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鸭绿江水永远奔腾述说


  今年是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日前,笔者专程赴丹东采访了痴迷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的丹东市保密局原副局长、古稀老人夏文泰。在5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正在接受胃癌术后化疗的夏老,精神矍铄地讲述了他三十多年来为建设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走过的历程。
  倾情缘起
  1968年春,驻军某部文化干事夏文泰,受部队指派到丹东市“三支两军”办公室工作。不久,他作为随员,带着市县72名“走资派”,去北京测绘学院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时28岁的夏文泰弄不明白,这些经历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老革命,怎么竟会一夜间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久而久之,困惑、同情、敬重,让他与“走资派”们走近了,他甘愿为这些人跑腿出力、代买生活物品、打水扫地、接待探视人员,以至“通风报信”。闲暇时,他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在为老同志宽心的同时,还意外地在辽宁省学习班大组举办的歌咏比赛中两次夺冠。时间久了,“走资派”们都觉得这个小夏心眼好,勤快能干,是值得信赖的人。“文革”结束后,当年的“走资派”又都回到了原来的领导岗位,官复原职,绝大多数人却没忘了当年的那个“小夏”。
  1983年,当年曾参加北京学习班的丹东市长郑平,借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出访朝鲜返回,途经丹东之际,汇报说:丹东自1953年起,便开始征集抗美援朝文物,现已征集12,000余件,有些属国家一级文物;但由于1965年建的纪念馆太小,许多文物只能存放在一间不到百余平方米的楼房内,无法发挥爱国主义教育作用。现在,中央已给彭大将军平反,更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志愿军精神,丹东人民有这个愿望,希望首长能帮助地方政府再建一座新的抗美援朝纪念馆。
  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将军,自然对抗美援朝难以忘怀。一回到北京,他马上向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转达了丹东人民的愿望和市政府的想法。两天后,杨副主席便将自己的赞同意见批转给了总政余秋里主任,后者也同样给予了赞同。丹东市领导闻此,欣喜若狂,马上开会商议。大家想,既然成就此事离不开部队,那就应该在部队选一位代表参与,而这个人,必须是个能干的。这些当年的“走资派”,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夏文泰!
  就这样,经部队批准,夏文泰被丹东市政府聘为“抗美援朝纪念馆”筹建办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他与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的不解之缘。
  建馆溢情
  上任后,随着对情况的逐步了解,夏文泰意识到:如何将军委首长的支持,化作地方政府和部队的具体行动,是决定纪念馆能否尽快建成的关键。为此,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四步走”,并专司其事。
  立项,从基础做起。建馆涉及的部门多、人员杂、程序繁琐。夏文泰不怕麻烦,更不碍面子,他在市委书记、市长及筹建办领导的直接过问下,每天蹬着自行车,手持介绍信,四处去政府各部门周旋,用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将17个部门的意见统一到一起。很快,市政府将立项报告报到了省里。接着,夏文泰又以超乎寻常的韧性,马不停蹄地往返于沈阳和丹东,吃住在火车上是常事,面包和矿泉水聊以充饥,目的只有一个:按点堵人,抓紧办事。
  工夫不负有心人。1983年11月,辽宁省委省政府向中央呈报了《关于扩建“抗美援朝纪念馆”的请示》。第二年3月,北京作出批复,同意!
  选址,要体现意义。在系统学习了博物馆学和抗美援朝史的基础上,夏文泰和筹建办人员一起走访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首长、老同志,求教军事专家,到清华大学征求建筑大师胡允敬、朱畅中的意见,意图在最有纪念意义和教育意义的位置建馆。历时7个多月,他和有关人员沿鸭绿江我方一侧,以史料为依据,翻山越岭,实地勘察,反复比较论证,最终从28个预选地中确定,以当年志愿军13兵团指挥所遗址为新馆之址。理由是:当年按计划13兵团入朝后,其指挥所改作志愿军指挥所,以便隔江指挥部队。但后来,由于彭德怀司令员坚持靠前指挥,这个指挥所一直被闲置,并由当地驻军管理;这个遗址,是国内现存唯一的抗美援朝坑道式历史遗存。此外,这里地处市区,即靠主马路,又能远眺朝鲜,方便群众参观。
  馆址确定后,在洪学智部长的支持下,经沈阳军区司令部和后勤部首长协调,通过地皮“置换”,很快,丹东驻军将位于英华山、已被封存多年的指挥所移交给地方政府。
  筹钱,不遗余力。建馆所需资金,要靠省、市和部队集资,国家给予适当补助。为了争取资金尽快到位,夏文泰认为还得找军队首长支持。于是,他拉上办公室同事数度入京,先后拜见了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付崇碧、空军司令员王海、政委高厚良、原志愿军政委李志民、副司令员韩先楚、政治部主任杜平、组织部长任荣、宣传部长卓明和钱抵千、作战处代处长杨迪、十九兵团副司令曾思玉、三十八军师长翟仲禹等。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杜平当即表态:“这次回南京,就落实赞助款。”空军司令王海说:“总后拿多少,我们就拿多少。”此外,夏文泰还借“抗美援朝史定稿会”之机,亲临会场向一百多位原志愿军司、政、后和各兵团老首长作了慷慨激昂的建馆汇报,令与会者激情澎湃,纷纷表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期间,夏文泰偶然听说国家计委文教局要做年度资金分配,他当即毛遂自荐,前去拜访。在详细汇报了丹东拟建“抗美援朝纪念馆”情况后,提出因增建一座纪念塔遇到经费问题希望对方帮助解决。临走前,他诚邀对方派人实地考察,情真意切。后来,对方还真去了丹东,为增建纪念塔追加拨款120万元。
  规划,要有内涵。1984年10月,夏文泰陪同丹东市领导再次进京,听取洪学智部长对建馆的指导意见。进屋前,部长秘书特意嘱咐他们不要做笔录。但夏文泰觉得机会难得,不把首长指示记下来,今后怎么去统一实施中的不同意见呢?于是,他偷偷将一张白纸和一截铅笔头装进裤兜。落座后,随着洪部长侃侃而谈,他将手插进裤兜,拿起笔,贴着大腿盲记。来不及记原话,他就只记字头和字尾,中间部分他事后凭记忆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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