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色明星”为何引发清末官场震荡


  在中国帝制时代,伎女之名能见之于煊赫帝王上谕,堪称旷古奇闻,清末就有这样的歌伎,她就是杨翠喜。
  因为卷入一起高官弹劾案,本来身份卑微的杨翠喜得以留名“清史”,但此案不是一起简单的弹劾案,而是一场清廷政治斗争的前奏。晚清中央高层内部两大势力集团,借此展开针锋相对的角力,均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杨翠喜案”发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为农历丁未年,故该弹劾案又被称为“丁未大参案”,由此所引爆的一场激烈政争,史称“丁未政潮”。
  110年前的这个案子,按理说早已经是时过境迁、尘埃落定,却屡屡被人提起,只缘个中细节,众说纷纭,且颇堪玩味,仍有可资今人借鉴反省之处。
  杨翠喜是何许人也?
  杨翠喜的身世,有不同记载,最一般的说法是:她是直隶通州人,家中十分贫穷,12岁时,随父母到了天津,当时正闹义和团,很不太平,他们逃避到了天津东北的芦台镇。义和团闹得最凶时,一家人无以为生,杨父不得已将翠喜卖给了陈某。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后,陈某携翠喜回天津,居城中的白家胡同,与杨茂尊为邻居。未几,陈某将她转卖给了杨茂尊,杨茂尊之妻即翠喜的养母为杨李氏。从此,杨翠喜沦落风尘。
  当时天津的声伎,称一时之盛。有叫陈国璧者,购得两名幼女,一名翠凤,一名翠红,在天津上天仙演出,特别叫座,大赚其钱。杨茂尊对此特别羡慕,就和陈国璧商量,让杨翠喜跟翠凤等学戏,专演花旦,所演《拾玉镯》《珍珠衫》《卖胭脂》等,都是淫秽戏目。杨翠喜14岁的时候,在侯家后协盛茶园初次登台。但人气并不旺,收入甚薄。其间,杨翠喜还曾到哈尔滨。后回到天津,得到大观园戏院的聘请,声名鹊起,开始叫响津门,引来众豪客捧场,一时为女伶之冠。那会儿,翠喜已18岁了。
  不久,杨翠喜受聘于天仙园,一个月可以获得包银八百元。她得到天津富商王益孙、直隶候补道段芝贵等人的竞相追捧。
  话分两头,再说说“杨案”中的“男主角”,晚清政坛新锐、“官二代”载振。
  载振是庆亲王奕劻的长子。奕劻身为宗室,逢迎慈禧,青云直上,实为清末政局中炙手可热的人物。载振仗着父亲的权势,可谓是少年得志,14岁即赏头品顶戴,18岁选在乾清宫行走,19岁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1902年1月21日),慈禧选载振为清廷赴英国致贺英王加冕的头等特使,并赏贝子衔(清皇室爵位第四等,仅次于亲王、郡王和贝勒),因此人称振贝子。
  载振又于光绪二十八年再度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法律、教育、商务等。此时清朝大搞“新政”,成立商部(后改农工商部),这位曾见过世面的振贝子,也就成了清朝首任的商部尚书(即部长)。不想,这样一位清廷所倚重的人物,在清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可圈可点的事业,反倒因为“杨翠喜案”,成了遭人讥讽清末官场腐败堕落的负面典型。
  载振乃是十足的纨绔子弟,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他就因与天津歌伎谢珊珊有染而令朝野瞩目。
  一次,载振大宴宾客于天津余园,召集众歌伎陪酒,他赏识的谢珊珊亦在其中。席间,嬉谑无度,丑态百出,钗横鬓乱,觥筹交错。谢珊珊被灌得大醉,以脂粉抹在商部右侍郎陈璧的面颊之上,引来满座欢笑。陈璧也洋洋自得,不以为耻。
  不料,当年十月初一日,御史张元奇上章弹劾此事,这时候载振出任商部尚书才两个多月。
  中央高官公然狎妓,不免有失官场体统,清廷下诏书对之严加申斥:“载振份属宗支,所管商部关系甚众。宜如何奋勉谨慎,一意奉公,何心娱乐游宴。”并告诫载振“尤当深加警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载振遭此打击,一度呈请“开缺”,想就此退出官场。有记载说,上述诏书下发后,身为父亲的奕劻感到脸上无光,既有些发火,又为了做给人看,曾对振贝子绳以家法,罚令长跪,同时他还拒绝了许多人的说情,载振只好跪了大半天。
  如果载振从此改过自新,也许就没有后来更加震动朝野的“杨翠喜案”了。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载振已东山再起。该年九月,他以镇国将军衔奉使调查奉天事宜,路过天津,故态复萌,又广招歌伎陪酒。座上,载振特别欣赏杨翠喜的色艺,对之大为倾倒。
  以直隶候补道充北洋陆军统制的段芝贵,一旁看在眼中,心领神会,转头就出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从戏院买下了杨翠喜,准备找时机呈献给载振。
  第二年春天,奕劻在北京做寿,广收贿赂。段芝贵携杨翠喜进京,借祝寿为名,将杨翠喜献给载振,杨翠喜时年19岁。同时,段芝贵又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借银10万两,作为奕劻的寿礼。此一行动,实可谓立竿见影。
  同年三月初八日,东三省官制调整,由过去的将军制改为督抚制,上谕指示:段芝贵升官,以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
  督抚乃封疆大吏,其任命人选自然受到官场瞩目。但一众京官相聚而语,皆不知段芝贵为何许人也,区区候补道员竟能署理黑龙江巡抚,从一个四品官一跃为正二品,提升之速出人意料。而了解段芝贵的出身与为人者,对这一“破格”任用,私下记载说“殊堪喷饭”。
  段芝贵之高升“公示”17天后,即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907年5月7日),御史赵启霖上章弹劾,揭露其中隐情。此奏一出,舆论大哗。
  赵启霖上奏的弹章中说:
  臣闻段芝贵人本猥贱……百计夤缘……善于迎合,无微不至。……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夤缘充当随员,所以迎逢载振者,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人言籍籍,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如此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骤跻巡抚,可谓无廉耻。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惟知广收赂遗,署时难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形成谓无心肝……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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