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缺口模型”在很长时间内被作为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两缺口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两缺口现象在中国并不典型,但技术溢出效应明显。本文认为“利用外资”已成为一个历史概念,在技术硬约束前提下,解决过度外汇储备的出路是彻底转变观念,放弃“利用外资”概念与指导思想,全面建立“投资促进”理念,从国家层面上调整机构、法律与政策,使中国站在更高层次,全面参与到国际资本整体运动与循环中去。
[关键词]两缺口模型 “利用外资” 转变 “投资促进”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9)04-0053-06
[基金项目]本文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32022)。
[作者简介]章昌裕(1954—),北京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研究方向:经济学、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
一、“两缺口模型”及其实质
1.“两缺口模型”的基本概念
“两缺口模型(Two Shortage Model,亦称 Two-Gap Model)”源自于宏观经济学开放经济均衡模型,基本方程式为: S-I=X-M,式中S-I是投资储蓄差,M-X是进出口差。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Chenery. H)和斯特劳特(Strout.A)在综合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R.Rodan)等人的“储蓄缺口理论”,和巴拉萨(Ballasa.B)与麦金龙(Mckinnon.R)等人的 “外汇缺口理论”基础上,将这一方程式概括为“两缺口模型”,其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储蓄和外汇供给与发展计划目标所需要的资源之间通常存在着缺口,如果国内S
“两缺口模型”被概括出后,在很长时间内,人们以此来论证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重要意义,并将其作为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理论基础。值得指出的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在《国外援助与经济发展》(1966)一文中讨论的引进外资,主要指的是利用国际发展援助,其理由是国际发展援助从本质上看仍属于国际资本运动,引进国外援助资金同样属于利用外资①。在这篇文章中,钱纳里和斯特罗特首先将“资源和发展的限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熟练技术和组织能力,第二,国内储蓄,第三,进口的商品和劳务。他们认为,这些生产要素及时供给与否,体现为对经济发展的各种限制,并且在任何时点上,这些要素供给对经济增长的限制都是不同的。在只有第一、第二种资源限制的情况下,会出现“投资有限增长”,在三种资源限制下,会出现“贸易有限增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依赖外部资源来解决上述三种资源约束,从而提高他们的人均收入。并且,有效地运用国外援助以取得迅速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已经在过去10年中由希腊、以色列和菲律宾等国充分展示出来。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援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国外援助投资不断增长,增补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当投资达到足以保持目标增长率水平的时候,该阶段结束;第二阶段,GNP达到目标增长率并在目标增长率的限制下,国民生产总值和投资随着决定于投资与储蓄之差的国外援助以不变的比率上升;第三阶段,在既定的目标增长率下,资本输入超过储蓄缺口的需要,出口增长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比率,或者边际进口率在实际上低于最初的平均数,该阶段国外资本决定于进口需要和出口需要之间的累计差额。可见,该文虽然详细论述了储蓄与外汇缺口下国外援助决定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但这一关系是基于技术约束之下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时,技术是重要资源和主要约束,引进外资不仅克服了国内储蓄、进口商品和劳务的不足,而且“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国外援助获得技术人才和技术转让”,“国外援助不仅加快增长速度,而且实际上大大加强了运用自己资源以争取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他们在分析引进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时,不仅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外汇的不足,而且强调了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①。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两缺口模型”的实质是一个技术约束下的模型。两缺口的存在,不过是技术约束的货币表现。由于技术约束,一方面,国内研发要有高风险投资,需要国内有储蓄支持,另一方面,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需要高额外汇支持。外资提供的货币资金支持可以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源于二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引起生产力各要素变革,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的同时,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结构变化,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世界货币金融关系变化、生产要素国际运动加快与出现经济全球化趋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罗伯特·索洛(R.M. Solow)、斯旺(Swan)为代表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罗默(Romer.P)、卢卡斯(Lucas.R)、阿罗(K.J. Arrow)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修正,建立了新增长理论,这些理论都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源泉(罗默,1986),技术进步还存在着在溢出效应(阿罗,1962),从而使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实现“干中学”②。“两缺口模型”与增长理论出现于同一时代,尽管分析角度不同,但都强调了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一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正是其实质所在。
二、中国利用外资的“两缺口模型”检验
(一)中国“两缺口模型”检验
依据“两缺口模型”的基本界定,统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两缺口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的投资-储蓄缺口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1988年(其中1984年除外),特点是时间不长,缺口不大,1989年后开始出现储蓄剩余,且越来越大;外汇缺口出现的时间、特点与储蓄缺口基本一致(1984～1989年)。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短暂两缺口,属于阶段性现象,其原因一是特殊历史遗留问题所致,二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逐渐放松管制,民间投资(包括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成为政府投资之外的新生固定资产投资主体,使国内投资扩大,而当时收入分配改革尚未开始或刚刚起步,所以储蓄率较低,从而形成投资与储蓄缺口;在外汇方面,由于加工贸易与补偿贸易起步较早,大量引进国外家用电器生产线等设备,造成进口激增,从而出现外汇缺口。通过表1可以说明,两缺口现象在中国并不典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传统“两缺口模型”在中国就已不复存在,而是走向其反面,即双盈余,很多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两缺口悖论”。
(二)中国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检验
技术溢出指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先进技术拥有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跨国公司是当代国际投资的主要承担者,当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被东道国竞争企业复制或学习扩散后即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很多西方学者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外溢效应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Besant和Fikkert (1996) 利用1974～1982年印度的数据,估算了研发开支、技术购买、国内和国际的研发溢出对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溢出是印度当地厂商研发的重要的补充;Borenstein(1998)利用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间跨国公司投资资料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促进技术转移产生正面效果,其重要性高于国内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