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领导与多元社会治理结构
内容摘要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与政党紧密相联系。集领导党与执政党于一体的政治制度具有优势，它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多元发展带来党的执政环境的巨大变化，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完善社会治理结构。党的领导方式科学化是完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完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必须大力培育社会力量，社会层面的力量强弱决定着社会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
关键词 领导党 执政党 多元发展 社会治理结构 社会力量
作者 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1）
基金项目 201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研究”（10JZD0001）
加强社会管理是最近几年里党中央高度重视的问题。在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现实要求下，认真研究坚持党的领导与完善社会治理结构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党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党在完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既要遵循执政规律，又要符合社会自身的规律。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紧密相联系。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
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国家兴起的治理理论，成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和实践追求。治理理论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关系的探讨，并未包括与执政党的关系。将社会治理与执政党相联系，是中国国情下的一个特色话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党、政府、社会具有利益高度一致的同质性，社会治理离不开执政党的作用发挥。
在中国，社会治理之所以与政党紧密相联系，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是领导党。集执政与领导于一体，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以及政治运作的特色。这样的特色是历史形成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从时间上看要早于执政党地位的确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突出强调革命领导权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建国的过程中，中共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经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以联合政府形式建立的新政权中，中共占据着领导地位。从历史文献看，建国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共领导人报告和党的文件中对党的定位使用的是“领导党”提法，基本不用“执政党”提法。明确提出和正式使用“执政党”提法是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会议上。①中国政治发展的这样一条特殊轨迹，突出了核心政党在国家建立和社会重建中的显著作用。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 ]。这就向全国传递了一个重要讯息：中国共产党居于社会的领导地位。
集领导党与执政党于一体的政治制度具有优势，它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革命到建设，伴随着社会的重建和秩序的再造，中共在革命中树立起来的权威使它获得了“领导党”的民众认同，并由此确立了执政党、国家、社会的利益连为一体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政权中的执政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相统一，既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也有助于避免利益纷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共影响力的社会效果（包括取得成绩的正效果和导致曲折的负效果）与其说是决定于它的执政党地位，毋宁说是决定于它的领导党地位。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不成功的教训都告诉我们，社会的治理离不开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正确，社会就得到健康发展；领导错误，社会就遭遇曲折和失败。
充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优势，必须科学处理党的领导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党的领导是历史形成的中国国情，是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安排。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被提到事关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高度加以强调，有其内在的道理。然而，社会治理有着自身的规律，有效的社会治理必须建立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集领导党与执政党于一身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切实按照规律办事，科学配置资源，健全完善结构和机制，才能发挥好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社会多元发展与党的执政环境的变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在阐述执政理论体系时，提出要研究“执政环境”。这个概念很重要。执政环境就是执政党身处的政治生态，十一届三中全会选择走一条新的道路，政治生态的变化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的多元发展。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就业渠道、社会阶层、利益群体以及生活方式，都在社会转型中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变动的中国以多元发展显现了活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面临诸多新问题。”[2 ]这样一种多元发展，要求党在执政实践中寻求和探索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社会多元发展是促使党的执政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多元化、多层化有关。比如，经济上有发挥公有制主体作用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关系，文化上有弘扬主旋律与发展多样性的关系，政治上有坚持指导思想主导地位与选择自主性的关系，思想上有引领社会思潮与价值取向多元的关系，等等。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些关系，从根本上看，都涉及到党的领导与社会多元治理结构的问题。
党的执政由于社会多元发展发生了哪些政治生态的变化？第一，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使党的利益代表性变得复杂化了。“两个先锋队组织”的党建定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价值诉求。但人民是整体概念，根本利益是笼统概念，各个时期现实的利益实现不是整体和笼统的概念可以满足的。党如何在执政实践中代表好人民的根本利益，面临着多元社会阶层和多种利益群体差异显著的矛盾。第二，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党组织类型多样化使自身的系统发生了变化。除传统的党组织类型外，非公经济企业、个体经济、社会中介组织等新领域建立的党组织大量涌现。党的执政因组织类型不同而发生了党的活动方式、工作对象以及发展条件等多方面的变化。第三，社会资源配置的内涵、方式、路径变化，使党的执政资源出现分流、重组和整合的事实。改革开放前统揽一切的全能型模式，使社会资源高度集中于执政党手中，任何个人不管是党员还是普通群众，也不管是工作范围还是私人范围的事宜，有问题都找党组织，从工作安排、职务晋升、同事关系，到邻居纠纷、个人婚姻、家庭矛盾，甚至每个人出生领证、死亡开具证明，离开党组织一切都寸步难行。这种超强的统摄力已经因社会资源配置的多元化而改变。第四，社会多元发展加剧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张力，传统的理想追求受到社会世俗化的挑战。理想更多体现精神追求，世俗更多体现物质追求。党的执政既要树立精神层面的理想追求，又要满足物质层面的世俗要求。如何缓解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张力，是党在新的政治生态下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