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文学翻译家。2011年，她整整一百岁。从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到前年面世的《我们仨》，杨绛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大家风格，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在对文化昆仑钱钟书的一片喝彩声中，唯听夏衍发出过“你们捧钱钟书，我捧杨绛”的声音。正是为了对夏公这一呼吁的一声微弱的呼应，我写作了《杨绛传》。我在写作这部关于杨绛先生的传记时，深切地体会到杨绛先生对读书生活的情有独钟。
一对“读书种子”
杨绛与钱钟书都是有名的“读书种子”，对于他们来说，读书已经不是职业所需，而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坚决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年下半年，杨绛夫妇应聘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杨绛、钱钟书初到清华时，清华的接管、恢复和改造工作正在进行中。他们夫妇俩担任外文系教授，教学任务并不繁重，难于对付的却是一场又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因而他们赖以生存的读书生活受到影响。
对此，钱钟书在给友人、著名报人黄裳的一封信函中表露了这层不理解的意思：“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略）。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余地。兄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这信写于1950年1月末。在此之前，黄裳曾去北京采访，专程到清华园钱氏夫妇的寓所，亲眼目睹了这对教授夫妇静夜攻读的情形：“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钟书。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访问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绛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张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的环境。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时来访，高兴极了，接下去，就是快谈。”
当时，杨绛、钱钟书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可谓是深居简出，晚上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是辛勤耕读的好时光，他俩不愧是一对“读书种子”，用人类文化精华不断充实着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在繁忙的政治学习之余，杨绛还是十分向往平静的书斋生活，她毕竟是研究员嘛！20世纪50年代后期，她写过几篇有关外国文学的长篇论文，但遭遇令人心寒。杨绛曾对人说过：“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读书好比串门儿”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一如既往杜门谢客，潜心读书。她的闭门读书不是消极避世，不通人情世故，而是“追求精神享受”。她说：“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却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悌忒斯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啪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
杨绛非常珍视如此读书的自由，她还感叹道：“壶台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及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以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杨绛读书时的惬意，无疑也是众多读书人心向往之的精神世界。
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生活是非常简朴的，她摆脱了世俗的陋见。如今她所住的房间，水泥地、白灰墙，比照当今一些教授们新迁的住宅，可谓简陋至极，但所有房间都干净、整洁、雅致，涌流着一股沁人心脾的书卷气。杨绛的服饰朴素无华，毫无珠光宝气。她心系科教兴国，毅然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捐赠给“好读书”的学子。这一慷慨之举，值得世人敬仰和效仿。
2007年夏天，年近期颐的杨绛推出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此书在坊间很流行。虽然书名叫做《走到人生边上》，可是，真的走在人生边上，多少觉得有点玄乎，甚至感到不可思议。
原来在2005年杨绛先生患病住院期间，躺在病床上的她一直在思索《走到人生边上》这个题目。病愈回到家后好像着了魔，她被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掉，然后通过读书帮助自己思索。她思路不通时换一条思路再想，这样往往一坐就是半天，能够想通一些问题。思考之余，她开始动笔。终于在两年半与老、病、忙的斗争中写成了这本书。这是杨绛以丰涵人生历练的经验，来书写自己的心路历程，因而全书充浸着人性的美感。书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论述，后面是“注释”，其实是独立成篇的散文。
《走到人生边上》这个题目，恰好描述了老人此时的境况――人已到了人生的尽头，在边缘处回首往事；另一方面，也回应了钱钟书先生当年的书名《写在人生边上》。钱先生曾经说过，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杨绛先生在书中则称，自己已经“走到人生边上”，再往前走，就是“走了”、“去了”。她在书中将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话语重新书写了一次：神和鬼的问题，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等种种问题，融会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老人家特有的人性的美感与知性彻悟，是人生经验的结晶。杨绛先生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探讨这些玄理的，所以读起来趣味盎然。
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死亡，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对于死亡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系统。《走到人生边上》可以看做是杨绛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的一次终极思考。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世纪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阻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摆脱了羁绊和束缚的杨绛先生，在书中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的感悟。惟其如此，尤为可亲。但是，《走到人生边上》的前半部，让人看着心疼。老人家九十多岁，快到生命的尽头，仍在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本原，还极认真地反思自己年轻时的过错。
杨绛的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她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中运用淡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先生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责任编辑/谭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