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刘熙瑞，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原副主任，教授、博导，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多所大学、院校的兼职教授和中央國家直属机关工委讲师团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是1982年国家恢复行政学、政治学后的第一批学者，对行政学贡献尤大；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目标的最早提出者与论述者，在行政学学科建设方面创立了多个“第一”。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发展、世界公共管理改革动向、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等。
【学习与治学的四个阶段】
一是定向阶段（1958年至1963年）。1942年我出生在冀中的一个农村，幼时就对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灾难有所了解。当时冀中是抗日游击队活跃区域，斗争特别残酷，著名的“五一大扫荡”就发生在那里。而旧中国农民生活的苦难，我更是亲身感受过。我家的一个邻居，因食不果腹而绝望上吊自杀的事件，深深地刺激了我。他死后的惨状，刻入了我幼小的心灵。我们那里与全国一样，阶级分化与斗争现象严重。因邻村一个地主无故毒打我村村民，引起我村集体抗暴，死了不少人。嗣后逐渐长大，在中学阶段陆续接触了一些政治知识，引起了我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思考，以及对社会变革道路的追寻。当时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于道路问题的争论，引起了我对时政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兴趣。因此，1963年中学毕业时，我毅然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
二是基础知识学习与实践阶段（1963年至196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五年半的学习，奠定了我一生的治学基础。彼时，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其实质是人类解放究竟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班上成立了读报小组，每星期定期讨论时政问题。延安来的何干之、胡华、何思敬、刘炼等老教授以及我系许多教师的课程，使我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训练。更主要的是，在学习中始终穿插着实践，这是当时教育改革的内容。比如，参加当时的“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践以及暑假的到部队锻炼，后来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这些活动使我更深入地思考了人生和人类命运问题，以及国家发展道路问题。
三是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理论研究阶段（1968年至1980年）。1968年12月大学毕业，我选择了去艰苦的地方。先是到部队农场锻炼，一年半后，又被分配到了长白山深处某军工厂从事思想政治和管理工作。在工厂最大的收获是，了解了工人和企业管理，了解了在中苏交恶条件下中国军工战线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后来我又被调到省委机关从事政治与宣传工作，接触了全省工业交通战线全貌。那些年，全国的政治运动较多。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没有解决，表现是，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但谁对谁错，都说不清。这时是我最深入思考的时期，思想上最集中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怎样在经济与政治上都实现发展？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给了我一定启发，但限于机关事务性工作繁多，不能潜心学习和研究理论，于是在1980年底，毅然离开了当时被认为很有权也很有前途的省委机关，进入学术机构做专职研究工作。
四是深入研究理论阶段（1980年至今）。到了学术机构后，我思考的问题主要和马克思主义中论述的落后国家怎样跨过“卡夫丁峡谷”问题有关，想解决的是怎样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又“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以至到现在仍在探寻中。这时期还有一个新情况，就是研究领域的扩展——在继续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更专注其中的政府管理，并进入了行政学领域。这开始于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当时，除了全国少数解放前搞政治学、行政学的老先生外，我们一些中青年成了大陆恢复行政学、政治学后的第一批学者。其中，我们几个人发起并写作了大陆第一本行政学著作，成为学科的奠基作。嗣后在1985年，我参与了人事部在湖南长沙举办的全国第一期行政学师资培训班的教学与管理，培养了80多位行政学骨干；1986年协助创办了全国第一个行政学专业并招收了我国首届本科生；1993年参与国家行政学院筹建工作并于1994年调入学院任教；后又于1997年代表国家行政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申办了全国第一个行政学博士点，开创了行政学博士培养先河。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我一直关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其中，1998年发表的《邓小平行政理论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南》一文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提出并撰写文章论述服务型政府建设问题，后中央于2004年采纳了这个提法。值得一提的是，据相关统计，到目前为止，发表于2002年的服务型政府研究的开山之作，已经被正式出版或发表的学术论文引用2333次。这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在中国已经发表的所有论文中排第28位；在人文社会科学文章中排第12位左右；在管理学（公共管理、工商、管科）、政治学、社会学中排第一位，比公共管理类排第二的文章排名高70多位，引用次数高800多次。
【治学的三点体会】
第一，作为社会科学特别是有关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研究者，一定要把学术根子扎正、扎深。“根正”才能“枝劲”，“根深”才能“叶荣”。
所谓“根正”，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根子要扎在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这一价值追求上，这应该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做不到这一点，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把握不准，就容易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在我国当前利益多元的情况下，为达到个人利益或某些小集团利益而派生出的是非标准，永远不会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样做的学者搞不成事情。二是根子要扎在中国土壤上，研究中国问题，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符合中国国情。不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不深入了解中国现实，只是凭想当然照搬西方一套，囫囵吞枣、人云亦云，只能贻害国家、侵害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