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外交布局;多边舞台
[摘 要] “多边舞台”是中国外交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中国外交而言,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中国国家身份的嬗变是战略性多边主义的研究重点;中国与区域及全球制度的关系,以及国际制度对国家的影响是制度性多边主义的研究重点。中国的多边外交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60年中先后经历了复杂多边外交、有限多边外交、建设性多边外交等三个时期。
[中图分类号] D8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9)11005208
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多边是重要舞台”。这里的多边既指多边主义,也指多边外交。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极其重视多边舞台的大国。首先,中国一些重要的外交理念都是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向世人展示的。例如,1974年4月6日,邓小平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时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构想。其次,是否重视多边舞台的一个具体衡量指标就是看其国民对于国际制度的信赖程度。2008年11月,笔者主持的课题组对北京高校和相关部门进行有关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问卷调查①。当回答“怎样实现国际安全?”这一问题时,有高达23.79%的人选择“培育成熟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居第一(见图1)。可见,受访者对国际制度的效能是认可的,显示出很高的期望值和信赖度。
数据来源:课题组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整理而成(有效问卷为363份)。
一、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的基本内涵
毋庸置疑,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是密不可分,但又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秦亚青教授认为,多边主义分为制度性多边主义和战略性多边主义,而后者就是多边外交。本文引用上述分类方法,认为多边主义有两种基本意义:
第一,多边主义可以是一种国际互动方式,如地区多边主义或全球多边主义。它更多从体系层次强调多边制度结构,考虑制度性因素对国家之间互动产生的影响,所以可以称之为制度性多边主义。多边制度结构是多个行为体通过协商和谈判共同建构起来的社会性安排,一旦形成制度,参与多边主义制度的国家就要在从制度得益的同时,服从制度的规定,包括在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问题上做出必要的让步。[1](P9-14)就中国外交而言,中国与区域及全球制度的关系,以及国际制度对国家的影响是这一层次的研究重点。
需要强调的是,国际制度对国家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等级。第一个等级是有限性的互动,只是在双方进行接触时才产生一定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此时,国际制度只是有限度地影响国家的行为。第二个等级是经常性的互动,国家从“收益”的角度出发认为参加国际制度可以获取某种好处,同时国际制度可以建构国家新的利益。第三个等级是自觉性的互动,即在国际制度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已经成为国家的自我领悟与自我需求。在这一等级上,国际制度开始影响国家的观念,国家希望此时的多边外交能够与国际社会的期望相一致。它不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也不是追求利益的权宜之计,而是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感。
第二,多边主义可以用来表述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行为取向,即国家更趋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国际关系,来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多边外交。它所强调的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考虑其采取单边主义、双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的对外战略。一个国家越是趋于多边主义,也就越趋于通过协商和谈判方式寻求解决方案。由于这种意义上的多边主义强调的是把多边主义作为国家的一种对外战略,所以可称之为战略性多边主义。这是单位层次上的多边主义研究。就中国外交而言,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中国国家身份的嬗变是战略性多边主义的研究重点。外交理念、国家身份对一国的对外战略影响重大。例如,20世纪50、60年代,作为“求生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外交理念是希望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能够“和平共处”,为此不论是“一边倒”的结盟战略,还是“两个拳头打人”的世界革命战略,都是以求生存为最终目的,正常意义的多边外交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而言还是一种“奢侈品”。
二、中国多边外交的曲折历程
中国的多边外交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六十年中先后经历了复杂多边外交、有限多边外交、建设性多边外交等三个时期。
(一)复杂多边外交时期:1949—1970年
20世纪50、60年代是冷战最为激烈的时期,多边外交也被蒙上了厚厚的冷战阴影。当时,很多重要国际组织的诞生就是为满足冷战对峙的需要。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布局只有两类国家,即爱好和平的国家以及推行战争政策的侵略集团(见表2)。此外,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判断主要基于其是否具有“和平属性”,并据此产生统一战线式的多边主义,即主张“用集体和平代替战争集团”①。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目标始终是明确的,即确保社会主义中国的“生存权”,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复杂的,甚至存在矛盾性:一方面强调要团结朋友、打击敌人,两者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另一方面,自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实现“和平共处”。路径的复杂性正好凸显了目标的迫切性。
通过文本分析,三份政府工作报告中(1954年、1959年、1964年)的常见词汇如下:“和平”两字出现了97次,而且前后的动宾搭配主要是“维护和平”或“破坏和平”;“帝国主义”出现了83次、“社会主义”出现了47次;“侵略”出现了55次、“战争”出现了37次、“革命”出现了24次。与上述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相比,“合作”等较为中立的词汇出现较少,而且合作的对象有明确的针对性:10次提到与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有9次提到与人民民主国家或爱好和平国家的合作,4次提到国际合作,只有1次提到与西方国家合作,而且还是谴责,即“英国应当像我国一样,继续努力增进中英的和平合作,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2]此外,与经济有关的词汇出现频率很少,“发展”一词只出现了39次,“经济”一词出现更少只有32次,而且前后的词语搭配主要是“经济侵略”、“经济扩张”、“经济危机”等负面表述。这表明在冷战对峙的背景下,拓展基于平等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合作还没有被提上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具体来说,中国多边外交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为获得国际承认、寻求国际援助,中国主要与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多边外交,但即使这样,多边外交也未给中国留下更多美好的印象。1955年4月,中国参加了著名的亚非万隆会议。在会议之前已经发生了阴谋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而且会议进程起伏跌宕,伊拉克等国代表猛烈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如不是周恩来倡议的“求同存异”精神的作用,会议也许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协议。中国只参加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缘组织,对核心组织的参与是十分有限的。例如,中国仅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此外,中国虽然参加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等多边机制。但这些会议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猛烈抨击和后来对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围攻使中国最初的多边体验蕴含着些许的“酸楚”滋味。
其次,由于存在严格的多边参与原则,中国对国际制度的贡献有限;反过来,国际制度对中国的影响也十分有限。这一时期,中国逐渐形成了参与多边外交的三大原则:(1)意识形态的正确性。毛泽东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3](P1475)(2)国际组织中不能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1959年、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多边外交时主要强调这一原则(见表2)。(3)国际制度不能对主权限制太多。就当时中国所处的具体安全环境而言,中国希望参与的是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过多限制的国际组织。毛泽东曾于1960年指出,中国人过去“打过游击,野惯了”。进入联合国,势必要守规矩,“那么多规矩,令人难受”。[4](P451-453)上述原则的确立有其特定时代背景,但客观上造成了中国与国际制度的长期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