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外交就是后人眼中的外交史，今天所说的外交史就是前人的现实外交。
顾名思义，东方外交史指的是东方国家曾经的外交经历。东方外交史研究近年在我国学界异军突起，绝不是偶然的，是伴随着东方国家的整体崛起而来的中国学者的自觉的学术行动。长期以来，外交史的主题就是革命史，都是反殖、反帝、反霸这些政治史的内容。传统意义的“东方学”已经无法解释今天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等发生的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况且传统的“东方学”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殖民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和冷战时代的烙印，因此，我国学者在反思过去外交史的基础上开始重新构建东方外交史，试图以东亚人的视野观照历史，以东方国家的本土资源为构建材料，以东亚人的史观为指导，来进行外交史研究。
十余年的努力结出丰硕成果
率先开设东方外交史课程的正是我国外交学研究重镇——外交学院，2002年9月，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来此任教的陈奉林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开设了这一课程。三年后该课程被列为外交学院的院级课题。2006年10月外交学院发起并联合香港亚太二十一世纪学会、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此后研讨会每年召开一届，规模越来越大，并且具有了国际会议的性质，几乎每次都有来自日本、韩国、蒙古、印度、东南亚国家、俄罗斯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的学者参加。东方外交史研究作为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兴起于外交学院，发展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已成为有影响力的学术品牌。
自2015年起，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走向世界。该年6月，第七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召开。2016年6月第八届研讨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两次国际会议的成功召开都已收到良好效果。历次研讨会的议题都相当广泛，涉及东方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组织、军事、国际关系、文化等各个领域。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学术水平很高，许多文章发表在主要的学术刊物上，而且每次会议均出版大部头的学术论文集。研讨会迄今已召开十次，出版了七部著作，构成了独立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系列，参与者遍及亚欧美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所大学与研究机构，学者不下二三百人，形成比较固定的学术队伍。澳门大学魏楚雄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建华教授、中山大学魏志江教授等也为这一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度的研讨会于7月17?19日在长春召开，题为“一带一路视野下东方外交史：发展与前瞻”，由长春师范大学、中国最高历史学术期刊《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国日本史学会主办，六家学报和六个单位协办，国内外100多位学者与会，盛况空前，标志着这一新兴学科十余年来的努力建设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对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
为了构建新的东方外交史学科，十几年来学者们围绕着以下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理论上取得较大的进展：
一是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体系。有学者指出：东方外交史的体系就是东方各国家、各民族与各地区间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与战争等活动，由它们构成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构建东方外交史体系，可能要重新考虑以往外交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对西方史学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反思，发挥东方学者的长处和东方古籍资料的优势，重视使用近年考古发掘材料和档案材料，以及摆脱世界史编写中欧洲中心论倾向的影响等。”
二是东方外交史的主线。东方外交史的主线就是东方各国家、各民族间的交流与互动，是东方各国文明的交往交汇。但学者们也强调，以东方各国文明交往交汇为主线，并非否定社会其他条件的作用。社会发展是由政治、经济、科技以及思想文化的多种条件决定的。
三是东方外交史的编写原则。（1）地域原则：要求从本地区的视角出发，以东方人的史料与史观撰写东方人的历史，从域内与域外的联系中形成对外交史的把握与构建，而不是过多地强调外来影响，尤其要理清中国与周边国家、大周边国家的多层次关系。（2）整体原则：把东方国家看成是一个多样性与共性的统一体，既看到各国间的差异，也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形成对区域史的总体把握。特别是东亚存在由中国主导的长期稳定的国际关系秩序，促进了东亚的发展。（3）发展原则：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东方社会生生不已的社会变迁。西方学者认为的东方社会“停滞”与“落后”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错误，而且在实践上有害。（4）联系原则：强调国家间的相互联系。有的国家是主动施与，有的国家可能是被动接受，正是有了这些相互间的联系，才构成各国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找出各国间的相互联系，是开展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也是理解東方外交史的一条重要线索。（5）综合原则：外交史不仅仅是指国家间的政治外交活动，也包括重大的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单纯的国家领导人间的外交活动已经无法涵盖当今外交涉及的广泛内容。国家间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研究东方外交史不仅要突出其内容丰富的特征，还要着眼于现实的大国关系。
四是理论分析模式。学者们指出：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并不能完全适合解释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但可以适当地加以借鉴和有选择地吸收，经过抛光磨垢之后再应用于东方的治史实践。西方理论有其弊端与短板，必须在借鉴、发展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与分析模式。
五是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特点。东方外交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有着特定的内容，所反映的是矛盾异常、复杂万千的现实世界，是域内与域外各国的联系、大国间的博弈，内容异常丰富，其范围之广、历史之久远，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经贸交流方面，还是在外交活动方面，在历史研究中是绝无仅有的。
研究视野扩大到东方是必然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史始终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在为数不多的成果中，外交史又以国别外交史和双边外交史居多，“东方外交史”这一整体概念长期缺席。东方外交史学科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
学者们始终坚持了挖掘、收集和使用本土材料资源的做法，最大限度地使用东方国家的古籍、档案、当事人日记以及个人回忆录等以及最新考古材料，互相补充参照，同时也吸收了国外学者重要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版的东方外交史系列著作基本上都是从中国、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印度、阿拉伯帝国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发现和提取有价值问题的。十几年来，相继推出的众多论著已经在国内外引起反响。
规模庞大的东方外交史研究阵容已经蔚然形成。学者们在研究中确立了中国的视角与史观，不满于传统外交史、政治史的写作方法，把目光更多地转向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重大活动方面，从现实的需求中拓宽历史研究的路径。还要特别提及的是，这个队伍中的学者来自不同学科，多种学科之间的相互配合、切磋与互动促进了学科发展。
国家崛起需要理论的支持。目前中国的崛起还只是经济层面的崛起。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学者们基本上突破了传统外交史、政治史的旧框架，将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人员往来纳入外交史研究的视野，极大地拓展了外交史研究内容；从单一的国别外交史研究走向对东方国家交往的整体研究，使东方外交史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学者们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西方学者对东方国家的误解和曲解，让世界听到东方国家和东方学者的声音，增强东方国家主体意识，重新审视和思考外交史，打破西方理论与思想独霸的局面。随着东西方交流的加深加快，国际学术研究的视野由西方国家扩大到东方世界，这也是学术研究不断发展和走向深入的必然。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