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发展让全人类享有越来越便利、舒适的生活，而科技的突破往往在极少数“天才”的“脑洞”中出现，这一类“少数派”往往都是科学大家，然而其中也不乏一些让人啧啧称奇的“外行”。
疫苗的发现归功于家庭妇女
我们用疫苗来对付各种传染疾病，只有疫苗才能有效克制这些突发的健康杀手，那么你知道疫苗是谁发现的吗？
在西欧国家黑暗的中世纪，曾出现过一种叫做黑死病的瘟疫，夺走了当时接近半数欧洲人的生命，那时候的人们面对该疾病犹如待宰的羔羊，不幸受染后只能在无望的祈祷中坐以待毙。而后来在更大范围内流行的天花病毒，则让无数人失去生命或因疤痕而毁容。
1712年，一位英国大使携夫人前往土耳其，大使的夫人名叫玛丽·蒙塔古，是一名全职家庭主妇。然而这次随夫同行，却让这位主妇有了不一样的发现。
蒙塔古夫人察觉到，在当时天花病席卷包括英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之时，土耳其却几乎没人因这种病毒丧生。聪明的蒙塔古夫人经过仔细的观察调研，发现土耳其有这样一种习俗：人们对自己可能会患天花的亲人，用一枚坚果壳盛着带有天花细菌的液体，然后将一枚针头在这些液体中浸一浸，扎进他们的静脉，随后这些被针扎过的人将发低烧，出现轻微麻疹，但在床上躺上两三天恢复后，就不容易得天花了，这种预防措施出奇有效。
蒙塔古夫人回到英国，立即开始宣传她的这一发现，然而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在大家看来，蒙塔古夫人就一个只会做饭、干家务的妇人。然而蒙塔古夫人却没有就此打退堂鼓，而是继续宣讲她的发现。
终于，威尔士的一位贵族小姐被蒙塔古夫人的坚持不懈所感动，同意支持她的实验。蒙塔古夫人从天花病人身上的水泡中抽取脓水，再注射到受试者身上，结果这些被注入致命细菌的人，患天花病的几率远低于其他人，就算患上此病，死亡率也不到其他人的三分之一。蒙塔古夫人应验了她的发现，这种疗法使普通人对天花病毒产生了抗体。
在经过英国外科医生爱德华·詹纳的进一步完善后，这种抗病疫苗技术开始被大规模用于儿童预防天花，从此人们终于不再谈天花色变。假如没有蒙塔古夫人这位“外行”的细心发现和创新精神，詹纳医生也就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发掘出疫苗技术，人类或许还将被这种疾病折磨更久。
修道院的神父创立了遗传科学
遗传学，是研究生物的遗传与变异的科学，也是研究基因的结构、功能及其变异、传递和表达规律的学科。科学和宗教本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领域，但颇具戏剧性的是，遗传学这门重要的生物科学，却是一位修道院神父最先发现的。
奥地利布鲁恩修道院的孟德尔神父平日里除了处理宗教事务，最大的爱好就是在修道院的菜园里种植豌豆。
孟德尔在某一次种植豌豆的过程中，别出心裁地将一种高植株豌豆和另一种矮植株豌豆杂交，从杂交后长出的新豌豆中筛选出高植株的种子，来年再次种下。神父发现，全部用杂交后的高植株豌豆种子种下后长出的豌豆中，居然有少数矮植株个体混杂其中，也就是说，矮植株豌豆的特征出现在了第二代豌豆里。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发现，孟德尔神父又把黄色豌豆和绿色豌豆杂交，按上述方法种植，结果第一代长出的全是黄色豌豆，而第二代却有少数绿色豌豆混杂其中，但并没有出现除黄、绿之外的第三种颜色。
经过六年的不断种植和观察，神父摸索出了杂交豌豆的生长规律：在第二代杂交体身上，有四分之一的个体发生了变化，回归第一代的特征，所以遗传特征不会混杂，而是代代相传。
从孟德尔的发现中，可推出普遍的遗传规律，即生物“祖先”的生理特征可打包成“基因”，留在下一代身上。即便是某一种特征在某一代身上没有出现，但这些基因在遗传过程中，也不会发生混杂现象。
在神父的启发下，科学家又相继发现了染色体、DNA和人类基因组，这一连串的重大科学发现又进而推动了医学事业的发展，攻克了很多疑难疾病的治疗难题。
普通散步者，走出了两个数学分支
17世纪初叶，德国的哥尼斯堡附近河流纵横，各条河流间有七座小桥连接，附近居民常来这里散步休闲。这些居民中有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谁可以不重复地一次走完这七座桥？”尽管有很多人反复尝试，但都无法做到不重复地一次走完七座桥。这究竟是逻辑上完全不可能，还是大家都没找到正确的途径？对此，当地居民百思不得其解。
1736年，时年29岁的欧拉来到哥尼斯堡旅游，听说了这个问题后，他用数学方法严格证明了这个“七桥问题”，最后得出结论：“不重复地一次走完这七座桥”在逻辑上是完全不可能的。欧拉在解答这个居民所提问题的同时，开创了数学的两个新分支——图论与拓扑学，也由此开辟了数学史的新历程。
“七桥问题”这件事说明，德国能涌现出欧拉、希尔伯特这些伟大的数学家，是与德国民众的科学好奇心和逻辑思维分不开的。
专利局小职员提出相对论
相对论是关于时空和引力的基本理论，依据研究的对象不同分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它推动物理学实现了质的飞跃，同时也冲击着人类的世界观。
然而，当你知道提出相对论的人，其实是一百多年前的一位民间科学家，是否会感到极度惊讶？不用怀疑，这是事实。
一百多年前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苏黎世工程院的一名学生，毕业后的爱因斯坦到瑞士伯尔尼的一家专利局应聘，并成为了一名助理鉴定员。
当时的爱因斯坦，每天辛苦工作8个小时，只有在周末闲暇之余才能抽空研究自己感兴趣的物理问题。他对科学空有一腔热血，却一没资金，二没设备，三没时间搞科研，得不到相关机构和专家们的重视。
眼看就要在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沉沦的爱因斯坦，不知不觉已在专利局混迹了三年，25岁的他只是一个三级小职员。
殊不知，他在物理学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几乎都是在这一年里做出的。这一年，爱因斯坦提出了革命性的光量子理论，间接证明原子的存在，解释了著名的布朗运动。这一理论颠覆了经典物理学的时空概念，并提出了科学史上最著名的质能方程：E=mc2。
可以这样说，假如爱因斯坦没有这一年中利用业余时间做出的成就，他可能将在这个专利局一直工作下去，做一辈子的普通职员。
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爱因斯坦是幸运的，他的伯乐终究还是出现了，那就是当时欧洲理论物理学界的巨擘——普朗克。
在专利局工作的三年里，爱因斯坦先后撰写了三篇论文，并投稿给《物理学纪事》这本刊物，负责对这本刊物进行审稿的就是科学家普朗克。普朗克并没有因为投稿人是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就认为这是一篇毫无专业水准的“民科”粉丝作品而直接丢弃到废纸筐中。相反，他认真阅读了这位“小粉丝”的论文。
具备高见的伯乐普朗克，连续在《物理学纪事》发表了小职员爱因斯坦的文章，同时专门开展演讲，宣传爱因斯坦的理论。
随后，普朗克多次与爱因斯坦通过信件交流沟通，并亲自前往专利局看望这位小职员。年轻的爱因斯坦受到极大鼓励，有了十足信心投身于科学研究，为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并于1921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他名声越来越大，载誉数不胜数。
可以说，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而普朗克发现了爱因斯坦。
“民科”，全称民间科学爱好者，又被称为民间科学家。虽然专业的科学工作者多对“民科”持否定态度，然而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年轻人努力的方向，所以应该重视民众对科学的热情，鼓励更多的人思考科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