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初，袁世凯接到了一个让他难堪的条陈。四川城口县知事陆某请将大总统任期改为终身制。这似乎在暗示他有永久占位的私心。
据民国记者陶菊隐描述，袁拟发布命令拿办该官，一个策士提醒他：『这样岂不会使真心爱戴大总统的人灰心短气！』袁回嗔作喜，把这个条陈发登政府公报。
几个月前，袁世凯刚刚甩掉『临时』两个字，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在当年『国庆节』上，他在清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了就职典礼，礼毕在天安门观看阅兵。
选举时袁世凯曾派军警『保卫』国会，被国民党议员指其使用武力，权力欲心切，但他当年接受上海《大陆报》的采访时说，自己要做的是华盛顿，并不是拿破仑。他表现得更像拿破仑式的政治强人。在当选正式大总统一个月后，袁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他又宣布解散国会，议员每人发400元路费，饬令回籍。
辛亥革命后充满政治活力的实验期此时已宣告结束。就在一年前，宋教仁还期望他所梦想的政党政治，把袁世凯纳入宪政框架内进行和平竞争。
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首轮选举中获胜。生逢历史转型的大时代，宋教仁有着当仁不让的抱负。按照当时的形势，以党首身份组阁的机会就在其眼前。
袁世凯宣布国会即将召开，电邀宋教仁北上。3月20日晚10时45分，宋在国民党要员黄兴、于右任等人的簇拥下来到上海沪宁车站。在检票口处，一颗子弹打破了宋教仁的梦想。
在他死后，民国的政治版图面目全非。中山大学历史系袁伟时教授认为，宋案后，国民党内的极端派，跳不出革命年代养成的枪杆子定是非的窠臼，悍然发动『二次革命』，不仅国民党堕入失败的深渊，而袁世凯也失去制衡而滑向从专制到称帝的死亡道路。
尽管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但在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上，表现得他对这个仪式压根并不重视。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发现，袁『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
武昌首义后，革命派抢先宣布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让袁世凯已十分恼火。更让他不满的是，南京方面并未掩饰对他的公开怀疑。在其就职次日，《临时约法》颁布，规定了内阁制，被袁指责为『因人设法』。《临时约法》1912年2月6日开始审议，南京从未征求袁世凯的意见，却授权已卸任总统的孙中山签署公布。
这是南京匆忙为袁世凯打造的紧身衣。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宋教仁主张实行当时法国式的内阁制，架空元首，首相当国，孙中山则主张美国式的总统制。最后表决时还是通过总统制。等到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南京又转向内阁制，想借此来限制袁的野心。
自此，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间的矛盾周期性上演。
事实上，宋教仁既是革命元老，也是同盟会中少有的对各国政治制度深入了解之人。民国作家蔡东藩认为，宋为『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和甘当孙中山配角的黄兴不同，宋教仁角色意识颇为独立，因此被左舜生评价为『政权欲极强』。
跟相信子弹的党徒政客相比，宋更相信选票的力量。辛亥功臣谭人凤认为，国民党中人物，袁世凯最忌者惟宋教仁。
袁世凯最后终于挣脱了南京政府为他精心制作的纸手铐。1914年5月，他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取消内阁和国会对总统的一切牵制，规定大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
这年年底，他又往皇帝化的道路上跨出一步。他授意参议院修改选举法，规定自己不仅可以成为终身总统，而且袁家可以成为世袭总统。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观察，袁世凯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清帝退位诏书中『袁世凯条款』，而不是他和南京政府间的协定。
议会政治带给袁世凯不愉快的经历。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年，对于《临时约法》这个紧身衣，袁就颇多抱怨和不满，称『几无伸缩发展之余地，本大总统深受其苦痛』。
为了跟国会避免冲突，袁世凯也表现得委曲求全。唐德刚称，当时袁似有被党人推来推去、无能为力之感，此时小政客横行无忌，在市井平民心中，袁世凯反而成了安定力量，大家无不希望他恢复权力、拨乱反正，而革命党被认为是社会的乱源。
对革命党一向有看法的黄远生描述，当时各党都派人持旗帜在车站迎接议员，每见一议员下车，则招待人员蜂拥而上，彼拉此扯，『其内幕花样甚多，无非金钱酒食拉拢』。
为了改变党人的暴徒形象，同盟会调整了立场，在政治上激进，在社会关系上保守。1912年8月25日，在宋主持下，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小党，在北京湖广会馆改组为国民党。被选为理事长的孙中山力辞不就，时年30岁的宋教仁代理党魁，一时风头甚健。
对宋的『责任内阁』，孙中山其实不以为然。在当年致宋的公开信，孙称，中国还不具备民主的条件，所以不要去争，这样越搞越乱。当时注意力已转向铁路等实业的孙中山认为应该先经济、后政治。
当时多数欧美专家也认为，民主并不适应中国人，只有皇帝才是中国人民知道的东西。袁世凯也曾口气强硬地告诉时任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他与共和政体不共戴天，因为他深信共和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现在看来，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更像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政治试验。梁漱溟回忆， 宋教仁曾密访政敌梁启超，表示应像英美那样，实行两党轮流执政。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中，若梁启超当政，他愿在野相辅；如果他当政，则请梁启超善意监督。
对于雄心勃勃的宋教仁，袁世凯维持了表面的和平。他送宋教仁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离京前夕宋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完成建党工作后，宋教仁曾于1912年10月返桃源探母，但是国民党捷报频传，纷纷希望他出山。1913年2月1日，就在宋府准备庆祝新年之际，宋离妻别母，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在这些演说中，宋开始攻击袁政府。
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30岁的宋教仁和53岁的袁世凯成为气质迥异的对手：一个长于选战，善于利用共和政体为政党留出的空间，但硬实力较弱；一个是官僚出身，虽具实力，却没有政党运作的经验。
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经过二轮选举，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在当时的演讲中，宋教仁直接鼓吹要削减总统的权力。但他所设想的选举、政党、国会，都因为一颗子弹付诸东流。袁世凯阵营和孙中山阵营互相指责是对方射出了子弹。
1913年3月25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一怒之下主张兴兵讨袁。袁世凯不动声色，趁机『削藩』，也扭转了民初中央无法从地方获得财政收入的局面。
当年10月10日，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宋教仁已被暗杀，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要员重新踏上了流亡之路。黄远生在现场看到，总统跟就职临时大总统的萧索之气大不一样，『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
作为对袁世凯的激烈反对，新成立的国会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1913年10月底，《天坛宪法草案》规定了『立法至上』的国会权力，总统的行政权又遭削弱。袁世凯彻底地失去耐心，3个月，国会即遭解散。
1914年，言论空间急遭压缩。这一年，对报刊的检查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遍布的便衣情报人员到处搜捕国民党党员。在人员和效率的严格技术范围内，袁氏当国，民国已成警察国。
时间回到两年前，共和制度刚来到古老的中国。袁世凯问顾维钧，共和要多久，是不是要几个世纪。
顾回答：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