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印度关系:传统与现实
内容提要：尼印传统关系中，友好与合作是主流，但“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也时常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两国的地缘位置、传统联系、战略关切、民族主义、国内政治以及中国因素始终是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尼印《和平友好条约》、边界划分、边境管理、贸易不平衡、水资源的利用与管理以及经济援助等问题是目前两国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印度对尼政策更加积极与务实的背景下。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取决于两国能否彼此照顾对方的安全关切。
关键词：尼印关系 影响因素 存在问题 未来发展
作为地缘上的近邻，尼泊尔与印度在人口规模、领土面积以及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然而两国在历史、文化与社会等方面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印度独立以来，尼印关系基本上处于友好与合作的常态，但由于缺乏政治互信所造成的紧张甚至对抗也时常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起始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格局的调整、地区形势的发展以及彼此国情的变化，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印度已经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迅速上升的地区大国，尼泊尔也刚刚成功实现政体的民主转型。新变化孕育新环境，新环境催生新期待。本文试图通过对影响双边关系的因素以及新环境下面临问题的分析，对尼印关系的未来走势做出判断。
一、影响尼印关系的因素
尼泊尔地缘位置、双边的传统联系、印度的战略关切、尼泊尔民众的独立意识以及尼泊尔各政治力量为实现政治诉求而“利用印度”或“反对印度”的策略，以及中国因素，是构成尼印关系互动中的最主要因素。
(一)尼泊尔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其在经济上对印度的依赖
从地缘上看，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尼泊尔在东、南、西三面被印度包围，远离出海口，在对外贸易领域严重依附于印度。一个多世纪的拉纳家族统治造成了尼泊尔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甚至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尼泊尔的经济还是相当封闭的，对外贸易也仅仅局限于印度与中国的西藏地区。
受地缘环境的影响，尼泊尔与印度的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50年签订的《贸易条约》给予了尼方通过印度领土和港口进出口货物的“完全和不受限制的权利”，但印度也通过关税政策和控制兑换外汇等措施间接地控制了尼泊尔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从1956-1960年的四年间，尼泊尔与印度的贸易占尼泊尔总贸易额的95％，而与包括中国西藏地区在内的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贸易只占5％左右。尽管自1951年以来尼泊尔的对外贸易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并且争取有利的贸易与过境安排也基本上成为尼泊尔对印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但掣肘于封闭的地理环境，尼泊尔在经贸领域高度依赖印度的状况并没有改善。1989年由于双边政治关系恶化导致的印度关闭过境点对尼进行经济封锁的行为，就直接造成了尼泊尔的经济困境和政局动荡。从这个意义上说，双边的经济关系，或者说尼泊尔对印度的经济依赖，几乎注定成为印度达成控制尼泊尔以实现印度战略谋划的最佳工具。而封闭的地缘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形成的恶性因果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尼泊尔在经济上对印度的依赖。
(二)双边民众的传统联系促进并强化了国家间“特别关系”
“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尼泊尔和印度一样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②尼印双边“特别关系”的形成(尽管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尼方试图改变这种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成功)，其坚实的基础就在于两国人民间“独特的”(umque)传统联系。尼泊尔与印度可谓是“被同一文化分开的两个国家”，印度第一任总统拉金德拉·普拉萨德(Raiendra Prasad)甚至认为“印度与尼泊尔的关系是一种超越肉体的精神关系”。
尼泊尔于1769年实现统一后，在信奉印度教的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印度教文化在尼泊尔得到推广，并且逐渐被大多数民族和部族所接受。印度教文化甚至在团结和凝聚各族人民建设统一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那些非印度教社会群体，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定位及统治者的推动，也长期处于印度教的熏陶和影响之下。文化上的共性不仅成为维系尼泊尔国家统一和团结的纽带，也是强化尼印传统关系的“道义力量”(moral strength)。
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联系是独特的，而这种独特性的基础除了植根于文化上的共性外，还在于两国间独一无二的开放边界(open border)。开放边界何时形成并不重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816年《萨高利条约》签订前，两边的民众就可以自由流动，条约签订后维持了这一状态。在随后一系列关于边界的谈判中，边界的变动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并且1950年的和平友好条约也确认维系边界开放。开放边界，一方面促进了双边人员交往和人口流动，同时也促进了两国尤其是边界地区的民众在宗教、文化、语言、传统、社会规范与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交融。作为双边社会与文化连续性的标志，开放边界对于形成尼印双边“特别关系”功不可没。
(三)印度的安全关切
“印度可以选择朋友，不能选择邻居”，但可以选择对邻国的政策。出于自身的安全关切，自独立以来的印度各届政府虽然并没有在对邻国政策中明文颁布某些政治精英希冀的类似于美国“门罗主义”(Mooe Doctrine)的政策，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印度对南亚邻国政策中却明显地带有门罗主义的特点。
印度希望将尼泊尔纳入到自己的安全框架之中，拓展自己的战略纵深。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对此毫不讳言，曾在多种场合重申，“尼泊尔与印度的利益不可避免地联结在一起……任何印度政府都不可能容忍任何国家对尼泊尔的侵略……对尼泊尔的任何侵略都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印度的安全。”“尼泊尔的对外政策应与印度相协调”，“与印度的善意与友好是尼泊尔获取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任何外部力量帮助的首要条件”。因此，印度对尼泊尔与地区外国家发展关系极为关切。1953年10月，尼赫鲁就曾要求印度外交部关注美国驻印大使在尼泊尔的行动，并转告美国大使，“尼泊尔执行对外政策需要与印度协商并与印度对外政策相一致，我们(印度)希望其他友好国家理解这一立场。”
可以说，自尼赫鲁以来的印度各届政府基本上延续了尼赫鲁时期的对尼政策。20世纪90年代“古杰拉尔主义”的出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印度在南亚邻国中的形象，但印度战略界界定的战略空间并没有压缩。印度国防部出台的《2002-2003年度报告》指出，印度的战略利益空间从南部赤道向北延伸至中亚各共和国，东起马六甲海峡并向西扩展到波斯湾地区。在这样的战略视角下，印度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印度过分强调自身在尼泊尔的安全关切”。因此，印度对尼泊尔在安全尤其是军事安全领域的政策和行为极为敏感，对尼泊尔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尤其是在安全领域的交流视为有意削弱印度影响，例如印度通过1950年条约强化了双边安全关系，反对70年代尼泊尔提出的有意摆脱印度主导地位的“尼泊尔和平区”建议，通过1989年的经济封锁“惩罚”尼泊尔违背1950年条约的行为，等等。
印度的安全关切成为印度发展与尼泊尔关系的主要动力，同时也使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