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早期党史资料》评论选


  党史记述中的鲜活陕北
  韩 伟
  党史顾名思义,主要是对党员、党组织的发展的历史记录。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近代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中,其发展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底层人民有着天然的联系,故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录,不免会有当时社会情况的介绍,但毕竟不会是记述的重心。赵通儒所著《陕北早期党史资料》却是个例外,作为党史资料,他详细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早期活动,特别是组织发展、重要会议和人物等,但更加弥足珍贵的是,赵通儒博观古今,以如椽之笔,细致地描绘了近代革命前后陕北的政治社会、民俗地理、风土人情,为我们留下一个亲切可感的鲜活陕北。
  陕北虽地处偏远塞外,但很多地方却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如延安、榆林等地,历代都是军政重镇,明代重修万里长城,从宁夏至雁门关,中经定边、榆林一带。军政要地带来人口集聚、市贸繁荣的同时,也使地方民众饱受其苦。如赵通儒所述,作为屯军、官衙所在地的榆林,“骄奢淫逸、腐化堕落,吃喝嫖赌烟最甚,”社会风习可见一斑。“陕北王”井岳秀来榆后,更成为“人祸”之源,他设立陕北地方实业银行,滥发纸币,加重人民负担,“把铜钱运山西化铜出售牟利,收集银币私存,使各县金融枯竭,市面无法交易。”为官一方,经营实业本无不可,民国很多在地化“官商”对地方发展很有助益,如南通张謇、重庆吴作孚,而井岳秀聚敛财富用以娶妻妾,在京津等地置办私产,“未作工业投资,未作地皮投资。”榆林又有所谓“官吏债”,专门放给新任县长、委员无路费或所带之钱不足交纳贿赂者,“是各县贪官劣绅不得不贪、不得不劣、不得不刮地皮之秘密根源。”这些记述,虽侧重陕北官政,却也足见民生之苦,亦成为陕北青年、农民阶级觉悟,党组织发展的重要背景。
  除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相关的陕北军政细致叙述外,赵通儒所著特色,更在于对陕北社会民俗风情绘声绘色的描写。他写榆林男子间发生纠纷,必先相互叫骂,第二步为“抗胛子”,即以肩膀闯,最后才能互相动手厮打。若不按步骤,不论到官还是经调解,必先责问“没抗胛子先打”即为是非之原,据之判定赔不是。再如男女喜夸大、说谎,本来饥肠辘辘,人家问起来,还要吹嘘刚吃过“肉面大米饭”,甚为生动形象。
  对陕北的民情,赵通儒不只是简单地记述,而是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成因。陕北人勤俭持家,有时被人看作过于爱财,其实是因为遭遇过多次饥馑灾难。在榆林,“同治年,回民打入城内,进行巷战,双方死亡很多,全城失陷过,老年人多不忘当年战争惨痛。光绪年三次旱灾,死人不少。所以富农以上人家,防荒防旱,储粮储钱,比23县,任何县都认真,”足见陕北人勤俭其来有自。由于生活艰苦,很多日常用品都须手工自给,清涧妇女善于纺织,妇女往往鸡鸣而起,半夜才睡,除了做饭、缝补、洗涤之外,“每日至少用手工纺车要纺二两线,阴雨天更多,能手、快手、好手要纺四两一日,纺到手痛臂痛,还不敢休息。”故每年春节秧歌道情唱“张连卖布”,妇女多闻而“泪泣如雨不止”。正是土地的贫瘠,长期以来生活的艰困,养成了陕北人勤劳俭朴的性格。
  对陕北社会的陋俗流弊,赵通儒也不避諱。清涧曾盛行烟赌之风,许多大官、地主、资本家子弟及财产,多因赌博而输光。拔贡、秀才甚至把“顶子”放下来作赌注,作赌器。一些大赌棍,到安定、靖边、延安一带去赶会,立赌场,大赌博、特赌。鸦片盛行后,吸烟的烟鬼很多,走私、种烟也很多。在横山,靠近沙漠荒野,民谣有“对面山里牛喝水,横山来些倒沙鬼!”这里本来生活艰难,男子却烟赌游惰,“男子终日终夜,卧室吸大烟,而妇女却担水、种地、锄地、收获。”由大烟、赌博,实际已经部分揭示出这些社会陋习的社会根源。
  对陕北旧社会之宗教情况,赵通儒述之甚详。如曾在延安盛行的天主教、基督教,成为陕北外国宗教中心。基督教在城内,最初为英国人掌握,属于西安教区,1922年后为美国教徒篡夺,改属陕西汾阳教区。天主教势力更盛,以桥儿沟为中心,属于北京教区。由于《辛丑条约》,天主教在延安犹如“太上政府”,清末知府到任,先要拜会主教。县官则更是“鸡蛋官”,过年时,主教只遣一仆人,向府衙、县衙投一名片,而知府知县必须亲赴天主堂拜年不可。一直到民国初年,此风尚存。在榆林,天主教属于北京教区,而基督教属汾阳教区,影响甚大。榆林还有佛教之支流“同善社”,吃斋、坐静、念佛经、讲佛经。号称静坐养生养性,成为不用药物治疗疾病的“静坐疗法”,在医药缺乏的社会环境下,很多人为治病加入。他又记录绥德西山寺、娘娘庙、二郎庙等庙会盛事,瓜果摊贩活跃期间。凡此种种,无不给人描绘出了一幅鲜活生动的陕北社会风情图。
  赵通儒对陕北社会人民的生动记述,不只是出于社会革命的敏感,更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对这方土地和人民的深厚感情。赵通儒一生经历极为坎坷,但他始终保持着至纯至真的性情,他将个人的生命,深深地融入了陕北这片土地,而对土地、底层人民的深情厚意,体现在他的细微观察和生动书写之中。正是在这种书写中,他将“生命还给社会”。诚如林耀华所言,“我们对于社会复杂的现象,如要深切的洞察,就不得不精细地研究社会主动者的生活。”对陕北社会历史的描述,实际与党的历史紧密交融,因为中国共产党就是诞生、发展于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之中。他对底层人民苦难的真切描绘和同情,既有对旧社会制度的无情批判,又体现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和对公正、平等的美好社会的乐观追求。
  不忘初心的典范——读《陕北早期党史资料》
  裴积荣
  当下,“不忘初心”四个字,在全社会流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已成为号召、鼓舞、激励、鞭策人们前进的社会动力。通过《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一书,帮助赵通儒先生完成了一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伟业。赵通儒先生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毅力、耐力、承受能力,塑造了自己不忘初心的光辉形象。
  赵通儒是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是当代陕北的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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