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巴山轮会议”
摘要：1985年9月2日至7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银行三家名义联合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在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号”旅游船上召开，简称“巴山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外国专家和学者们，结合东西方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对我国改革和发展有借鉴的意义。即使现在看来，当时讨论的很多基本观点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巴山轮会议 宏观经济管理 经济体制改革 国际研讨会
作者简介：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1985年9月2日至7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银行三家名义联合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在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号”旅游船上召开，简称“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一些国内外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对我国改革和发展有借鉴意义。
在巴山轮上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有60余位中外重要经济学家和官员参加，他们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凯恩克劳斯爵士（Alexander Cairncross），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埃明挌尔（Otmar Emminger），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Janos kornai），英国牛津大学安东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斯洛文尼亚艺术与科学院通讯院士巴依特（Aleksander Bajt），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琼斯（Leroy Jones），日本兴业银行董事、调查部部长小林实等，还有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主任林重庚、世行官员亚德里安·伍德；中国方面的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安志文、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笔者以及杨启先、洪虎、项怀诚、郭树清、楼继伟、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周叔莲、陈吉元、戴园晨、宫著铭、王琢、田源、吴凯泰、李克穆、李振宁等。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者是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笔者和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主任林重庚。
1985年8月31日，国务院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了将要上船的外国经济学家，中方参加的有安志文、薛暮桥、马洪、童大林、刘国光以及笔者等。总理重申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是坚定不移的，而对于改革步骤则要慎重和稳妥。他说，城市经济改革的任务相当艰巨，企业经营权扩大之后，宏观管理如何与之相适应还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因此，在增强企业活力的时候，要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务市场等。国家对企业的管理要逐步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此次会议，外国专家和学者们结合东西方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
专家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中长期目标和比较具体的近期措施。对于改革的中长期目标，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教授分析认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行政手段协调，一类是通过市场机制协调。在前一类中，又可分为直接行政协调和间接行政协调，在后一类中又可分为完全非控制的市场机制协调和宏观控制下的市场机制协调。第一类即行政手段协调的特点是，企业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从属关系，经济活动主要依靠纵向的信息流和集中化的决策进行协调。第二类即市场机制协调的特点是，企业与国家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经济活动主要依靠横向的信息流和非集中化的决策进行协调。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主要指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科尔奈认为可以选择间接行政手段协调，也可以选择宏观控制下的市场机制协调。这两种模式都要求基本取消指令性实物计划指标，企业的经济活动主要是由国家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控制。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宏观控制下的市场机制协调是由国家通过制定统一的、稳定的经济调控措施和经济法规，对企业进行管理，企业必须依法办事，不再依赖于纵向的行政保护和照顾；间接行政手段协调，虽然国家也规定了一些经济调控措施和经济法规，但通常都不是很有效的，企业最终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家纵向管理机构讨价还价，企业的盛衰与存亡仍然依赖于纵向的行政保护与照顾。匈牙利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主要是在选择两种目标模式之间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企业同国家之间继续处于讨价还价的“软预算约束”状态。因此，改革者可以在两种模式中选择其一。他倾向于第二种模式，但认为必须相应创造出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果断地进行价格改革，以保证价格比价的正确。二是严格地执行各种经济法规，使企业必须承担最后的经济责任。三是逐步开放资金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科尔奈教授还认为，由于社会主义构建的性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计划的作用和社会道德标准和资本主義都不相同，采用这种模式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美国的琼斯教授则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不发达、不完善、作用有限，单纯用行政手段调节或市场机制调节，都可能失败。中国应选择一个二者相结合的模式，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在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领域，政府就不必干预；如果市场竞争还是潜在的，政府就应采取措施促进竞争；在还没有竞争的条件下，政府就应有选择地进行行政干预。波兰的经济专家布鲁斯也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关键是要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充分的条件，但市场不是万能的，要克服市场失灵，计划还有其必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