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职业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探究
摘 要：我国当代职业教育根源于清末洋务运动的实业教育，而其思想则最早萌发于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其对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艺”的重视和动力，则来自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其对于清政府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自此，具有当代职业教育理念的职业教育实践开始在洋务运动开展的“实业学堂”中展开。
关键词：职业教育 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 魏源 洋务运动 探究
据现有史料，自我国古时始，百业各存。但是这些职业大多是世袭或个别性的师徒相传。在历代宫廷政府中，专设书画院、军器监等技术之管理机构，招生艺徒加以训练，但却游离于整个社会的民众教育之外，与当代职业教育理念有着本质不同。[1]
具有当代教育理念的我国职业教育实则根源于清末洋务运动的实业教育，而其思想则最早萌发于魏源的《海国图志》中。
自隋唐建立科举制度起，到清末后期洋务运动兴起“实业教育”，形成了以科举为选拔方式、以蒙学、私塾为初级教学单位、以太子监、国子监、书院、专科学校等培养官吏的教育制度。所涉及的知识内容只涵括读、写、算基本知识，及“治人之学”的四书、五经、义理、考据、词章等，具有职业性质的工业、农业、商贸等人才，被列为最不登大雅之堂的“艺”。封建社会民众教育开展的目的，不是促进和发现人的一切天赋或力量的和谐发展（斐斯泰洛齐），而是“统治人民，维护社会秩序之手段”。
先進知识分子对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艺”的重视和动力，则来自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其英法等列强对于有着天然优越感的清政府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极大震撼了大清帝国，也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跳出臼巢。林则徐主持译编的《四州志》，介绍了世界30多个国家的地理、政情、历史。魏源先写了《英吉利小记》，萌生了师夷的想法：“欲意师夷由夷技，上策欲当选节旄”（《寰海》十一首），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认为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正式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具体到教育人才选拔上，主张打破已有的科举教学体制的“选士取士”的标准。
魏源提出呼吁按职业分类的方式来选拔人才，将人们的注意力和才智引导到国家急需的、实用的事情上去。[2]
它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将职业技能纳入到与整个社会的民众教育体系制来思考人才选拔。这实际上也为后来实业教育奠定了教育思路。在《海国图志·论战》中，魏源提出闽、粤二省武试时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者，为行伍出身。凡水师将官必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他还特别强调，皇帝不要歧视工人、水手和水师将官、这样必“有奇材绝技出其中”。[3]
但这些以工、农、医等具有社会实用性的职业学科为依据的教育思想，被当朝统治者认为是奇谈怪论。
即使1840第一鸦片战争，大清帝国割地赔款，魏源对西方欧洲教学学制的介绍，也没有引起当时统治者的一丝波澜。原因试分析如下：
1.自康乾海禁后，清政府对于外面世界的变化及传教士的汇报描述，往往认为荒诞、不可信。魏源对于西方的学制教育，也非亲察，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在《海国图志》中，对西方学制的介绍，是掺杂在在大西洋篇中的欧罗巴洲总敘中，只有区区200多字，相对于全书100卷、分属9个部分《海国图志》，其分量自然有限。
2.魏源本人的影响力有限。与后期领导洋务运动的“洋务运动”推动者恭亲王奕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相比，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能影响帝庭的改革力量。据记载，魏源15岁中秀才，52岁才中进士，60岁被弹劾去职，终年64岁。综观其生，仕途多舛，很不得志。其较低的身份地位及人员构成，也无力扭转整个教育的形势。
3.最主要原因还是受社会大环境所限。对于西方的认识，仍处于极端无知和愚味可笑状态，甚至被范文澜誉为“近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著有《四州志》的林则徐也认为，对于蛮夷国家，只要禁止茶叶、大黄出口，便可制于死命：“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折附件）
魏源对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第一声呐喊，便消失在那些旧知识分子对附庸在科举体制的传统教学体制的颂歌中。
4.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萌芽及产生。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1854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格局。恭亲王奕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内与英法等国联手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外与外国人割地赔款打交道的过程中，得以对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有所接触和了解，曾国藩和李鸿章用“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中华所罕见”之语，以表达内心之受刺激。但其心态，仍然认为，仅需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即可。
职业教育实践在洋务实业学堂展开，使其成为了培养一批杰出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技术学校。
1862年，恭亲王奕诉等奏设北京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除京师同文馆外，上海、广州、新疆、珲春、湖北等地也相继设同文馆专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
京师同文学堂的创立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即所需人才的极端缺乏和传统旧式人才与新形势间的不适应。“深观时局，默数人才，篙目惊心。”在整个沿海通商比较发达的广州、江苏等地，各级官僚中竟找不出一个懂英语、法语的人来了解世界各国政情、经济、风俗。
这种以抵外辱、巩固国防为目的的实务教育，有着明确的职业培训目标如为了培养船政专门职业人才，1866年左宗棠在创建福州船政局的基础上，创建了福州船政学堂；1874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设立操炮学堂；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后又有一大批军事学堂设立；为了开矿办厂需要，创立了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湖北矿务局附设矿业学堂、天津医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等。这些技术学堂是专门培养各种技术人才的学校。
自此，中国当代职业教育理念开台登上历史舞台，正如一些论者指出，中国现代教育体制是从职业教育性质的实业学堂开始，是中国教育的特殊之处，“中国人自办的近代新教育首先在专业技术教育领域出现，可以说是中国教育近代化所特有的。”[4]
参考文献
[1] 周谈辉.《中国职业教育史》[M] 引言 台湾三民书局出版 1985年 第一版.
[2] 魏源. 《海国图志》[M]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1） 第一版 101页.
[3] 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M] 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 第214-215页.
[4]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06 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