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现和解释青年人的仪式抵抗潜能
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英]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著，孟登迎、胡疆锋、王蕙译，2015“青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普遍使用的一个司空见惯的称谓和概念，它不但表征着代际关系和年龄特性，还被赋予了诸如创新、热烈、积极、希望甚至鲁莽、浮躁等多重引伸性的含义。事实上，成人主流社会对于青年群体的这种认定和赋予意义的行为，有一个相当曲折的历史过程。与之相关，有关青年群体所体现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的研究，或者说关于青年文化或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变化过程。
鉴于英国伯明翰学派在青年亚文化研究史上所处的重要位置，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这一学派作为学术界探讨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历史分界线。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伯明翰学派之前“青年”被塑形和青年文化被研究的历史过程，尝试寻找一条相对清晰的研究线索，一个相对充实的历史参照系统。
一、伯明翰学派之前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年轻人能够成长为真正对社会有影响力的群体，能够被当作“青年”看待，是现代西方社会才出现的新事情。美国学者约翰·吉利斯（John R.Gillis）等人的研究表明，作为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的现代“青年”概念，大约是在18世纪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换句话说，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概念至今也不过200多年的历史，它本身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1]工业化、现代化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力生产模式，使得出身于不同阶层的青年人群产生了明显的流动性分化：大批出身于下层社会的青年摆脱了工作、邻里和家庭的传统结构，纷纷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流浪者或犯罪者;出身中上阶层的青年人则开始接受学制更长、系统化更强的学校教育，也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相对集中的青少年生活阶段和生活圈子。
青少年群体从成人主流社会的分离，也对成人社会产生了新的挑战，成人主流社会对于青少年群体的观照、控制和研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丰富起来。无论是犯罪学领域出现的专门针对青少年犯罪的“青少年法庭”（1899年），还是心理学领域发现并建构起来的特定的“青春期”观念（1904年），都意味着成人社会已经把青春期当作一个非常独立而特殊的阶段、把青少年当作一个特殊的群体来对待了。尤其是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关于“青春期”（14—24岁）必然伴随身心混乱、创伤、突变和恐慌的断言，在社会学领域和商业主导的大众传媒出版领域掀起了一股关注青少年问题的热潮。
继犯罪学、心理学之后，社会学也介入了对于青少年的研究，并且试图在文化认同的层面解释青少年群体的生活方式。由“青少年”而衍生的“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这一概念，就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在1942年生造出来的。[2]他试图用这一概念进一步阐释青春期文化的问题，并强调了年龄和性别角色在青春期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注意到了代际关系、家庭角色、职业选择和社会责任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于青年生活方式、行为和角色认同的影响。但是，帕森斯所说“青年文化”，基本上是关于美国中产阶级青年男女的事情，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青年和出身于边缘群体的青少年并不在他的观察视野之内。因此，帕森斯最早提出的这个“青年文化”概念，与我们今天学术界所用的青年文化概念有很大的差距，因为完全缺乏对移民阶层（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的关注。关于移民群体、边缘群体和工人阶级青年的研究任务，主要是由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和帕森斯的学生艾伯特·科恩（Albert K.Cohen）等人来完成的。
自20世纪20年代起，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师生就开始对包括青年亚文化群体在内的各种亚文化群体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经过几代学人半个世纪的努力，芝加哥社会学学派提出了诸如“社会解组论”（social disorganization）、“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贴标签论”（labeling theory）等一系列富有阐释力的理论视角。他们认为，青年越轨亚文化行为之所以会出现，不仅仅源自移民群体（尤其是移民家庭青少年）所处的边缘化生存处境，还源于强势群体对他们的标签化、刻板化认定行为。这种揭示不只体现了社会学家对于弱势群体和越轨人群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论上为后来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贵的启示。
此外，艾伯特·科恩提出的地位挫败（status frustration）和“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理论（假设），也为探讨青年亚文化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在他看来，下层阶级出身的青少年所面临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地位挫败（status frustration）所带来的苦恼，而这些青少年形成的亚文化就是他们解决地位挫败问题的特有方式。这些处在边缘社会的青少年与占据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矛盾，他们无法融入那些能够适应中产阶级竞争规则的青少年，开始以他们自身处境结成的帮伙作为文化归属群体。最终，在他们当中形成了一套与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价值体系，后者成为越轨亚文化群体产生的观念支柱。因此，他认为青少年亚文化——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文化，就是越轨青少年群体对主流体面社会的反叛性回应。
美国社会学家的这些研究，对英国学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正是受到“贴标签论”的启发，研究了英国主流传媒对于两类青年亚文化反叛群体（摩登族和摇滚派）的“妖魔化”描绘，于1972年出版了《民间恶魔与道德恐慌》（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一书，揭示了青年亚文化群体被贴上的“民间恶魔”这一标签与成人主流社会的“道德恐慌”这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斯坦利·科恩的独到深刻洞见直接激发了后面要谈的伯明翰学派对于青年文化的研究，而且促使媒体从业者和青少年文化研究者去反省：反叛青少年到底有没有像我们所描绘的那么恐怖，成人社会是不是在“制造”恐慌和反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