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烂公检法和清理阶级队伍
一
文革前公检法毛主席称之谓“刀把子”，曾几何时，砸烂所谓反动公检法成了毛主席在文革中的重要棋子，后果极为严重。然而在文革结束后，鲜有揭露它的起因和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不是穿靴戴帽一笔带过，就是遮遮盖盖语焉不详。
砸烂公检法的罪魁祸首表面上是原公安部长谢富治，但他不是头脑简单的政治打手。前半生是战功显赫的上将和在云南治理禁毒和治安颇有政绩的省委书记。他对某些敏感问题能够深入调查敢于坦露，1965年他在浙江乔司劳改农场蹲点时曾在省公安厅作过报告，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他讲到云南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打击对象面的调查统计——以被打击的一家三口计算，打击面超过云南省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说“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应该说在当时的上层领导中是非常清醒的认识，问题是同样是这个谢富治为什么会在文革中嬗变成唐朝著名酷吏来俊臣式人物？只能说他心目中把对领袖的忠诚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封建的臣民思想在作祟。什么“原则和道义”统统束之高阁。
据陪谢富治在浙江乔司农场蹲点调查的省公安厅徐××透露：1965年谢在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在乔司农场蹲点情况，毛要他回去好好读《水浒传》第一回。他回来当夜要徐帮他找《水浒传》并连夜阅读研究，以他作为公安部长的嗅觉和悟性，他领悟毛主席要发动政治运动，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像《水浒传》第一回中描述洪太尉打开伏魔殿放出天罡地煞一大批牛鬼蛇神造成天下大乱，来清除被毛主席认为是政敌的人以达到所谓天下大治的目的。它反映了毛主席当时的心态，文革发展也证明毛主席为了达到打击被他认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人员，他是不择手段，亦不计后果。
1968年4月砸烂所谓反动公检法是从北京市公安局开始的，在谢富治的教唆下，北京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刘传新（某军副政委）炮制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北京市公安局10个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以及分局、县公安局长全都是特务叛徒和三反分子”。“全局有一千多坏人”。并诬陷“公安侦察部门通敌、资敌”，“侦控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等骇人听闻的莫须有罪名，只要稍有正常思维能力的都会难以置信的，毛主席当然知道，但他需要这样骇人听闻的材料作为政治上的突破口，所以他毫不迟疑地在此件上批示“请各地军管部门注意此类情况”。这样由国发第142号文件下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砸烂公检法的高潮。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通过这个充满谎言的文件来砸烂公检法，来达到打倒刘少奇、彭真的政治目的。真是像封建王朝那样“欲加以罪，何患无辞”。
此后，谢富治公开说：“毛主席在我面前讲到要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至少也有七八次……”。此话可信，它真正道出了毛主席把砸烂公检法当作文革中一着重要的棋子。所以全国公检法被军管，并由公安部长谢富治带头砸烂公安机关就不奇怪。于是各地公安机关军管会纷纷向北京公安机关军管会看齐，学习刘传新罗织罪名经验，一时间像大跃进年代放卫星那样，什么某地“公安机关是坏人当道，特务专政”，某地“名为侦察工作，实为通敌渠道”等等纷纷出笼。
据不完整统计：全国公安机关干部遭受打击逼害的达34万之多，被逼死打死的1200余人（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死在秦城监狱），被致伤残的3600余人。
浙江公安机关是被砸烂中的重灾区，省公安厅三位正副厅长和警卫处长侦察处长以及一名女侦察干部共六人被押送北京关押审查。省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朱全林学着北京市公安机关刘传新的腔调说：“浙江旧公检法十七年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在全国砸烂中发生的恶性事件里，浙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乐清县公安局预审干部被枪杀在预审室里。台州公安干部对被莫须有罪名判刑不服，在劳改农场遭枪杀。杭州市公安局侦察干部汤良被诬外国特务罪名愤然自杀，妻子生活无着流落在街头讨饭而无人过问。在省公安厅院子里，有被批斗后遭殴打而上吊自杀的，有用铁钉砸进脑袋里自杀的。全厅批斗会上，吆喝着：“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带上台来！”结果满台挤不下，职务较低的只能站在台下前排接受批斗。
其实浙江省公安机关在对美蒋特务斗争成绩是十分显著，浙江的海外情报工作是公安部的重点单位，1955年浙江是最早获悉美蒋特务在香港实施爆炸“克什米尔”号客机的罪恶计划的单位之一，使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躲过一劫。对美蒋特务潜来我省的也基本做到了如指掌，1956年12月台湾专员级特务张毅潜来杭州，杭州、嘉兴被张毅认为是两个可靠的落脚点，结果这两个可靠的落脚点的群众都主动报案，并配合我们工作，迫使张感到走投无路，最后向我投案自首（张被安排在杭某院校后评为教授）。同年有一起代号为“1141”的案件获取美蒋特务制订的“××计划”，时毛主席在杭，副厅长丛鹭丹要我立即抄成小山核桃大的字体上报，毛主席在抄件上签上“阅”字后退回归档。为了配合两岸和谈，通过海外关系将奉化蒋氏墓道修葺后的照片转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看后笑着对宋美龄说：“奉化修墓，浙江江华是无权决定的，看来是北京毛泽东决定的。”上述情况也是及时上报公安部并转报毛主席的。然而浙江公安机关军管会为了学习北京市公安机关军管会罗织莫须有罪名经验，不顾党和国家利益，唆使原派遣处干部包某等人，把上述相关的案件端上大批判栏，作为公安机关，“通敌罪证”，甚至把与海外通讯的转信地址也编印成册发至有关单位追查所谓敌特分子，其后果是无法估计的。当年我们打入台湾“国防部”二厅驻香港一机构，因工作失误被港英警察机关发现而遭到逮捕，港英当局拟以台湾特务准备遣返金门，我们的人员才宣布：“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间谍人员。”他们被遣返后公安机关军管会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一批海外密干和情报人员一律以通敌罪名统统送金华劳改农场劳改，甚至还把留在海外工作的也诱骗回来一并送往劳改。当时这些隐蔽战线的战士的行李堆满在公安厅大门的门厅里，我们见状欲哭无泪。
公安机关被砸足足三个年头，1970年12月至1971年2月召开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这次历史性的长会，既没总结砸烂公检法的所谓“伟大成果”（实际反证了北京市公安机关军管会炮制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诬陷），也没提砸烂中的消极教训，而是组织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论述。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对公安机关要一分为二，也（还）有好的么。”这是砸烂公检法的结论。说得明白点，一分为二中少数是好的，多数是坏的。尽管在会议后期，周总理讲话中端出了解放以来公安工作的实情。周说：“解放后十七年，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导下的，不能说是黑线统治”，“条条战线毛主席亲自管的最多的一是外交，二是公安”，“好多次公安会议文件，都是毛主席亲自修改和审批的，有的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一共开过十四次（公安）会议，毛主席亲自过问的就有十次。而且还有很多具体批示……”。“就整个公安队伍看还是好的，怎么能说整个系统垮掉要重建？……”显然周总理为公安工作讲好话，希望扭转这种黑白不分的局面。然而毛主席并不认可周总理的讲话（也为后来批林批孔批周公埋下伏笔），因为他看不到全国乱局的尽头，更看不到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的曙光，所以他批准的《会议纪要》仍要继续对建国十七年来的公安工作错误路线进行批判，认定“刘少奇、彭真、罗瑞卿的黑线远未肃清……”。会后公检法还得继续砸下去，大批公检法人员被组织下放改行，提倡“掺沙子”把军队转业复员人员安排到公安部门，留用的以“旧公检法人员”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