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濒临绝境的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上百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恶劣自然环境和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历时两年，纵横十四省，长驱数万里，最终会师陕甘，演绎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壮丽奇观，创造了灵活机动、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彰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博大精深。
一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领域的典范。它既非与生俱来，也不是一蹴而就。按毛泽东的话讲，它是在遵义会议上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认同，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经革命战争实践反复证明了的。
大革命失败后，数十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使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化茧为蝶的痛苦，得出了刻骨铭心的认识：不掌握军权，不创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不开展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一语惊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道路，创建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红色狂飙。
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适应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需要，形成并发展起来，同时初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如，毛泽东和朱德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苏区，粉碎国民党军“进剿”“会剿”的作战中，总结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红军游击战原则十六字诀。在指挥中央红军连续开展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又提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作战方针和原则。这些战略战术的精神要义是：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灵活机动，不拘一格，扬长避短，力争主动，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退却时反对逃跑主义，有效地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
在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导下，红军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四次大规模“围剿”，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到1932年夏，形成了以中央苏区为主要支撑点的包括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苏区在内的6个基本战略区格局，成为红军和革命战争发展的主要战略基地，全国红军一度发展到近30万人。
然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拒绝采纳毛泽东等人在长期战争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不懂中国实际情况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他完全摒弃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仅没有战胜敌人，反而陷自己于被动局面；广昌战役失利后，错误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以所谓的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与强敌拼消耗，致使中央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
二
长征是党和红军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是无根据地依托、无群众基础的游动作战，遭遇的艰难险阻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远征都无法相提并论的。
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先后调集了上百万重兵，除国民党中央军外，还有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滇军、川军、川康军、西北军、东北军及马家军骑兵等地方军阀部队，“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于死地。蒋介石狂妄地断言：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
由于形势错综复杂，敌情瞬息万变，红军危机四伏，命悬一线。如果不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红军是难以胜利前进的。但在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把战略退却变成了单纯的逃跑主义，“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实行甬道式的大搬家，行动迟缓，一味地消极避战，战术呆板，致使中央红军“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结果处处被动挨打，屡屡险象环生。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了巨大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五军团第34师、红三军团第18团更是全军覆没。这一人民军队历史上最为惨痛的失败，正是“左”倾错误战略指导思想造成的严重恶果。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从而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东面有湘军刘建绪4个师，西面有滇军孙渡6个旅，南面有中央军薛岳2个纵队，北面有川军刘湘12个旅。对于刚刚重新确立领导地位的毛泽东来说，真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要想率领3万红军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包围圈，变被动为主动，犹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然而，毛泽东却以他博大精深的战争艺术，指挥英勇善战的红军及时调整战略方针，迅速实现了“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使红军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迫近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康地区，避实击虚，声东击西，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拖死中央军，打死滇军，脚踏川军”，从而扭转了被动局面，掌握了战略主动权，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灵活用兵、机动作战的光辉典范。
红军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神威和灵气，令蒋介石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国民党各支“追剿”大军如无头苍蝇般整日里疲于奔命，结果却是四处扑空，被搞得晕头转向、精疲力竭，对声东击西、飘忽无定的红军更是畏之如虎。滇军称红军是“曲线运动，难以捉摸”；川军说红军完全是“太极图形，神出鬼没”；黔军认为红军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