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沅醴、巍巍武陵，坐落在湘西长山大河间的常德，直到晋代还是陶渊明先生的世外桃源；明代以后，这里渐渐成为“左包洞庭之阳，右抗五溪之要，不特荆湖之唇齿，即滇黔之喉嗌也欤”的富庶之地，盛产粮、棉、油、烟、酒、茶。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这里值得书写的故事不算很多；但一段“虎贲部队保常德，官兵视死皆等闲，八千勇士血流尽，一寸土地一寸血”的往事，使这个湘西山城在中国现代史中占据了辉煌而又悲壮的一页。1943年底，不甘灭亡的日本法西斯正是从这座湘西名城开始了的最后疯狂；也正是在这里，数万中国军人，以他们的勇气、智慧和生命，铸就了抗日战争中一座永志难忘的丰碑……
——仅以此文献给所有曾在这场战役中奋战，活着或已经故去、知名或不知名的中国军人，他们的姓名也许已经泯灭在了逝去的硝烟中，但他们的功勋将永存！
艰难修筑中的滇缅公路是日军的心腹大患
日军水路并进迅速集结
帝国的“决断”
日本军队中国大陆最后的疯狂，是从1943年底开始的。对于轴心国来说，1943年是噩梦开始的一年：曾让大英帝国惊竦不已的德国非洲军，在阿尔尼姆将军的带领下走进了北非的战俘营；而9月落下帷幕的库尔斯克之战，则又成为“德国坦克兵这只天鹅一曲哀婉的绝唱”（苏联元帅科涅夫语）。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同盟国，在这一年的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确立了彻底粉碎轴心国的反攻战略（本来美国建议召开的是一次中、美、英、苏四大国“峰会”，但由于斯大林坚决反对中国参加，因此中、美、英三国和美、英、苏三国分别召开了针对日本的开罗会议和针对德国的德黑兰会议）。尽管轴心国阵营的土崩瓦解已经开始，但点燃战火的法西斯德国与日本，为了逃避正义的惩罚，却依然在拿那些因战争而亢奋、因亢奋而战争的国民当赌注，准备进行绝望的困兽之斗。
面对同盟国的反攻，日本帝国在1943年的顽抗，处于一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状态：一方面，中途岛大败和瓜达尔卡纳尔的失利，使帝国海军已经比较现实地把维持太平洋上“国防圈”的完整当成了当务之急；另一方面，自信“武运长久”的日本陆军，此时却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战争目标和与总体战略——帝国陆军对中国战场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定位，而在太平洋战区则开始无奈却不停向大海上输送一去不复返的 “炮灰”。1943年中以来，盟军的潜艇和日本运输船队的缺额，使得物资紧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日本帝国的战争潜力，但是建立物资供应捷径的“大陆交通战”，却还要等1944年初才开始启动。
在1939年的武汉会战后，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的行动由于其国力和战略的缺陷被限制为中等规模进攻作战，看上去这种攻势既可以削弱国军实力，又可以牵制盟军在滇南的反击，但这些表面上颇为积极的战役行动，始终缺乏一个连贯的战略作为指导——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岛国在大陆战略上的天然缺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侵华日军不肯放弃任何既有的成果，因此“皇军”精华在从东北到中太平洋的各战区一线排开，在中国大陆除了守成之外和发动一些中小型攻势，始终不能发起一个能改变大陆战局的决定性会战。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在太平洋上只能坐以待毙，但侵华日军在战术和战役上相对于中国军队都还保持一定的优势，因此，已经落入困兽之局的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区此时还有一定的资本可以供帝国军人为了荣誉去“浪费”——日军那些中小规模攻势，与其说具有重要意义，不如说是为了证明帝国军人“依然存在”并且骁勇善战而进行的挥霍。
以中国战区的华中战场为例， 1943年上半年日军在第六战区便已进行了两次中等规模会战，分别是2月的“江北歼灭战”与5月的鄂西会战。前者不过是消灭了石首、华容一带的军阀王劲哉，后者则偷鸡不着蚀把米，最后被吴奇伟的江防军打得灰头土脸。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侵华日军都对这种没有太大意义的攻略都十分认同：在俊六手下的三个主将，华北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华东的第13军司令官下村定与华中的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对中国派遣军的战略规划均嗤之以鼻。资历较老的岗村宁次，露骨地说在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是一个低能、缺乏远见的指挥机构，只能应付日常事务与解决一些战术性问题，对长期中日两军相持的僵局，拿不出办法，致使日军大部队长期在华劳而无功。岗村宁次认为俊六与其司令部“能力平平”，所以自己连意见都懒得提 (不过，岗村宁次倡导的日军对中国大后方贵州、四川、广西各省进行战略进攻、“击退由黄埔生掌握，国家观念极强的国民党军”方案，在1943年底以后也不怎么现实)。
然而，1943年上半年的鄂西会战无功而返，并没有打消中国派遣军对类似中等规模会战的兴致。6月，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俊六大将又建议在下半年向四川发动局部进攻作战，但日军大本营以太平洋战局日趋不利、而中国华北地区“治安”情况也非常严峻为理由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8月初，帝国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参谋总长杉山元决定，在年底之前从中国抽调精锐部队支援太平洋战场，因此要求中国派遣军1943年下半年的作战重点放在加强占领地区的稳定上；8月下旬，由于情报显示中国陆军11、20集团军在昆明已集结24个师、25万人，估计在滇缅战区将有反攻行动，因此日军大本营又改变计划，要求中国派遣军组织攻势，牵制中国军队打通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的战役企图——其理由是通过在第六、九战区的进攻，可以阻止这里的中国军队向云南方向抽调（事实上，由于装备、训练标准的差距，内地国军即使抽调到云南，却也很少能马上投入缅甸战场的作战）。有意思的是，杉山元在战后回忆中，又将常德会战的最初发起人者说成是中国派遣军，并且声称常德与缅甸“远隔千里，如何策应？”事实上，无论谁是常德进攻作战的第一个提议者，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仍保有的进攻能力和宝贵的时间，就这样在反复争议中没有多大意义的浪费了。
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根据其大本营在8月下旬的指示，于8月28日制定了《昭和18年（1943年）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其主导思想是在华北努力确保占领区，在华中以第11军和第13军主力分别发起常德与广德作战。9月7日， 俊六接到了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的亲笔信，其要点是：在不妨碍大本营全面兵力运用之范围内（希望自己发起的作战行动不会影响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但却会影响对手的下一步行动，似乎有点过于一厢情愿），为了极力加强对敌压迫，牵制云南方面远征军的反攻，必须进行常德作战；常德作战在实现歼灭敌主力，牵制敌兵力的同时，不能影响大本营抽调第11军第3、13等甲种师团赴太平洋战场的预定计划——杉山元的“决断”，无疑确定了日军在常德作战中最核心的战役目标，当然，这也是今天我们讨论战役双方成败得失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