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孙中山先生的以党治国思想
[摘 要]以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先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思想在中国的革命实践和现代国家民族的建构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这种思想所衍发的国家政权组织模式党国体制也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而弊端日益显现。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时期，研究这些有助于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以党治国 党国体制 国家构建
孙中山先生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斗争中深刻意识到政党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组成部分的重要作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入侵和革命斗争接连失败的现实更使中山先生意识到建立一个组织完善、纪律严明、思想意识形态纯正的政党的迫切性。“自《苏报》邹容《革命军》发生后，中国各省已造成士大夫豪俊革命气象，但无纲领组织，徒借筹款，附党于三合会，不足成中国大事也。”正是基于此理念，孙中山先生创立了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思想。以党治国思想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便衍生出了一种党在国家之上、党政合一的党国体制，这种体制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也是导致南京国民政府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将从以党治国思想的渊源、历史功绩、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等角度出发分析孙中山先生的以党治国思想，并把它与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为我们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借鉴。
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渊源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是不断发展和前进的。在前期，他的“以党治国”思想在前期是学习欧美的多党竞争的政治，在后期主要是效法苏俄式的主义治国的做法。其渊源也主要就是这两点：
多党竞争的体制：前期以党治国思想的来源
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孙中山先生常年生活在美国，欧美式的多党模式也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连他自己也承认：“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之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更有归扶欧洲之学说事迹者。”其时他的立足点主要着重于政党在组织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议会竞争体制。首先，他认为由于国民素质的参差不齐只能由少数优秀特出者集合为政党，以此领导全国的国民，“民国有如婴孩，其在初期，惟有使党人立于保姆之地位，指导而提携之，否则颠坠如往者之失败矣。”其次，他推崇政党之间为执掌政权的和平竞争。1913年，国民党政议会选举中得胜出更坚定了他的这一想法。“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实行本党之党纲，其他之在野党则处于监督地位。假使本党实施之党纲，不为人民所信任，则地位必至更迭。而本党在野，亦当尽监督之责任，此政党之用意也。互相更迭，互相监督，而后政治始有进步。”由此可见，孙中山早期的以党治国思想带有很浓厚的议会政治下政党的色彩。
以主义治国为核心的党治思想：后期以党治国思想的来源
苏联在1917年的布什维克主义革命的成功，给失望中的孙中山带来了希望。1918年孙中山表示希望“中俄两党团结共同奋斗”。1921年后，孙中山开始不断阐述有别于之前“党治”思想的“以党治国”概念。他明确表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他主张将党放在国家之上，直接掌管政权，以此实现革命的成功和国家的重建，即由“以党建国”到“以党治国”的过程。孙中山晚年曾言： “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其目的是国民党以自己的主义吸引国民，从而实现以党治国。可见，苏俄式的主义治国的思想才是是我们常时所理解的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国思想的真正根源。
二、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历史功绩
孙中山先生强调的党在国家之上，以党的主义治国的以党治国思想适应了当时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需要，在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民族国家的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
孙中山早期革命由于缺乏一个组织严明、意志坚定的政党的支持，仅仅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地方的封建军阀身上，结果导致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革命斗争的接连失败。十月革命之后，孙中山成功实现了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多党政治到苏俄式的主义治国的以党治国思想的转变，中国的革命道路也越走越开阔了。在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孙中山先生成功的实现了把国内外一切支持中国革命的力量统一到了新三民主义的思想之下，通过建立党的军队中华革命军、党的政权广东革命政府，成功实践了“党在国家”之上这个以党治国思想中的原则。孙中山的后继者通过贯彻其以党治国的思想，成功实现了北伐战争的胜利，1928年蒋介石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把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的思想写进了《训政纲领》作为其指导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实行的也是以党治国思想，正是由于这种意志统一、组织严明的政党组织模式才让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加速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现代国家与民族国家最根本的不同就就在于现代国家是认为构建的，是基于政治之上的；而古代国家是自然形成的，是基于文明与文化的认同之上的。所以，在构建现代国家时，存在一个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政治民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作为古典中国活动主体的汉民族也就主要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因为到此时，它的运作主要还是基于惯性机制，而不是约定的状态。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的现代国家，在古典国家的支撑文化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观念规范已经无法维系这个国家的存在时，中国的汉民族并没有及时转变为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来构建现代国家。这时候，政党由于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出色的内聚性，便有效承当了这个角色。相对于政治上孱弱的民族国家状态，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足已提供给国家建构以各方面的支持力量。孙中山及其创立的国民党适时承当了这个角色，以“以党治国”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国民党也就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1949年以前的整个中华民国时期正是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
三、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存在的问题
以党治国思想作为一种理念，在中国历史所起的重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存在的弊端也不容忽视。综合而言，我认为以党治国思想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以党治国思想容易成为一党独裁的借口。以党治国的思想强调“把党放在国家之上”，这种过分强调党的权威的办法，有可能导致削弱政府的权力，甚至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政党行政化、权力化和一党专政的趋势。下面我将从国民政府的独裁实践来论证这一点。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念，1927年北伐战争的胜利，全国政治形式上的统一，就标志着国民党军政时期的时期结束和训政时期的开始，而以党治国的理念与体制，就成为国民党训政时期政治制度的基础与核心。当时国民党政治上的三巨头蒋介石、胡汉民与汪精卫也极力强调这一点。以胡汉民为例，他坚持认为以党治国的原则，便是以党的主义治国，“民族先有革命的需要，才有革命的思想，才有革命的主义；有了革命的主义，才成立了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是多数人按照他们所信仰的主义，适应人群的需要，而自规律发展成行动的一种组织”。于是奉行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便成了“党外无政、党外无党”，一切政权净归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时期。当时，国民党掌握选举、 罢免 、创制 、复决“四权”，五大治权托付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对重大国务的执行，政府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政党意志的执行机关，中国国民党在全国建立起了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