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法律题材电影的价值观流变
2013年，非行导演的电影《全民目击》收获良好口碑，票房高达1.8亿，引起了一轮关注法律题材电影的热潮。“任何一种法律或法律现象，都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在法律这种现象上的反映。”[1]一般来说，法律题材电影是指以司法案件为贯穿全片的脉络，通过情节展开反映人性、社会现象，并能够表现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状况的电影。1927年的电影《肉券》（裘芑香、李松父导演）可称作中国法律题材电影的发端，这是根据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改编的黑白无声电影，影片展示了女律师鲍绮霞在法庭上的睿智与高超的诉讼技巧，“她可谓是早期女律师的典范。” [2]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内地）已经上映20多部法律电影，其中的价值观流变有序。主旋律法律题材影片始终负载着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体现了主导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对人民的询唤作用；乡土社会司法题材影片表达了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伦理与秩序法则冲突带来的种种困惑；一部分法律题材影片反映了中西方法律文化冲突、在国际视野和人道情怀方面实现了突破；特别是晚近的《全民目击》在叙事方式、节奏控制、商业营销等方面有所创新，为法律题材影片带来了进一步提升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与中国人现实生活更为紧密的联系。
一、主旋律法律电影的道德询唤
经历了文革十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中国法律题材电影也逐渐勃兴，产生了《法庭内外》（1980）、《检察官》（1980）、《见习律师》（1982）等电影。《少年犯》（1985）是内地法律电影发展史上第一部普法电影，这是第一部起用少年犯、少年劳教人员出演影片主要角色的影片。17名正在服刑或劳动教养的少年担任各种角色，3名主角也全由少年犯出演。影片以一位杂志社女记者深入少年犯管教所调查少年犯罪为主线，向观众展示了性格各异的犯罪少年在高墙里面的改造生活，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少年犯罪的家庭和社会根源，体现了我国少年犯劳改政策的宗旨。这部影片在社会法律和道德建构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唤起了全社会反思对青少年教育应该负担的责任。
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把“依法治国” 作为党和国家基本的治国方略郑重提出；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法律题材电影的高产。《法官妈妈》（2001）、《真水无香》（2006）、《大道如天》（2006）、《女检察官》（2007）、《远山》（2007）等一批主旋律法律题材影片表现了法律职业群体献身法治、勤勉敬业的崇高信念和道德操守。这些影片强化了意识形态功能，讴歌主人公身上的共产党员优秀品质和传统美德，以树立模范典型来实现对法律从业者及人民群众的询唤作用。以影片《法官妈妈》、《真水无香》、《女检察官》为例，这些影片展现了法律职业女性水一般的柔韧和钢一般的坚强，让人们感受到法律的阳光无处不在，看到了法律之剑刚柔相济而又无坚不摧的力量，既表现出新时期人民法官的高尚情操和敬业精神，也表现了她们作为女性、作为母亲的独特一面。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类型的影片与《焦裕禄》、《杨善洲》等道德模范片的追求是一致的，重在建构主人公的精神品格上，叙事重点没有放在法律本身，没能设置巧妙的法律故事情节，没能充分彰显现代法治精神。当然，这些作品中法律职业形象的宣传对社会的法律实践仍然有很大的指引作用，有利于促进法律观念形态演变为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
二、法治现代化与传统习俗的冲突
乡土民俗与现代法制的冲突是富有当代中国特色的话题。《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和《马背上的法庭》等几部农村背景的法律电影的出现，表明了中国建设法制社会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需要法律职业群体为此进行艰巨的奋斗，甚至付出一定的代价。
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突显了农村社会人情伦理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力量。乡里李公安对村长王善堂和秋菊进行调解，围绕的核心是面子的交换。他让村长看他的面子，给秋菊两口子说些“面子话”，又让秋菊家看自己的面子，给村长留些面子。在这一过程中李公安实际上放弃了自己所代表的“法理”，按照村庄的“礼”来开展工作。秋菊从乡里到市里所打的官司并未真正解决秋菊所关心的生殖能力的问题，最后给秋菊说法的却是她肚中的孩子。秋菊生了孩子之后，帮忙抬秋菊去医院的一个村民羡慕地对庆来说：“庆来，你运气还好，福大，头一胎就生了个男孩。”而让同样倔强的王善堂服气的也不是秋菊的倔强，而是她生了儿子这一事实。《被告山杠爷》以侦探片的形式讲述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山杠爷，表现了传统意识、行为与现代法治化进程之间的巨大矛盾。这部农村题材影片引发了人们对法与情，人治与法治社会的思考。《马背上的法庭》反映了在中国贫瘠、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送法下乡”的故事，藉此传达出对法治现代化以及法官专业化等问题的深度思索。影片中代表国家审判权力的国徽被驮在马背上走过了一个又一个乡村，国徽所到之处即是法院开庭。法官老冯和大学生阿洛代表着中国法治进程中两类法律人的身影。影片塑造了老冯和阿洛两个典型人物，旨在表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经验与锐气之间，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法律人所面临的冲突和挣扎随处可见。”[3]老冯深谙乡土社会的处事规则，而他的一场酒后真言也让人体会到其作为法律人的职业情怀；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阿洛有一身的法律知识和锐气，他来到乡村面临着转用能够被当地老百姓接受的方式解决纠纷的考验。
《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和《马背上的法庭》等影片聚焦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反映了乡土中国的人情伦理与法治秩序之间的强烈冲突。中国乡村治理模式从人治向法治模式的转变存在着很多困难，“老百姓虽然基木具备了进行法治的观念与行为，但是旧的习俗、传统、公约还在制约着法治化进程。”[4]对于乡土社会的民众来说，法律规则往往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常生活展现出来的实际利益可能更有价值，对于建设现代法律体系来说不能无视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力量。
三、文化差异的展现和国际视野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