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是外交学中国化的奠基人
编者按：《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发表复旦大学肖佳灵副教授的文章《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此文在学界引起热烈反响，京沪等地学者对该文提出的问题观点不一。本刊编辑部特选取在这一讨论中有代表性的两篇文章在本期刊发，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和思考。
摘要作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创始人和具体领导者，周恩来总理以十分宝贵的外交实践和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还有一系列有关外交工作的精辟论述，为外交学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成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重要现实、理论渊源。
关键词 新中国外交 周恩来 外交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24-30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当代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他不仅亲自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实践，而且十分重视外交工作的理论建设。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他首先及时地提出：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新中国在外交上一开始就“另起炉灶”，同时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和处理对外关系与国际事务，因而能在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和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引领中国从一个原来的半殖民地国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大国。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76年，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周恩来同志“以决策人、指导家和实践者三位一体的身份，以惊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1] 他虽然没有留下系统阐述外交学中国化的著作，但是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外交实践和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还有一系列有关外交工作的精辟论述，实际上已经为外交学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教导，所谓外交学中国化就是要把我国对外斗争的经验，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他还明确指出：唯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只能作为借鉴，取得一些政治上的参考。[2] 周恩来同志具有非凡的外交才能、高超的斗争和谈判艺术，以及突出的人格魅力，后人难以望其项背。但是他的外交思想和已经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化外交学基础应该是大家刻苦学习、予以继承和发扬的珍贵遗产，并要使之世代相传。
关于周恩来总理奠定的外交学中国化的基本内容，根据自己一些外交实践的粗浅体会和学习，我认为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现在提出进行探讨。
一、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服务是新中国外交的任务
中国化外交学的第一要义是新中国外交的性质和基本原则，与旧中国外交有着根本的不同，和西方资产阶级外交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源自已经站立起来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具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崇高精神。新中国进行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是：珍视和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争取人类进步。
1949年11月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明确指出：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他多次阐述外交工作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工作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
他同时又要求：我们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3] 我们应该有民族自信心，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但他又指出，可是如果有自大、骄傲的情绪，那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了。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进一步提出反对美国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并且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他反复向外宾表示：“我们承认，我们可以在几十年后发展成为一个强盛国家，但我们声明：无论如何我们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我们决定了一条原则，不称霸，不管中国将来如何发达、强大。”
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中国外交的光辉成就，就是按照这个基本原则执行的，今后它仍然是我们外交的基本原则，虽然每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来确定。例如早在50年代，周恩来就提出中国的外交应该服务于中国建设，为中国的建设开拓广阔的空间。
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中国外交的灵魂
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国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是新中国外交的灵魂。
独立自主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特征，也是新中国新型外交的本质特征。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有着更多的阐述。他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4] 。之后，他同爱国民主人士交谈时说：现在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不向别人低头，不依靠别人，但是，我们也不盲目排外。他认为：我们如果不是坚持贯彻独立自主的立场，就会成为卫星国，仰帝国主义的鼻息，就会成为从属国家，因此在坚持独立自主上不能放松。
热爱和平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外交的本质特征，它既是新中国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周恩来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他提出：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革命经验在外交事业上的引申，是我们在总结被压迫民族屈辱外交的基础上而制定的新型外交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国策。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对具体内涵进行调整、丰富和发展；但是这个基本国策一直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出发点。
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
学习运用辨正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论点，观察和分析复杂而又变化多端的国际形势；站在战略高度，通览全局，审时度世，密切注意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实事求是地正确制定各项具体政策，这是新中国外交学的基本指导思想。
事务的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最基本的法则。研究国际形势，必须善于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的矛盾运动，掌握全局，追踪变化，了解事物各方面的内在关系，从而把握时机，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我国国家利益服务。周恩来同志论述总体国际形势，经常首先突出国际上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他在处理我们对外关系特别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总是深入研究这些国家，在对国际形势进行具体和深入地分析后，指出：是和平与战争的问题。[5] 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周恩来同志在工作中经常强调“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周恩来同志善于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历史地分析问题，从全局上把握形势，从发展中预测未来。
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具有深远的洞察力和科学的预见性，并且能够适当地把握时机，对外交工作进行及时地调整。例如对中美关系，早在1969年初周恩来就看到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指示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和战略图谋，探讨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他们的预见性和正确的决断来源于他们善于运用唯物辨证思维和事实求是的精神，高瞻远瞩地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能果断决策。他们平时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因此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