、极其严峻的条件下举行的一次最为惊险曲折的非常党代会，是在我们党走过的97年历程中唯一一次在境外秘密召开的党代会，也是唯一一次代表从报到之日起就不再使用自己的名字、一律用代表编号相互称呼姓名的党代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残暴镇压，以及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让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在这紧要关头，我们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此时的国内已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之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将于1928年春夏期间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参加上述会议，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最后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大多是国民党政府通缉的对象，从1928年4月下旬起，他们中小部分从上海乘船经海参崴到莫斯科，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经陆路绕道满洲里、绥芬河等出境去莫斯科的。一路上，代表们冒着被国民党抓捕的危险，乔装打扮，历经千辛万苦，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历时一个多月，于1928年6月中旬秘密分批抵达莫斯科。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大会筹备组还专门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抽调了部分俄语功底好的中国留学生担负大会筹备组的工作，会议材料也多是由中山大学教授依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拟定的。1928年6月12日，斯大林在绝密条件下接见了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邓中夏等中共主要负责人，长时间地讨论了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西南郊外的五一村公园街18号这座警卫森严的庄园里秘密举行。“在中国人民饱受磨难的时候，在中国革命最艱难的关头，来自中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代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俄罗斯人民和国际组织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远涉万里来到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六大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上，如此感慨。
中共六大，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代会
中共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党的建设和发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湘籍代表20多人，有选举权的代表为84人，代表全国4万多党员。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参加了大会。参加开幕大会的还有少共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报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和《军事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由23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虽然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他领导的工农武装正在中国坚持斗争，受到大会高度重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这次大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历时24天。大会讨论的问题比较充分，气氛非常民主，代表们可以对讨论的问题充分发表意见，还可以争论。所以说，党的六大通过的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18项重要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都是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成果。
这次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制定了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大会明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大会明确指出，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转变，发展革命力量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