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中关于全民公决相关表述回顾（1919—1990）
[摘 要]美国在20世纪初尤其是在一战之后开始深度介入世界事务。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倚重传统的军事和制裁手段之外，最大特色就是充分利用了地区问题中重要的全民公决事件进行对外干预。本文着眼于美国利用全民公决进行外交干预的现状，简单回顾了一战以来至苏联解体这段时间美国官方外交政策中对于全民公决的相关表述。
[关键词]全民公决；美国外交；自决权；对外干预
美国独特的起源、建立与发展轨迹决定了美国有着十字军般向外输出本国价值观的天性。一战后，世界形势和美国地位的提升让美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自身的制度和思想优越性，虽然存在制约力量，但事实证明美国的手已经伸向世界。同时在美国向外输出民主的过程中，其手段和策略也在与时俱进。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展现独特价值的全民公决就为美国所用，成为其在传统的军事和制裁手段之外的一种新策略。
全民公决是作为自决权的一种实现方式而产生的，但因其正式出现之后的影响力和出镜率之高，从而常常被列为单独的一类事件。同时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对其理解和做法也是花样繁多。因而如果要通过这一视角分析美国外交，就必须先从美国认可的“自决权”入手。
美国人认可“自决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建国前，其最初的“自决权”主要是指英属北美殖民地在英帝国框架内具有高度独立的地位，能够自我管理与发展。这一思想在美国的建国及后来的发展中，又逐步增添了人生而平等、人民主权等元素，成为美国国家价值体系中的一环，故而在美国向世界推广其制度与思想时也自然地被带入到外交实践中。
一战之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空前提高，迫使其外交迎来了大转型，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适时借助了自决权思想来拓展符合美国精神与利益的全民公决战略：“当在涉及世界和平与世界人民自由的时候，中立已经不再是一种可取的方法，对和平与自由的威胁在于世界上存在一些专制政府，他们的行为受到有组织的势力的支持”，“除非他们（专制政府）与民主国家合作，否则持续的、稳定的和平就永远不会到来”。1917年，他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将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别的国家和人民”。之后的“十四点原则”则具体体现了威尔逊版的自决权理论：地区事务由地区住民自己决定；处理殖民地问题时兼顾殖民地人民与殖民政府；民族自治等等。虽然学界已经普遍认可威尔逊的表述中包含了现代自决权原则的核心内容，但从战后形势来看，威尔逊倡导的自决权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干预的理论工具，“公投”作为自决权的表现形式更多是被战胜国用来“合法”瓜分战利品和重新分配欧洲民族版图的外交手段。相比于同时期列宁提出的自决权原则，威尔逊的理论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和资本主义色彩。列宁提出：“无条件地承认争取民族自决的自由的斗争。”在讲到自决权的内涵时，列宁强调：“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并不就等于分离、分裂、建立小国，他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显然列宁的自决权更尊重各民族联合与分离的自由，威尔逊则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
一战后至二战前，孤立主义思潮控制了美国。在外交上，美国谨小慎微。而在美国卷入二战后，国际形势迫使美国的外交战略再度转变。而后随着冷战的展开和非殖民化的兴起，全民公决手段再一次回归到美国外交的政策选择中。但需要注意的是，冷战期间全民公决作为美国对外干预的手段仍待成熟，但也正是伴随着冷战，美国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相比于共产主义的高度集权、强烈的意识形态宣传和对资本主义一棍子打扁的批判，美国所鼓吹的自由、民主、以及全民公决决定国家事务的方式显然更加符合大多数新兴国家中精英阶层的胃口。这也就部分导致了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大部分走的还是西方化的民主进程。
这种经验积累的过程还反映在白宫施政战略的发展。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于1953年提出要通过“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来从内部搞垮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政策”；肯尼迪任内一方面提出通过“和平竞赛”，“制度演变”来改变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鼓吹派遣“和平队”、成立“争取进步联盟”来向发展中国家渗透等等。卡特政府时期更是明确提出人权外交口号，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里根上台后对苏联推行强硬的新遏制战略，但同时仍然沿用了卡特留下的“人权牌”。其任内先后促成了海地独裁者杜瓦利埃的倒台、菲律宾马科斯家族和军人政府的瓦解以及韩国全斗焕专制政权的崩溃。老布什政府的“超越遏制”战略，将推动“改革，政治多元化”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催化了苏联的解体。
可见，美国以“自由、民主”为掩护、以公决为手段、以武力为后盾，在冷战期间积累了使用全民公决这类手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魏贻恒著：《全民公决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Arthur Roy Leonard，ed.，“War Addresses of Woodrow”，Wilson，Boston，Ginn and Company Press，1918；
[3][美]亨利·基辛格著：《大外交》，顾淑磐、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4]《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