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化：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新趋向
［关键词］ 全球化；民族国家；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
［摘 要］ 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日益面临全球化的挑战。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某些职能与角色正备受冲击，另一方面则是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行为体的地位与作用日显其重，但基于对民族国家内在的适应性和不可替代性、公民社会脆弱的独立性及对国家的依赖性的考虑，西方学者大多肯定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的地位与作用，承认全球化在打破国家与社会的传统边界和力量均衡的同时，也使两者合作与冲突的机会相应增加。在他们看来，欲求两者间和谐与健康的关系模式，必须在国家和公民社会这两个支点上同时着力，进行双向的、多维的良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 D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06）10-0066-07
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现象，也是一种理论范式。如何认识全球化对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挑战与冲击，并在理论上有所回应，这是当代学者思考的焦点。西方理论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理论论争并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方以国家为中心，侧重思考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的地位与作用；一方以社会为基点，主要关注全球层面中公民社会的角色与功能变迁。本文以这些理论论争为背景，试图梳理并解析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变迁及重构。
一、解构抑或重构：民族国家的未来走向
对于全球化，尽管人们有这样或那样的认识，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争的：全球化业已深刻影响并势必继续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而这一影响的产生首先是由全球化牵动国家变化而引起的。正如阿尔布劳所说：“在一个个人活动曾经如此长久地受到有关民族国家的理想激励的世界中，在一个日常生活受到国家如此多的干预的世界中，在一个由国家规范和调控社会生活的世界中，对于个人来说，由它（指国家）的变革带来的后果是深刻的。”［1］（P101）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日益明显。民族国家的命运，成了晚近西方理论界争论的主要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全球化逐渐使国家丧失了以往对各种社会力量的控制，国家权威日渐弱化，成为“无中心的虚体力量”，正走向终结之路，［1］（P102）以市场和社会为主导的崭新的“治理时代”已浮现在地平线上。［2］（P5）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国家并非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是“全球化的主要促进因素”。［3］（P3）甚至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只是“未完成的国家”，［4］（P118）换句话说，全球化“本质上不应被视为国家主权的削弱过程。恰恰相反，它本质上正是当今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范围得以扩张的主要条件”。［5］（P6）显然，这些观点或者肯定社会力量的重要，并确信其有能力参与甚至取代国家进行治理，或者承认全球化对部分国家职能的弱化，但仍认为国家的作用不可代替，只不过需要一个转型和重构的过程，或者认为国家原本就是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全球化进程不仅没有削弱国家，反而使民族国家的疆域扩展，使国家权力延伸到全球层面。我们可以暂且将这些观点相应称为“终结论”、“重构论”和“扩张论”。
相比较而言，“国家终结论”的声音更响亮一些。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资本力量迅猛增长，一度萧条的货币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政策再度复兴，福利国家政策困境重重。国家的终结似乎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趋势。对此，杰克逊率先提出了“半国家”理论，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只拥有一种法律意义上的主权，只能算是半个国家。［6］（P30）在保守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市场化和私有化思潮的推动下，“国家终结论”迅速流行开来。持相近观点的迪特根认为，由于全球化制约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性；传统意义的“社会”不断拓展，社会的世界替代了国家的世界；冷战的结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民族国家存在的价值，国家已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尽头。［7］大前研义则提出四个“I”理论来证明这一点：从Investment、Industry、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Individual Consumers四个方面来看，由于国界作用的消失，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它们作为当今无国界的全球经济中有意义的参与成员的作用”。［8］（P11）这些主张把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这对矛盾推向极致，却有意掩盖了国际资本扩张背后的利益与权力之争，正如赫斯特和汤普森所注意到的，国家终结论代表了保守自由主义的理论诉求与现实需要，其根基实际上是反政治的自由主义。［9］（P176）有趣的是，持“国家终结论”的除保守自由主义者以外，还有一些左派人士如哈贝马斯等。当然，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市场与全球资本毕竟代表着罪恶的力量，它们无视国家或地方的利益，肆意妄为，结果只能是：政治权威沦为资本的阶下囚，政府臣服于市场。
必须看到，自由主义者也好，左派也好，其“国家终结论”都难逃片面的嫌疑：要么过分夸大了全球化的现实，要么把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视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要么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希望全球化带来整个世界福利的共同增长，甚至于某种制度主义的普及、某种社会理论的传播。
“超越国家论”和“世界国家论”是“国家终结论”的另一版本。在桑托斯看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一些传统的国家或次国家集体行动形式下降的同时，一些新的集体行动形式却随之产生，这些行动形式分布于从地方至全球各个层面，拥有新的权力，占据新的领域，开始替代国家行使职能。［10］（P77-90）而另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由全球化所导致的国家主权的萎缩只会导致一个结果：世界国家的出现。在改造现有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国际法的基础上，完全有可能建立世界国家或世界政府。一些区域国家（regional state）是向世界国家过渡的必要阶段，欧盟为其典范。如此一来，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反而成为走向世界国家进程的主要障碍。意大利学者奥雷利奥·佩西尖锐地提出：“在人类全球帝国时代，通向人类解放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国家主权原则，它作为人类政治制度的基础，根深蒂固，已成为文化发展停滞和因此陷入困境的典型病症。”［11］（P183-184）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主张同样毫不容情：在全球化进程下，“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权。”［12］（P217）显然，这些主张代表着人类的一种理想，因为世界国家的思想自古有之，但全球化是否为世界国家的到来提供了历史契机实难定论。与“国家终结论”一样，“世界国家论”也遭到了理论界各方的批判。
“新帝国主义”则是“世界国家论”的变种。新帝国主义以主权相对论、主权消逝论为基调，倡导霸权政治和单极世界，为干涉其他主权国家内部事务提供依据。美国学者特里·戴贝尔认为，“禁止干涉内政已成为国家主权基础上的旧制度因素”，“美国和国际组织应该参与被人们通常认为是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13］（P66）另一位学者斯蒂芬·斯特德曼也主张，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必然会影响到国际安全问题，积极的国家干预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秩序所必需的，“主权不再是建立国际秩序的工具，而是对国际行动的一种政治上的限制。”［13］（P66）这些新帝国论者将超级强国想当然地奉为国际法官和世界警察，允其裁定规则并提供所谓的“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