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视域下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创作实践
摘要：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掀开了中国小说史上崭新的一页。他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包含着对于欧西小说的政治想像，体现出一种深在的文明等级观念。梁启超对传统小说的批判及对欧西小说的借镜，充分说明他认同并接受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范式与文明观念。从文明论视角对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理论与创作实践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反思性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于我们以怎样的视角去回顾过去的小说发展历程，还体现在“四个自信”的文化语境下我们以一种更为自觉的方式建构起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梁启超；小说界革命；新中国未来记；文明论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4-0104-08
“小说”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一直以来都是远离“大道”的“街谈巷语”或“末流小技”，它向来不是必须去承担启蒙教化的社会功能，因此，不受到士夫文人的重视。到了晚清时期，“小说”迅速崛起，且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1902年，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文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小说界革命”，自此，小说作品、小说作家、小说报刊出现高度繁荣①。陈平原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中对此评价道，小说界革命“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新的一页”[1]（P1）。小说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命运逆转，从“难登大雅之堂”的地位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其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小说艺术与救国新民的“大道”实现了“合谋”。小说是手段，救国新民是目的。更为确切地说，“小说界革命”就是为晚清政治革命与思想启蒙而服务的。这里有两个值得关注的要点：（1）梁启超等人对小说进行“革命”，受到欧西小说观念的直接影响；（2）晚清社会推行的政治革新与思想启蒙，同样是以西方制度和文化作为参照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要想对梁启超的小说革命理论与创作实践进行考察，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梁启超是如何通过“小说界革命”来具体呈现其对于西方文明观念的认同与接受。众所周知，梁启超的小说革命理论与创作实践和他的整体性新民文化思想密切相关，是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梁启超本人如何借镜西方观念，并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思考中国小说救国新民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这即为本文论述的缘起。
一梁启超的小说观念与对欧西小说的借镜在近代中国小说史上，梁启超无疑是不可绕开的重要人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梁启超在理论上极力鼓吹“小说界革命”，发表了对当时文坛影响深远的理论性文章《论小说与群治关系》（1902）；第二，梁启超亲历亲为创办了当时“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团结了一大批小说作家队伍；第三，梁启超身体力行地投身于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并译介外国小说，用实际行动来践行自己的文学主张。在19、20世纪之交，梁启超堪称是“言论界之骄子”，他的“小说界革命”口号一经提出，旋即发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黄霖先生认为，《新小说》与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是“使中国小说从古代走向现代的一大关捩”[2]。
1.小说革命理论是新民思想的组成部分
小说革命理论是梁启超整体性新民文化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梁启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家，但却在1902年前后对“小说”表现出极大热情，这一方面关乎到他的新民思想，另一方面也与他逐渐形成的小说观念有关。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在这之后的5年，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激进、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历史时段，他自言的“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受其影响”[3]（P85）绝非自夸之谈，从胡适、周作人、毛泽东等人的思想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关讨论如胡适在《四十自传》（1931）就说：壬寅（1902）癸卯（1903）是梁“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的时代。（参见胡适《四十自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56页）。。梁启超在这一时段不仅不遗余力地鼓吹革命排满和“破坏主义”，而且还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一场全方位的“革命”，他在《释革》（1902）中说：
“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4]（P42）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席志武等：文明论视域下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创作实践由此可以看出，“小说界革命”是梁启超新民文化思想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他同时创办的《新民丛报》及创作的《新民说》，均能见出其真正的精神旨趣：“新民”。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梁启超的新民观念与“小说界革命”发生于同时，二者是相辅相生的。李欧梵先生对此有一针见血的评论，他说：“严格说来，不能把严复和梁启超看作是文学界人士。在他们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是为一种远大的目标服务的：那就是为中国民众启蒙。”[5]（P183）这一点，常常被学界认为是梁启超在近代转型时期集中体现的“启蒙现代性”内容。诚然，在梁启超的精神世界中，“新民”才是他一生极力追求的旨趣所在，他对小说发起“革命”，正是为了实现其救国新民的政治目标。确切地说，梁启超是以一个政治思想家的身份去提倡小說革命并从事小说创作的。所以，我们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中才会看到这样的表述：“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6]（P10）这其中的思想逻辑是相当明确的。
2.小说界革命的目的在于救国新民
“小说界革命”的终极意义在于救国新民，这个逻辑的基本前提在于，梁启超对当时的国家现实与国民现状极为不满，表现出一种批判性的反思精神。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梁启超时代，“国”与“民”究竟是怎样一番状况？
先就“国家”来说，“国家”本是一个现代性观念，梁启超在他的著述中不止一次地谈到中国人只有家族观念、朝廷观念而没有“国家”观念。从他的《三十自述》（1902）来看，他自己也是到了1890年读到《瀛寰志略》时才“始知五大洲各国”[7]（P16），进而由“乡人”经过自我启蒙，转变为一个有国家观念的“国人”，乃至“世界人”。在接触到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后，梁启超几乎所有的言论与活动都是围绕着国家意识而展开。需强调的一点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对于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场战争从根本上动摇了从前中国人所深信不疑的“道统”及根深蒂固的“我族中心主义”文化观念。它一方面使得晚清政局出现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全体在思想上出现不可遏制的信仰危机。正因为此，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掀起向日本学习的风潮，这为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打开了全球性视野。梁启超在这一期间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包括《瓜分危言》《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中国积弱溯源论》《国家思想变迁异国论》等，均是从进化论立场对国家现状进行深入探讨。具体可从两个方面分析：就外部环境来说，“世界竞争之运，至今日而极矣，其原动力发始于欧洲”，在优胜劣败的世运中，欧洲白人几乎成为世界的主宰，“世界六大陆，白色人种已有其五，所余者惟亚细亚一洲而已。而此亚细亚者，其面积二分之一，人口之分之四，已属白人肘腋之物”[8]（P57）；就内部情况来看，由于经历过戊戌革新的流血失败，梁启超对于当时的清廷极为失望，“今政府者，以顽固为体，以虚诈为用”，如若再不做改变，真可谓是“命在旦夕”[8]（P70）。梁对于清政府的批判不仅指向当下，而且指向数千年的横暴浑浊之政体，他认为：“专制政体者，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