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俄关系史研究
中国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始于清末,进入20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上半叶,中俄关系史研究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展。1949年后50年的发展过程大起大落,在50、60年代沉寂多时之后,于70年代成为一门显学,80年代开始走向成熟。现将近百年来的研究状况及主要成果分述如下。
一
俄国是中国最大的邻邦,两国间的交往可以上溯至17世纪,两国间的边界线是世界上最长的,领土与经济纠纷也最多。所以在外患频仍政局动荡的20世纪初至1949年,中国学术界在清末研究的基础上,开始重视中俄关系史的研究,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出版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8类。
第一类是含有中俄关系内容的外交史著作,约有30余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曾友豪的《中国外交史》、吕振羽的《中国外交问题》、李思纯的《中国近代外交失败史》、王正廷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张忠绂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夏天的《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等。
第二类是中俄关系史的专门著作,约有20多种。其中分量较重的有:鲁鸿琛、任家丰的《中俄外交沿革史》、陈登元的《中俄关系述略》、佚名的《俄清外交问题》、陈博文的《中俄外交史》、文公直的《中俄问题全部之研究》和《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何汉文的《中俄外交史》、田鹏的《中俄邦交之研究》、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佚名的《中俄外交经过及其史料》等。
第三类是有关中俄之间所订立条约的专辑,主要有:宪法新闻社编《中俄立约始末记》、外交部条约司编《中俄约章》、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编《中俄条约(十一种)》、外交部政务司编《中俄草约》和《修改俄约研究书》等。
第四类是专谈中俄边界问题的著述,主要有:陈崇祖的《中俄划界刍言》、佚名的《中俄国界述要》、魏声和的《中俄界碑表》、赵春芳的《黑水洲中俄疆界表》,以及油印本的《勘正中俄国界要指》、《界务研究问题答案汇记》和《拟中俄疆界应预测之地点及应实地观察之地方》等。
第五类是有关经济贸易方面的著述。专门谈中俄经济贸易关系的仅有刘选民的《中俄早期贸易考》(《燕京学报》抽印本),以及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编写的《伯利商业状况》。在论述中外经贸关系时涉及中俄经贸关系的主要有:高叔平、丁雨山的《外人在华投资之过去与现在》,谢家荣、朱敏章的《外人在华矿业之投资》,黄阴莱的《中国国民经济在条约上所受之束缚》,武干的《中国国际贸易史》,民国立法院秘书处统计科编《近世中国国外贸易》等。
第六类是专谈中东铁路问题的著述,主要有:金士宣编《中国东北铁路问题汇编》、东省铁路公司编辑委员会编《东省铁路沿革史》、民国工商部工商访问局编《中东铁路问题》、雷殷的《中东路问题》、傅角今的《中东铁路问题之研究》、李荣达的《中东铁路问题的检讨》、鲍亦蜚的《中东路交涉史》、曾志陵的《中东路交涉史》、高良佐的《中东铁路与远东问题》等。
第七类是涉及中日俄等多国关系的著述,为数较少,主要有:陈复光的《日俄冲突与中国》、佚名的《中国国境驻扎外兵案》、严兴的《东北各省中的国际关系》、方乐天的《东北国际外交》等。
第八类是专谈东北、新疆及蒙古同俄国交涉问题的著述,主要有:秦岱源的《东陲纪闻》、李廷玉的《东三省边务辑要》、石荣賞的《库页岛志略》、周传儒的《西伯利亚开发史》、佚名的《中俄边情》、汪宇平的《东北边防形势论》、民国外交部政务司编《研究俄约关于江左旗屯问题议案》、林唯刚的《俄蒙交涉始末之真相》、民国外交部吉林交涉署编《中俄蒙古交涉节略》、毕桂芳辑《外蒙交涉始末记》、陈的《蒙事随笔》、吴棣的《西疆交涉志要》、张廷骧的《不远复斋见闻杂志》等。
此外,还有诸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国耻史、近代外祸史等含有沙皇俄国对中国侵略扩张内容的著作三四十种。
五四运动前后和20、30年代,学者们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今天比较易于查阅的有60余篇,主要有:葛启扬的《尼布楚条约以前俄国交通中国记》、陈翔冰的《清初之中俄外交关系》、韩儒林的《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记》、张维华的《清初平定喀准两部时之中俄关系》和《康熙初年用兵黑龙江之前一幕》、袁天籁的《中俄交涉史略》、曾庆锡的《中俄界记蹙地考》、吴其玉的《清季收回伊犁交涉》、罗的《中俄伊犁交涉始末》、陈嗣初的《中俄伊犁交涉始末》、何希宗的《中俄东北西北沿边国境研究史料》、刘熊祥的《清季十年之联俄政策》、沈的《四十余年前之联俄外交》、忏庵的《洪文卿之中俄争界图与李少荃》、韩叔信的《俄领西土耳其斯坦与中国在历史上之关系》、杨绍震的《庚子年中俄在东三省之冲突及其结果》、王芸生的《中俄密约辨伪》、唐际清的《俄租旅顺大连时李鸿章张荫桓受贿之证据》、刘伯奎的《李鸿章与中俄密约》、王的《李鸿章的联俄政策》、罗应荣的《中俄蒙的接触与清代的理藩政策》、王之相的《中俄陆路通商关系之历史上变迁》、赵泉澄的《"俄领事新疆商务报告"之发现》、张玉金的《俄罗斯馆始末记》等等。此外,《史料旬刊》、《文献论丛》等杂志刊布了少量有关中俄交涉的档案史料,一些刊物还发表了少量有关中俄关系史的译文。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结束了封建帝制,社会状况发生明显变化。民国时期学术界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指导思想较之清代都有明显不同。清代的官修文献多为关于中俄关系史事的记述,私家著述多为中俄关系史实的考辨。民国期间,由于各派军阀连年混战,政府首脑频繁易人,除外交部门编辑少量的条约集外,几乎没有什么官修文献,倒是私家著述较之清代多了起来。而且摆脱了只重考据的清人旧习,不仅仅局限于史实的考辨,更着眼于全面的研究和综合的分析。在这近40年里,不少学者对中俄关系史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些具有相当水平的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早在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以下出版者用简称)代发行的刘彦著《中国近时外交史》,以后又经作者修改补充改名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于1918年由太平洋书店出版。其他还有曾友豪著《中国外交史》(商务,1928)、文公直著《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新光,1929)、何汉文著《中俄外交史》(中华,1935),以及陈复光著《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大学,1947)等。总起来看,这些作者虽然谈不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大多数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客观描述了中俄两国间的关系,初步勾勒了中俄关系史的框架,基本确立了中俄关系史的研究体系,并且提出了清人所末提出的新观点,订正了某些存在讹误的史实。特别是有些学者从中俄两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出发,兼顾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对中俄两国关系的影响,把中俄关系放在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落后国家扩张掠夺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避免了简单化与片面性,同时又注意到中俄两国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因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其中最典型的是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
陈复光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后又从事国际关系研究达20余年,思维方式与研究手段均为同辈人之翘楚。陈复光的这部力作,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上至中俄两国的早期接触,下迄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系统论述了中俄两国间外交、军事、经济等诸方面的关系,并且深刻揭示了沙俄对华侵略的手段。该书还将征引的大量中外文书目附于各章节之后,为后人查阅提供了方便。总之,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不但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在今天看来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然而,民国时期的学者因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错误观点,主要是对沙俄政府对华政策的本质认识模糊。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沙俄与西方列强争夺的重点始终在欧洲,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则无暇顾及,即便有侵略行径也是受到英、法等国在远东争夺的"刺激"而采取的,或者是沙俄地方军政官员和哥萨克头目的个人行为。如刘彦认为:"彼得大帝以发扬国威,扩张领地为主义,然仅行其主义于欧西,不稍施于极东。"又说:"俄国女皇加他邻二世在位,专意分割波兰与扩张领土于黑海方面,不暇远顾东方。"(《中国近时外交史》,第67、72页)陈博文则认为:"迨道光二十二年我国与英订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美法诸国亦均乘隙而至,以争远东之利益。俄人受英法此刺激,东侵之志乃忍无可忍矣。"(《中俄外交史》,商务,1928,第20页)《中俄外交经过及其史料》一书中也有同样的看法:"鸦片战后,我国与英订南京条约,美法诸国乘隙而至,以争远东之利益,俄人受此刺激遂启东侵之志。"(广东,1929,第6页)何汉文认为沙俄对东方的侵略扩张,"只是一种私人的行动,事先并没有经政府的命令和允许。"(《中俄外交史》,第61页)陈复光居然提出了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与其谓为帝俄对华之既定政策,勿宁谓为木哩斐岳福(穆拉维约夫)个人对华侵略政策较为当也"的论调(《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104页)。由以上错误认识,又得出了沙皇俄国对中国采取的是积极扩展商贸关系的和平友好政策这样一个结论。如刘泽荣认为:"俄国之企求具有积极之性质,且更具有一种原素--俄国力求巩固的及正式的通商关系。"(《故宫俄文史料》,北平,1936,第6页)陈复光也认为,尽管沙俄向东方的扩张必然要与中国发生冲突,"但俄廷主旨,仍在扩张商务,始终末尝放弃其对华之友好政策。"(《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23页)上述种种违背史实的错误认识和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扩张成性的沙俄政府领土侵占与经济掠夺并重的对华政策本质。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固然囿于这些学者的世界观及历史局限性。但还应看到,他们在参阅外文著作时,受到沙俄扩张主义分子及欧美学者观点的影响,甚至全盘接受。并非他们有意歪曲,因而不应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