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2月5日，一个初冬的清晨，大概是6时许，从上海开到南京的客船“吉和”号，就在船快要入港（采石矶附近江面）时，一个穿着简陋、清瘦憔悴的青年男子――年仅二十九岁的青年诗人朱湘，伫立在甲板的边沿，一边饮酒，一边吟诗；猛然间，他往前一跳，投入滔滔长江，当即亡命浪底，尸骨无存。据目击者说，他自杀前还在朗诵德国诗人海涅的诗作。在他身后，留下苦命的年轻的妻子，与一对可怜的幼小的儿女。
据说，他的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而他手头的那瓶酒，是妻子打工所得。
一个诗人死了，这本不是什么大新闻。然而，这位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济慈”的诗人，是在生活潦倒、爱情无望的境况下，手持海涅诗集和自己的诗作投湖自尽的。而他的那些牵扯人间烟火的诗歌，在冬日的清晨里也变得冰凉了――尽管满是爱情的味道。
他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
当年《广州日报》上曾有一篇文章说：
朱湘是位才子，在清华，年纪轻轻的他便已文华了得，《晨报》、《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上都有他的作品出现。十八岁的年纪，却有着与年纪相反的情绪，这也许是每一个诗人的命中注定。“蜻蜓红的绿的小的大的，都好看，都有掠微波的薄翼。荷叶半卷的全开的，都可爱，都是蜻蜓的小绿伞。”小时候的那句诗歌，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一个大男人讲起话来，居然如此细细碎碎、柔情似水，怎能不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和钦羡呢？
新文学自诞生至今已历九十余年，新诗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功绩尤不可没。而在新诗诞生初期数十位可圈可点的诗人当中，有人认为有四人是缺一不可的，他们是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就诗的风格而言，郭沫若的诗如不羁的烈火，徐志摩的诗若璀璨的宝石，闻一多的是澎湃的江河，朱湘的则好比无瑕的美玉。还有人说，朱湘是20世纪20年代清华园的四个学生诗人之一，与饶孟侃、孙大雨和杨世恩并称为“清华四子”，后来与其他三子成为中国现代诗坛上的重要诗人。这些，已足以说明朱湘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与地位。
朱湘曾经慨叹过人生有三件大事：朋友、性、文章。但由于他抑郁、孤傲和乖戾、褊狭的性格，友情和爱情都最终成了镜中之花。最后留给朱湘短短二十九年人生历程的，只有诗了。朱湘对诗，可谓全身心地痴迷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清华时他就为诗忘却了一切。后来他赴美留学，为了诗更是全无顾恋，甚至连学位也不屑一顾，毅然决然提前回国。朱湘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
朱湘在清华的同学梁实秋说他是个“神经错乱”的人，性格孤傲、偏激、敏感。不过，就他写给妻子的一百零六封书信来看，却没有半点自负和萧瑟之感。文字清丽、幽雅，其中丈夫对妻子的款款深情，常使人潸然泪下。
朱湘两岁那年，母亲因病离开了他；十岁那年，父亲也跟着离开了人世。他是由哥哥养大的，却因为彼此年纪相差太大，有些隔阂和代沟。他的童年孤寂，没有享有父慈母爱。后来，他开始写诗表达自己的心情，并渐渐在当地文坛有了些名气。这时，一位女子的出现，搅乱了朱湘平静的读书生活，她便是两年后成了朱湘妻子的刘霓君。
他接受了
由旧式包办婚姻
演变而来的爱情
朱湘与刘霓君由双方家长指腹为婚，按理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可言。朱湘从懂事起，便极力想摆脱掉这场包办婚姻。父亲去世以后，他趁去清华上学的空当躲过了这次包办婚姻。在北平，大哥前来探望他，兄弟两人在旅馆里一阵客套寒暄。突然，朱湘发现了站在角落里的刘霓君。刘霓君大胆地望着朱湘，诉说着她在报纸上读到的朱湘的诗歌，言语中流露出崇拜和爱意，但是朱湘打断了她的话。因为，她的出现惹怒了他。
冲动的朱湘断然离去，只留下旅馆里的刘霓君独自伤心哭泣。朱湘回到学校后，把摆脱这桩包办婚姻的希望寄托在赴美留学上。他认为，离家远了，时间长了，刘家便会自行解约。但就在此时，他竟见清华学堂里贴出了开除自己的布告，而此时距离留美仅剩半年时间。他因为抵制学校的早点名制度多达二十七次而受到这一处分（此前已被记了三次大过），也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后来，有同窗好友试图为他游说，但他拒绝了。他说：“清华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奋斗的，而清华只重分数；人生是变换的，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只是隔靴搔痒。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脱一个假，矫揉！”
在1923年冬日的寒风中，他离开了清华园，离开了北平，只身来到上海，开始将大部分精力倾注在新诗的创作上。
朱湘刚到上海不久，便从大哥口中得知刘霓君也来到了上海。大哥告诉朱湘，刘霓君的父亲不久前去世，兄长独占了家产，她只能一个人跑到上海来找工作，希望自己能养活自己。这个情况激发了朱湘的同情心，他觉得不管婚事成与否，去看望一下刘霓君，应该在情理之中。
1923年冬日的某天，朱湘穿过由几间旧房构成的厂区，来到离房不远的一排工棚区――这是纱厂的洗衣房。他一看刘霓君在这个洗衣房洗衣，还有低矮的厂房和各种气体冒出来，心理开始发生变化。两人见面，长久地沉默。最后，刘霓君冷冷地对朱湘说：“谢谢你来看我。”见朱湘一个劲地摇头，她转身低着头走回洗衣房，消失在白腾腾的雾气里。
这一刻，在与刘霓君的婚姻问题上，朱湘开始动摇。后来他向刘霓君表示他愿意接受这份由旧式婚姻演变而来的爱情。他快步拉着她离开纱厂宿舍，他决定与她马上结婚（一说他们是在南京举行的婚礼）。从厌恶到同情，从同情到相爱，朱湘的情感世界发生了彻底的逆转，爱到至深。
穷困的生活和渐去的爱情打倒了他
1924年年初，夫妇俩住在上海宝山。
翌年，他们来到北平。1926年，朱湘再入母校清华学习一年，拿到了毕业文凭。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非常器重朱湘，说他“绝顶聪明”。所以尽管过去开除了他，但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在此前后，刘霓君为朱湘生下了一对儿女。
然而，这场婚姻在若干年之后，因为生活的贫困遭遇到巨大的挫折。
结婚后，朱湘进入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创作了大量优秀诗歌，不久后又出版了他第二部也是最成熟的一部诗集《草莽集》，并与闻一多、徐志摩等人一起在《晨报副刊》上创办《诗镌》，发表诗文，成为“新月派”代表诗人之一。
1927年9月，朱湘留学美国。脆弱而敏感的他，因为无法忍受外国人对自己的歧视戏弄，激发了其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他频频转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和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他幻想回国后开“作者书店”，使一班文人可以“更丰富更快乐的创作”。
在此期间，朱湘给妻子刘霓君写了一百零六封情意绵绵的书信，寄托自己的异国相思之苦，成为朱湘与刘霓君亲密而又有点苦涩的情感生活的重要见证。其实，这些信除了称谓略显亲热，并没有多少甜言蜜语，并没有卿卿我我，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关照叮咛，夫妻间的体贴呵护，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温暖和亲切。
留学生活进入第三年，因经济拮据，朱湘未能完成学业，便提前于1929年9月回国，先是来到安庆担任安徽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富足生活。但不久后，因为校方拖欠薪水及他对学校的一些现象不满而被迫辞职。这时候，刘霓君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同时由于朱湘失业，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诗歌创作，对于此时的朱湘来说完全是过分的奢侈。有一次在武汉大学，朋友邀请其参观图书馆，问其是否有新作出版。只见诗人脸上露出悲凉的表情：“新著诗稿数种在长沙妻子身边，还没有接洽到出版社。”
贫贱夫妻百事哀。不久，他们的小儿子夭折。他未满周岁，没有奶吃，哭了七天后活活饿死――这很像“诗圣”杜甫诗中描述自己生活的悲惨情景。刘霓君开始怨恨丈夫的无能，夫妻关系逐渐恶化，婚姻几近崩溃，爱情亦杳杳远去。
他们时常发生口角，甚至打架，把家具、摆设砸碎，待和好后再去买一套新的回来。家庭不睦，反复无常，缺少温情，无法给心灵一直流浪的朱湘提供稳定和安宁的归宿。
之后，朱湘辗转漂泊于北平、上海、长沙、武汉、天津、杭州等地谋职求薪。他性情孤傲，易得罪人，结果四处碰壁，只能依靠写诗卖文为生。最后，连诗稿的发表也越来越困难。此时他罹患了脑充血病，加上谋职和离家的精神折磨，文思已大不如前之敏锐精进。各报刊又大都是刊出文稿后才支付稿酬，而稿酬也是杯水车薪。1933年冬天，暂居上海的朱湘，穷困到只剩了一堆书籍和自己亲手写下的那些诗稿，几近乞讨，他内心越来越愤懑与失望。
这位曾经穿着笔挺西服、神情高傲的“海归派”大学教授，后一度住在黑暗狭小的码头饭店里，穿着旧棉袍，有时竟闹到身无分文、受尽侮辱的地步，被人扣留行李，押着�颜去找友人，低声下气地借钱以还旅馆欠账。这对于清高孤傲的诗人来说，是沉重的嘲弄和打击。
见丈夫整天守着诗稿无事可做、坐吃山空，刘霓君便托朋友帮他找了一份工厂里的临时工作。但遭到“生无媚骨”、不肯接受嗟来之食的朱湘的拒绝。只会写诗作文的朱湘，因为把诗歌看得与生命一样重要，因而与曾经患难与共的妻子之间矛盾越来越深。
朱湘根据我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创作的长诗《王娇》里写道：
他还历历记得那时的妻：
一阵红潮上来，忽睁眼皮，接着喉咙里发响声，
沉寂――颤摇的影子在墙上面移。
三十年的夫妻终得分开，
在冷雨凄风里就此葬埋；
爱随她埋起了，苦却没有，
苦随了春寒依旧每年来。
妻子去了，女儿也已归阴，
我在人世上从此是孤零，
这样生活着有什么滋味？
等着罢，等我与你们同行！
这简直就是他本人与妻子的悲剧故事的“翻版”。
他纵身一跃，投江自绝
在离开人世的前一晚，朱湘用口袋中仅有的一些钱（这些钱据说是亲戚接济与刘霓君打工所得），拿出一部分买了去南京的船票和一瓶酒，剩下的则买了一包妻子平日里最爱吃的饴糖。
江上的雾气已经消散，但寒风依旧。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朱湘纵身跃过船舷，淹没在冰冷刺骨的江水中。这一年，他才只有二十九岁，风华正茂。
朱湘自杀后，其妻刘霓君不久便削发为尼，进入长沙市图书馆旁边号称“平地一声雷”的一条小巷内的“斗姥阁”，遁入空门，从此再无音讯。一双儿女则被迫送了别人。一说是被送入了南京的贫儿院。
而据赵景深、柳无忌、罗念生等人的说法，她并未出家，但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只好靠缝纫和刺绣来维持生活”。
为纪念朱湘，1934年12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朱湘致刘霓君的一百零六封情书，书名定为《海外寄霓君》（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孤高的真情――朱湘书信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小札》、郁达夫致王映霞的《达夫书简》、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行书简》等，都被视为现代情书文学的经典。而朱湘的这些书信，足可与他们媲美。朱湘生前并不打算公开这些情书，因此，我们今天“偷窥”之下，一个真实的不加伪饰的朱湘，便活现于眼前。时至今日，这种委婉动人的古典式加西方式的情书，已成绝唱。
朱湘自杀之谜
一个人自杀轻生，总有他一种情势的急切逼迫，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尤其是一个诗人的自杀。当他做出这个最激烈的行动时，我们应考虑到这并非疯狂下的错乱，而是一种深思熟虑，一种诗人的预谋。中国自古是诗的国度，但两千多年前，屈子自沉汨罗后，整个古典时代少有诗人采取如此激烈的形式。相反，从近世以来，诗人自戕倒不绝如缕，王国维、朱湘、海子、顾城等相继自杀。作为一种诗人的自杀，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现代现象。流亡诗人布罗茨基在评论曼德尔施塔姆时说过：由于一种奇怪的原因，“诗人之死”这一说法听起来总是比“诗人之生”更为具体些。
现在谁也无法明了，朱湘在投江自沉时心里怀着的是何种秘密。如同王国维之殁，朱湘之死多少给中国现代精神史投下了一道难解的阴影。越是那种难以言明的、晦暗的、极端个人的、不合常理的现象，就越难以被我们所接受、认知。朱湘因而成了一种见不得光的怪癖，不是让人可怜就是让人可笑，总之就是不能被理解。
朱湘和他的死，仿佛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精神的诸面相：既有慈悲者，也有刻薄者，既有叹其“苦命”的，也有说其“严肃的狂妄”的，甚至诬其为“神经病”。此外，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社会打击、家庭失衡、生活艰难……种种说法都有。
他清华的老同学梁实秋猜测是因为他性格怪僻，“朱先生的脾气似乎太孤高了一点，太怪僻了一点，所以和社会不能调谐”，“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大部分责任，社会上冷酷负小部分责任” 。看来，连同是才子的梁实秋，亦未必真正理解朱湘“孤高的真情”。
同是清华老同学的闻一多感叹：“子沅的末路实在太惨，谁知道他若继续活着不比死去更痛苦呢！”
他的好友、学者柳无忌称朱湘是“诗人的诗人”，并认为，不为写文章，“也许子沅不会这样悲伤地绝命”。
女作家、他的湖南老乡谢冰莹断定，朱湘自杀“是为穷”！确实，朱湘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的经济窘困。但这是主要甚至唯一原因吗？
曾是他安大同事的女作家苏雪林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子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走上饥饿、寒冷而又耻辱的道路？对此，朱湘自己的解释是“向失望宣战”。只是，宣战的结果是输得一塌糊涂。
朱湘死后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其同窗好友罗念生说：“英国的济慈是不死的，中国的济慈也是不死的。”
余伟文认为，朱湘自杀“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正是现代社会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现”。
何家槐认为，混乱的社会“使他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使他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内心的苦闷”。
罗皑岚不明白：“朱湘虽不是见面向人问好的交际大家，难道竟无一个朋友？”
还有人说，五四时代是一个自传的时代。朱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又一零余者、多余人、失败者，是诗人钟鸣所说的那种“旁观者”。他之死，是死于一个渐趋圆滑、势利、浮纨的“强人时代”。
朱湘之死，开了中国现代新诗人自杀的先河，引起当时文坛的深切悼念和一场大讨论。先倒是热闹了一阵子，但不日便忘记了他，大家仍各去经营自己的了。诗人自尽被赋予了多重含义，一时间成为文学专栏的头条。较多的说法是《申报》提出的“黑暗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作家陈鹤祥甚至著文呼吁，朱湘之死，应给所有不愿向恶势力妥协的人以警策，“那就是要更加顽强地活下去”。也有人赞叹他是用生命谱写诗歌。苏雪林就曾说：“生命于我们虽然宝贵，比起艺术却又不值什么……我仿佛看见诗人悬崖撒手之顷，顶上晕着一道金色灿烂的圣者的圆光，有说不出的庄严，说不出的瑰丽。”她还认为，他的三本薄薄的诗集，是拿性命兑换来的。
如此讨论来讨论去，反倒是他的诗作被人忽视了。以至于后人周良沛在编纂《朱湘诗集》时不得不建议，与其讨论朱湘是新月诗人还是爱国诗人，不如先读读他的全部诗作。
如果不是死后《石门集》的出版，几乎无人了解朱湘内心的苦闷。“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消忧。”在诗作《我的诗神》中他这样写道。对于朱湘来说，没有了爱情，灵魂将无处安放。这颗敏感、脆弱和不成熟的心灵，只好寻找另一种方式来永远解脱。
当然，孤僻、脆弱、阴柔、决绝、敏感、狂狷、清高、刚正……这些是诗人典型的性格。这样的天才，在哪个时代都很难被接受，从屈原到朱湘，诗人的命运大抵如此。可是，如果一个国家与时代，把异端的思想家、另类的诗人、狂傲的艺术家全逼到无法生存的地步，那么，这个国家与时代也就要完蛋了。
不过，这世界并不是绝对的精神世界，诗人有权选择失望、落寞、死去，正像活着的人有权利追求幸福。这是人生的太仪两极。
但更可惜的是，诗人所在的时代，今天已不复存在。按照当代诗人西川的说法，写诗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在消费主义、流行文化、商品经济、物欲功利泛滥的时代。而走在朱湘年少时曾与其他文学青年畅谈诗作的清华园，人们不再看到手捧诗集的学生；他们大多在背英文单词、“国考”试题，为考GRE和托福或国家公务员而努力。打开“水木清华”BBS的诗歌版面，搜索朱湘、“清华四子”也毫无结果，倒是一个请网友帮孩子取名的帖子十分热门。大半个世纪前，这所园子里萌生的诗人、诗派和诗意，似乎已随诗人的离去而渐远渐淡。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