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王朝崛起的战略精义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战争是实现王朝崛起的普遍模式。要顺利达成武力崛起的目标,关键在于高明与卓越的战略指导。在秦汉王朝崛起中,《汉中对》、《隆中对》、《商君策》、《客卿对》、《平吴疏》等在具体战争中具有关键的战略指导意义,它们或全面分析战略形势,或高明把握战略时机,或合理制定战略预案,或兼而有之。全面总结古代王朝崛起战略指导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从中汲取于当今国家强盛有益的智慧与启迪。
  关键词 秦汉时期 战争 王朝崛起 战略指导
  战争是实现王朝崛起大业的基本模式
  考察整个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任何王朝的创立与崛起,其进程、规模、形态以及影响作用虽各有差异,但它们都呈示出一个有共性的基本模式:凭借或运用必要的武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摧毁对手的抵抗意志,乃是根本(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换言之,希望践履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原则,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统一和王朝崛起,往往只是理想的追求而很难成为现实的选择,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外(如北宋初年,割据浙江一隅的吴越慑于北宋强大兵威而被迫献地归附),都离不开武力。显然,在中国历史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能算是一种理论上的选择,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且劣势一方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丧失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遗憾的是,这样的现象极其罕见。相反,通过武力方式实现王朝崛起成为最普遍的模式。对此,历代决策者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们虽然常常声称“传檄而定”、“不战而下”等,但这仅仅是作为鼓舞士气、瓦解敌方的口号而已,其真正的注意力始终置放在如何运用武力粉碎敌方抵抗,达到王朝崛起目标上。
  在依凭武力完成国家统一和王朝崛起的根本前提下,决策者往往还根据不同的形势和需要,选择两种武力运用程度有所差异的基本手段,具体指导和推动这个进程。一是所谓的“无限战争”(绝对战争),即以纯粹的战争方式,毫不妥协地发起最坚决的攻击,将敌人予以彻底的消灭,“毁其国,堕其城”,实现既定的目标。楚汉战争中,刘邦坚持“穷寇必迫”的战略方针,通过垓下会战,逼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东汉刘秀派遣大军在成都城下与公孙述军队鏖战多日,歼敌主力,最终平定巴蜀,完成全国统一;隋王朝起兵50余万,兵分八路,分进合击,粉碎陈朝的抵抗,攻入其都建康(今南京),俘获陈后主;等等。这些都是“无限战争”在国家统一和王朝崛起进程中运用的典型例子。二是“有限战争”(可控战争),即“因剿寓抚”,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以军事打击为主导,政治招降为辅助,以减少战争的伤亡,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效果。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采取先战后和,以战促和的手段,迫使对手放弃绝望的抵抗,完成王朝崛起的大业。这方面较显著的事例很多,如:魏灭蜀汉之役中,邓艾大军在绵竹消灭诸葛瞻之部后,逼迫后主刘禅自缚出降;西晋灭吴之役中,晋军连战皆捷,势如破竹,兵临建业(今南京市),迫使吴主孙皓分遣使者奉玺绶向晋军统领王浑、王浚、司马伷乞降,并最后面缚舆榇,亲至王浚军门投降。然而,无论是“无限战争”也好,“有限战争”亦罢,武力及其正确运用在王朝崛起大业完成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乃是毋庸置疑的。西汉陆贾言“逆取顺守”,所谓“逆取”,就是以武力完成崛起,这一点自古至今,概莫能外。
  要顺利达成武力崛起的目标,关键在于战略指导的高明与卓越。所谓“战略”,从狭义的概念说,便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其中包括战略条件的分析、战略方针的制定、战略原则的确立、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时机的把握、战略手段的运用,等等。王朝崛起与战争胜负息息相关,而这类战争都是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军事行动、军事战略,对于从事王朝崛起战争无疑起着提纲挈领、总揽一切的指导作用。以下,我们仅以秦汉两晋的历史为对象,来讨论战略指导的得失及其与王朝崛起战争的关系。
  正确判断战略形势
  综合准备充分是实现王朝崛起的基本前提,然而,它与王朝崛起的最终实现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只是为王朝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变成为现实,归根结底,则要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下的战争实践去实现,战略指导的正确与否非常关键。而战略指导是否高明,首先取决于战争决策者对整个战略形势的判断。综观秦汉历史上大获成功的王朝崛起战争战略,其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战略决策者能够知彼知己,预见胜负,对统一战争的整个格局、形势以及前景有明确无误的判断。楚汉战争时期,韩信的《汉中对》有关当时战略形势的分析与判断,可谓这方面的典范之一。
  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被推翻后,出现了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群雄中以西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两大集团实力最强,他们为争夺全国统治权,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揭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的帷幕。鸿门宴之后,雄心勃勃的刘邦集团不甘心困居于巴、蜀、汉中一隅,他暂时的退让是为了以屈求伸、以退为进,等待时机成熟,“还定三秦”,再图天下。而项羽集团的政策失误和战略上的麻痹,则给刘邦提供了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的机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信适时地向刘邦进献了千古战略名对——《汉中对》。《汉中对》的逻辑起点,是韩信出于转化战略优劣态势,帮助刘邦摆脱被动,争取战争主动权的现实需要。当时,项羽身为霸主,政由己出,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汉中对》就是要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不利中发现有利,从被动中寻求主动,奠定以弱胜强,夺取天下,完成统一的基础。
  正确判断战争形势,是正确制定战略方针的前提。《汉中对》之所以脍炙人口,首先是韩信对整个形势以及发展趋势的正确分析判断和把握。韩信既看到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肯定项羽在诸多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如骁勇善战、地盘广大、宽厚待下,等等。同时也从项羽貌似强大的表象中发现其致命的弱点:其一,刚愎自用,不能识拔和放手任用人才;其二,爱惜爵禄,不知道如何笼络人心,因而无法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其三,排斥异己,任人唯亲,“以亲爱王”,结果导致诸侯忿懑不平;其四,缺乏战略远见,自动放弃关中形胜之地,“不居关中而都彭城”;其五,不讲信用,加之诛杀无度,残暴酷虐,“所过无不残灭”,失去了民心。“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所以,项羽只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他表面上虽然强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由强转弱,因而要想击灭他是颇有希望的。在“知彼”的同时,韩信也能“知己”,指出刘邦势力虽然暂时弱小,但却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入关后“约法三章”,赢得了民心归附,而未能如约“王关中”反被项羽赶到汉中一事,又使得刘邦获得了广泛的同情。这就为最终战胜项羽提供了可靠保证。通过这样的比较,韩信预见刘邦由弱转强,统一天下的乐观前景:“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韩信的分析,合乎当时的军事战略形势,具有很强的预见性。事态的发展果然未出韩信所料,项羽东归不久,田荣于山东起兵反楚,项羽后院起火,陷入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而刘邦则遵循韩信在《汉中对》中所提出的既定战略,乘机部署军队“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迅速平定了三秦,夺取关中形胜之地,取得了战略前进基地,并为最终消灭项羽集团,完成王朝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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