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主的两重性看当代政党政府的协治选择
摘要：民主既有价值性的一面，又有工具性的一面;既是经验性的，又是建构性的。在不同的文化生态和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既有不同的理论和实践的展开，也有不同的内在的深化需要。西方国家、中国之所以会不约而同地转向现代协治，是因为自由民主的、人民民主的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各自都遭遇到了政治效能的问题。中西方政党政治效能问题的本质、成因以及解决的方式虽不相同，但都要在经验实践与反思建构的复合进程中强化政党政府施治的正当性。
关键词：协商民主;治理;协商治理;政党政府;价值性;工具性;正当性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18） 05-0025-08
一、民主的两重性及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显现
民主是什么的问题很关键。作为自然的历史演进及产物，作为政治结构、体系和过程，民主当然有其实在性。但人们又总是在反思中来把握民主，对它的理解又往往受制于经验和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和理性层次，且深受情感、意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人往往具有不同的民主观。实在的民主以及对它的观念的反映总是纠结在一起。然而，相同的民主体系和过程往往会生发不同的民主观;特定的民主观可能很好地指导也可能完全误导政治实践及民主发展。
（一）作为政治价值的民主以及作为政治工具的民主
民主取决于经验实践，也取决于理念建构，整体体现为一种来自于并回归到复合行动之中的规范系统和政治过程。就其理念建构而言，民主具有价值的意义和属性，有其由内而外导向价值理性的一面;就其经验实践而言，民主又具有工具的意义和性质，又有其由外而内导向工具理性的一面。概言之，人们头脑中的民主总是具备如下双重的属性：经验与建构的析分与复合，以及价值与工具的分疏与融会。
民主价值的内核是自由、平等以及两者的特定组合。民主价值广泛地浸润在社会生活诸领域，但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作为政治价值的民主，强调民主的实体内容要为人的自由解放、政治发展或变迁的实现服务。现当代政治被阐释为一种权威的价值分配[1]。民主相对于社会个体的价值，就关乎所谓“应得权利”及其供给[2]。而民主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的价值，则在于某种政治秩序。它由社会交往而来，注重整体的安全和福祉，但根本仍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及其实现。民主的政治价值是建构的、应然的和规范性的，它的实现总还要借助一定的工具系统。作为政治工具的民主着眼程序内容，直接贮存于政治行为、过程之中，主要涉及权利或权力的行使。程序民主支撑和演绎经验民主。相对于社会个体而言，作为政治工具的民主就是用以支持正常政治参与、维护正当权利的合理形式（包括惯例）和法定途径。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作为政治工具的民主就是正当统治的形式。首先，它是一种统治形式。它不是由权利主导的，而是由权力主导的，是要驱使全体社会成员接受特定的秩序。其次，它是具有正当性的统治形式，政权要依托它获得权威——成功地说服，公民、公共社会也会因此而接受统治者的统治[3]。深受来自政治价值层面的驱动，工具的民主政治一直在不断强调公民及其权利的地位和意义，实际越来越倾向于实现（规范权利的）法制和（节制权力的）法治的统一，越来越着力于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政府有效统治的融会。
人怎样看待自己和社会，就会形成怎样的期许和要求，继而有怎样的价值实现和自我塑造。相同机理与过程也发生在政治发展或变迁以及民主政治运转中。因为，文化也就是活法——看世界的看法、想问题的想法、做事情的做法，不同的人、社会共同体对民主的认知和期待不尽相同，甚或大相径庭。毕竟，政治的传统、当下的现实以及迫切的需要，这些都具有決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不同民主间共性的存在——它们都要在经验与建构、工具与价值之间保持适度张力。偏执一端而无视民主共有的双重属性，也就无异于对民主现实性的根本否定。
（二）民主理论和实践在中西方的同与异
民主总要平衡多数与少数、大众与精英的权利和利益，因而总要以理性的方式确保权力权力、权利权利以及权利权力的适当平衡。民主应能建构和运行一套相对完整且合理的体制机制，从而让参与得到尊重、权利得到保障、权力受到制约。这是民主的底线或底线的民主，它使现代政治最终揖别了专制统治，其本身也可视作当今民主的一种共性的东西。由此种共性出发，现当代中国与西方民主也就是民主理论和实践分别在中国、在西方的具体的演绎。至于演绎的过程和结果，当然都要深受各国、各民族业已存在于其中的历史文化特别是社会和政治生态的影响。这自然也是颇有其共性的。
不同社会共同体为民主政治发展、运转所准备的资源和条件不同，不同人民及其政治生活对民主诸要素的认知、把握、组合和操作也不同。如对当代中西民主做整体比较，其结论应包括如下几点。就其类型而言，西方民主的主流是原子主义、资本主义导向的自由民主，当代中国则有整体主义、社会主义导向的人民民主。就政治体系与过程而言，西方民主重人权、更突出和强调权利本位，偏重基于分权的法治，突出选举、政治市场竞争的地位和作用，也较注重精英代理、责任政治的体制和机制;当代中国则重民权、更突出和强调社会本位，重视偏集中的法制，突出协商、持久政治联盟及其合作的地位和作用，同时更重视精英主导、总体政治的体制和机制。就其起点和生长而言，西方民主直接依托了欧洲封建政治遗产、原生市场经济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近现代化和后工业化;而在中国，民主先驱不得不直面东方社会、传统自然经济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其政治发展、民主发育也不得不首先从培育（次生）市场经济、厚植现代社会与政治的根本做起。
相对于西方人的历史文化或生活方式传承，民主有更多的内生性、自洽性，它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相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民主本就是异质的、不可内造生成的东西。但为了救亡图存，这个古老民族又不得不自觉融入现代化进程，不得不打破业已成为现代化瓶颈的文化和制度约束。中国民主的生长就仿佛首先是白板上的创作、理念上的建构。但其实，除非人们能深入理论深处，深刻认知现代性、现代民主的价值与意义，除非我国人民拥有了持续、广泛且充分的现代生活经验，民主才可能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系统中内生、自治的构造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