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1903-1983），广东新会人，著名翻译家。他才华横溢，年少气盛。十六岁便被誉为“南国诗人”，引得广州各报馆纷纷来访；十八岁时便被大名鼎鼎的郑振铎、沈雁冰（即茅盾）邀请加入文学研究会；保送至岭南大学后不久，即负笈巴黎大学，留法七年间，交游广泛，与瓦雷里、罗曼・罗兰相识相知，又与朱光潜、徐霞村、傅雷、刘海粟、徐志摩诸人切磋砥砺，往来皆一时俊彦；二十八岁毅然回国，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并兼职于清华大学，胡适腾出一个独门独户的偏院做梁宅，此后，学生便慕名前来请教。梁宗岱还常出席各种文艺沙龙，成为一时之盛；其后历任南开大学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他当之无愧地跻身名流之列，连蒋介石慕名请他加入“智囊团”，都要连吃闭门羹；其绯闻一直不断，虽然偶遭非议，但仍然多以浪漫闻世……诗人、翻译家、名教授，前半生，他头顶上的世俗光环可谓多矣！
与此相比，他的后半生只得被封存冷冻，交游零落，其“绯闻”亦不断，然却是招恶声、惹官司，再无浪漫可言，更不用说他的磨难频仍，几度出生入死，一俟晚年，虽欲焕发第二次青春，奈何力不从心了……制药者、“反动学术权威”，一度还是阶下囚，早年头顶上的光环一个个成为对他的恶咒，他的后半生何其寥落！
正是带着对这位已逝风流人物的后半生尤其是晚年遭遇的好奇与惋惜，我们访问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前身为广州外国语学院）前校长黄建华先生。作为梁宗岱的学生，又是他长期的同事，黄先生几乎是梁后半生的见证者，他还和梁夫人甘少苏女士一起，最后在医院给梁先生送终。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回忆起往事，一幕一幕宛如发生在昨天……
半生多难――噩梦般的岁月
话题从回忆1970年前后的历史展开。
这一年，梁宗岱搬家了，从中山大学搬到广州外国语学院，从珠江边的康乐园搬到白云山西脚的云溪河畔。
广州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广外”）成立于1965年，1970年10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将中山大学外语系、暨南大学外语系和外贸系等并入广外，办学地也从原来的广州东郊迁到白云山下，即原中南林学院的所在地。校园内有不少独门独院的小洋房，据说是当年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指示为教授们专门修建的。梁宗岱搬来后住进的就是其中的一座。
梁宗岱是带着疲惫的身心和累累的伤痕，来到这里的。之前他“几次差点儿丧命”，这绝非虚言，一起搬来的梁夫人甘少苏曾经回忆：
这次搬迁很合我的心意，因为中大“文革”闹得最凶，宗岱几次差点儿丧命，校园的小径上留有他洒下的鲜血，我一出门，脚步总是踩在痛苦的回忆上，忍不住伤心落泪。（见《宗岱和我》）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很快，香港就传出了梁宗岱已经不在人世的“新闻”。梁的友好故旧，纷纷为他的“去世”表示“哀悼”。这是香港第二次风传梁的“死讯”，也是梁的“生前”好友们第二次对他的悼念。
第一次是在约十五年前。当时大兴“清匪反霸”。不幸，梁宗岱于1951年9月被“敦请”入狱，他被控既与土匪有染，又是“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大到通匪济匪，强奸幼女，霸占人妻，小至偷邻人猫，克扣工资……罗织的“罪状”竟达八百四十条之多。后来查明，这些指控多与事实不符，于是1954年得以无罪释放。此事被怀疑可能与某地方官挟私报复有关。而在监时，港澳及海外就盛传梁已经屈死狱中。
经历了牢狱之灾的梁宗岱，重返校园后感到一切都很惬意。然而好景不长，等到“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一来，他就在劫难逃了。
抄家，成了家常便饭；被批斗，已是生存常态；挨打，让人死去活来；至于劳动学习、写交代材料，更是没完没了……这就是梁宗岱第二次“死讯”传出来时的背景。
抄家二十次：大抄家七次，小骚扰十三次。其间，罗曼・罗兰和法国后期象征派诗歌大师梵乐希（今译保尔・瓦雷里）给宗岱的珍贵信件、相片，宗岱呕心沥血完成的译著《蒙田试笔》二十余万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浮士德》上卷，几乎全部化为灰烬。名人字画与其他众多古董，毁于一旦。最可笑的是，抄家到最后，宗岱连一条长裤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四条内裤，两件文化衫，夫人甘少苏不得不把自己的裤子改给他。
戴牛角帽，游街示众……小批斗宗岱经历无算，大的批斗有四次。第一次头部被打破，回家时几成血人一个，幸亏宗岱颇精于制药之道，于是用自己研制的“绿素酊”将伤医好。第二次“造反派”试图弄瞎他的双眼（理由是他用眼睛读书多，放毒就多），一踢不中，头青面肿。最惨的是第四次，宗岱的颈部大动脉被负重的细铁丝锯破，登时血流如注，腰弯成九十度，到回家时仍然不能伸直。
黄建华先生说：“‘造反派’逼宗岱师写‘交代材料’，无穷无尽，写不出仍旧要写，现在不清楚他到底写了多少字，但是可以想象，肯定比他在解放后的全部著译要多得多……宗岱师的生花妙笔，就浪费在这些上面了。作为牛鬼蛇神，宗岱师自己被迫写材料还不算，在他外围的人，也被发动起来对他‘口诛笔伐’……”
等待着梁宗岱的，还有沉重的体力劳动。先是1968年底去粤北韶关坪石“天堂山”劳动，不久因为身体大不如前，适应不了干重活，加上御寒衣物不足，所以患上“败血病”和急性黄疸型肝炎，险些丧命。到后来转回广州急救，夫人甘少苏到火车站接人，看了三次，竟然都没有认出担架上完全没有了人形的丈夫。回家基本痊愈后，1969年9月，他又被下放广东英德农场，负责管理喂五十头猪的饲料，几乎天天都上山采野菜。中间两次不慎失足摔倒，从此他行动就大不方便了。
牢狱之灾也好，批斗挨打也好，虽然造成甚难忍受的皮肉之苦，但随着政治运动的起落消涨，总有它们的终结，属于间歇性发作的性质。然而，和宗岱前半生的辉煌灿烂相比，后半生的平淡沉寂却是长期的，它是否对诗人造成了更难忍受的精神之苦？
梁宗岱本自矜天才，又是多面手，于是恃才傲物，好争辩，爱“吹牛”（第一任妻子和女儿便看不惯他这一点）。所以“文革”时有批判文章说他“狂妄自大，好称第一”，自称“老子天下第一”的达七十余项，如喝酒第一、种菜第一、莎士比亚研究全国第一、第一号活字典、第一流的好身体、跑步最快、花种得最好、制药第一等，恐怕都不是空穴来风。他还要求跟随他的学生也是天才，对那些天资和成绩都不佳的人，他明显缺乏耐心，所以被批为鼓吹“业务第一”、“天才教育思想”的典型。
他的第二任夫人甘少苏在《宗岱与我》中记述了发生在1982年的一件事，更是可以看出梁这种个性是一以贯之，终老不改：
他（注：指来访的广外教师陈锡添）说：“梁教授虽然瘫痪了，但脑子还是行的。”我说：“脑子也不行了。”话刚落音，宗岱突然爆出闷雷一样的吼声，额头上暴出青筋，眼睛里冒出火花，直瞪着我。“闷雷”过后，在我耳际留下了隐约可辨的余音：“怎么不行了？”
黄先生说：“幸好，1969年11月，宗岱师第二次下放不久，中央便落实政策，于是，很快他就获得‘解放’，恢复了自由之身，被冻结的工资和存款也被领回。次年10月，随着工作调整，他们搬家了，离开了那个让他爱恨交加的康乐园，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
1970年的搬家，黄先生的总结是：宗岱师大难不死，人生最艰难的一页总算是翻过去了。最后十几年，他基本上是在平和中度过的，这也可谓晚年有福了。
广外岁月――制药和翻译
是未竟的心愿
他前半生绚丽，后半生寂寞；后半生的前十几年命途多蹇，后十几年复归于平静，平静中有所为，但未臻“一切的峰顶”，便撒手西去……
终于没有了没完没了的抄家、批判，没有了残酷血腥的肉体折磨，也没有了沉重难熬的体力劳动。
七十老翁何所求！然而，对于诗人本色的梁宗岱来说，七十岁开始渐趋平静的生活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开端。从来不甘寂寞、一生争强好胜的他，一旦条件具备，又岂有退后的道理！更何况，晚年他还有诸多未了的心愿和事业呢！此时的梁宗岱，虽然七十将届，但是不需扬鞭自奋蹄，只争朝夕。
第一个未了的心愿是制药。
梁宗岱晚年常常对夫人甘少苏说：我制药的影响，将来会比文学影响大。此语可见其对制药一事的投入与自矜。这个兴趣，首先要源于他制药事医的家学熏陶。当年梁父家贫求学深造无望，无奈弃学从商，业务需要，他常坐船往返家乡广东新会与广西（梁家立业于广西百色）之间，船上沉闷无聊，遂读医书以遣寂寞，没想到一发不可收，从此收集药方，采集草药，配制成药，成为生意之余的一大爱好。宗岱自幼耳濡目染，读医书，爬山采药，颇为入迷。后来辗转东西南北，当然顾不上侍弄草药。但回国后一旦机缘巧合，时间充足，就不免仍旧心痒难耐、重操旧业。
而后半生与梁宗岱相濡以沫的夫人甘少苏，在他的制药生涯中更是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以至于不得不特意提及。她是在1941年梁回百色处理家务，偶然看一出粤剧时认识的。甘少苏当时扮演作为女主角的花旦，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梁却对她一见倾心。他主动为她打抱不平，帮助她清退无赖丈夫，两人终于相恋并结合。这个消息使得时任妻子、女作家沉樱毅然携子女离开了梁宗岱。就在沉樱走的这一年（1944年）冬，他亦辞去了复旦大学的职务，暂得偷闲于百色家中，并开始致力于中草药研究。宗岱曾对甘少苏说：“对我来说，你比沉樱适合些，沉樱是个读书人，许多事情都不会做，不会做生意，研制中药也帮不了忙，而你在这些方面都是我的好帮手，为我顶起了半个家。”这个话是不错的，梁宗岱下半生把制药作为人生主业之一，其背后始终不离甘少苏的影子。梁宗岱去世后曾入住梁家三个月、协助甘少苏写作《宗岱和我》的老诗人彭燕郊，在《诗人的灵药――梁宗岱先生制药记》一文中，甚至这样描述：“对于制药，甘女士比宗岱先生还要热心。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如果宗岱先生晚年不是和甘女士生活在一起，他或许不会把制药摆在文学事业之上，而仅仅只把它当做一种调剂性的‘副业’……”他认为甘少苏无法进入梁宗岱的内在学养世界，唯有谈草药，制草药，采草药，才能为两人营造一片不乏浪漫且又现实的共同天地。
黄先生说：“甘女士比宗岱师更热衷于制药，看来是可信的。他们夫妻两人，孜孜于此道，几十年从未有意间断。因此，制药一事，实在可以说是他们两人共同生活的一个‘接合点’。”夫妇两人迷上制药后，梁宗岱便把文学著译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他在广西时，便已转益多师，到处交流切磋，还常常早出晚归，上山采药，甚至亲口尝过百草。后来，经过大量临床试验，他终于发明出两种疗效不错的中成药――草精油和绿素酊。
甘少苏在《宗岱与我》一书中回忆，梁宗岱搬家到广外的第一天，学校派人来帮忙，其中的负责人曹老师见到梁家有许多中草药，便发问：教授，你懂药啊？我老婆不生育，能不能治？梁说试试看。他给曹用了绿素酊，果然有效，后来曹的夫人生下一子一女。于是，梁氏夫妇在广外便出名了，被传为“神医”。人们纷纷上门求医，一副菩萨心肠的梁宗岱来者不拒，施医赠药，从不让人失望。由于求医者甚众，两人最忙的时候不得不每月制药三次，每次九天，中间只有一天间隔，简直累极了。后来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善。
无论是制药的原料、设备，还是制药工作本身，都由梁氏夫妻并肩承担。而对求医问药的人，则不但不收取报酬，连他们带来的礼物，也不收受（甘少苏回忆，因宗岱有些孩子气，爱热闹，故曾破例收过别人送的烟花）。换言之，这完全是一桩费钱、费力又费时的事。为了持续制药，他们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以致后来不得不节衣缩食，但这并不是最苦的。他们大热天仍要在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中熬制药汁。南国的酷暑本已逼人，他们因为买不起风扇，同时开着的三个炉子让小屋里热得实在难耐。而他们得到的最大报酬，除了病人的感谢之外，就只有夫妇两人的精神自足了。在梁宗岱留下的一本油印稿《我学制药的经过》附录中记载，享受过梁氏夫妇赠药的估计有几千人，仅仅晚年才登记的被治愈者就已近三百人，所以他说：“我自觉可以毫无愧色地夸口说，我已经达到，如其不是超过，我出发时所定的目标，与抗生素争衡了。”
然而，一直到梁宗岱夫妇先后谢世，制药一事仍是功败垂成。对此，黄先生评论说：“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宗岱师夫妇制药、施药的事迹是十分感人的。然而，他们吃亏在药理基础的薄弱，药物在试验时的随意性也较大，并不是权威的科学鉴定，更缺乏严格的数据分析，否则，以宗岱师后来享有的社会声誉，以及他受到某些当权人物的重视――胡乔木曾经最少两次请广东省高层对他的制药予以关照，他没有理由长期在医药界遭受沉寂的命运。宗岱师制药一事未能在他生前取得意中效果，似乎只能这样解释：他还是诗人本色的热情，遐想有余，而科学家的冷静、周密不足。”
诗人本色，可能是梁宗岱制药事业生前未能如愿的原因，但是，肯定也是因为诗人本色，宗岱才会在别人都认为这是“傻事一桩”时，毫不动摇而且自伐其能，甚至于不惜把后半辈子和它捆绑在一起。
第二个未了的心愿，是翻译。
黄先生认为，诗人彭燕郊说梁宗岱把制药完全摆在了文学事业之上，这是可信的。
甘少苏后来在《宗岱和我》中回忆：“他（指宗岱）相信打倒了‘四人帮’，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中国会走上正轨，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经过长期文化饥荒的中国人民，会像渴望阳光和空气一样渴望书籍。他把制药赠药的事全都交给了我，自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翻译工作上。开始重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他一鼓作气，只几个月就译完了。他真是在与时间赛跑。”
黄先生说：“众所周知，制药熬药是琐碎的工作。宗岱师晚年，并没有放下制药事业。他从事翻译，只是把制药工作中那些具体、烦琐的部分交给甘少苏去做。不过，晚年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来日无多，剩下的精力有限，所以不得不把时间重点放在翻译之上。”
梁宗岱从事翻译，可以追溯到他在留学欧洲期间，他第一个把象征派大师瓦雷里的诗歌引入汉语世界。他译成法文的《陶潜诗选》，瓦雷里欣赏不已，罗曼・罗兰看到后也来信高度评价：“你翻译的陶潜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你的稀有的法文知识，并且由于这些歌的单纯动人的美。它们的声调对于一个法国人是这么熟悉！从我们古代的地上升上来的气味是同样的。”在翻译上，他的起点是高的，但他的要求更高，他要攀登的是“一切的峰顶”。他的目标是要以第一流的译笔来译第一流诗人的第一流作品。
黄先生说：“翻译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出版社或其他地方的任务，宗岱师到广外后参与完成了两件这样的任务，他在这上面虽有出色的表现，但并不以此闻名于世，另外一类则是自己选材的翻译。宗岱师译蒙田、莎士比亚和《浮士德》，大概就是后一类了，他肯定是要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和自己有共鸣的东西的。他因之出名的也是这些译作。”
可惜之至的是，梁宗岱到广外之后，穷晚年之力所能做的，也只能是重译那些在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几乎片纸无存的旧作而已。其中，从德文直接译出的《浮士德》上卷，还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全集》，后来出了单行本）率先出手，而后《蒙田试笔》及《浮士德》的下卷，却来不及着手，他便卧病在床了。随着他撒手人寰，《浮士德》终未能成全璧。
不管是蒙田，还是莎士比亚和《浮士德》，都在梁宗岱的内心激起过共鸣，这当是毫无疑义的。他说蒙田的散文是“一种独创的轻松、自然、迂回多姿的论文”，可见其推崇。他晚年译出的莎士比亚和《浮士德》，不但文字功夫炉火纯青，译笔中亦常见沉痛之痕迹，这不得不让了解其生平的人猜测：当他下笔时，是否有对自己坎坷一生的联想？
宗岱还有其他的未了之愿。他还想写一部《狱中记》，来记录“外面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蒙冤坐监生涯；他还有很多的故旧要去相会，还有很多“第一”要去创造……他还没有达到“一切的峰顶”，不过，他已经没有时间了。只一个制药，一个翻译――前者耗费巨大但未见登上峰顶，后者可臻峰顶但惜乎天不假年，未克全功――便已经用去了他最后十余年的大部分精力。他的一生最终不得不在相对平静的晚年充满遗憾地落下帷幕。
宗岱的一生，最终还是以无尽的遗憾结束，个中原因，因缘际会和时代的因素固然有之，而且肯定要占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细究其因，这又何尝不是诗人个性这“一个世界”使然呢？西人谓：性格即命运。梁宗岱一生争强好胜，展示个性，鼓励个性，欢迎个性，他的光辉岁月由此而来，但他这样极强的个性，某时某地便不免刚愎自用，不知进退，在一个并不容许张扬太多无拘无束个性的时代和文化里，就并不见得总能顺利了。宗岱的悲剧，罪在个人乎？时代乎？抑或文化乎？各人自有看法。好在，梁氏的遗产，现在已经化为“无限”与“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