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任秋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生于1905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北伐战争。从1931年起，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特别是在军阀孙殿英身边“卧底”的十多年里，他始终处于国民党特务搜捕、监视、圈套之中，明算暗算，无间无常，斗心斗智。然而，他不仅保持了气节，而且全身而退，堪称奇迹。
孙殿英保护他
靖任秋潜伏到孙殿英身边，是在他刚刚经历了一次凶险之后。
1931年初，靖任秋在杨虎城的潼关行营参谋处任中校参谋兼情报科科长，从事秘密工作。在杨虎城部，靖任秋同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1932年暑假的一天，孙蔚如接到蒋介石的电报，急忙派张秘书到靖任秋家。张秘书将靖任秋拉进屋内，拿出电报给他看。电报大意是：“在鄂豫皖剿共中，查获有关共党靖任秋的文件，据查靖某在你部队中，立即逮捕，限十日内就地处决，呈复。” 靖任秋看罢，心中一沉，但随后一想，既然能看到电报，危险就不大。果然，张秘书转告孙蔚如的话，叫靖任秋赶快走，他将回复蒋介石，接到该电时，靖某早已离开了。
第二天，靖任秋离开西安。经人介绍，他辗转来到驻扎在山西晋城的军阀孙殿英处。
土匪出身的孙殿英是封建流氓军阀，既无文才又无武功，却因有过一次惊世之举――掘盗清东陵慈禧墓而臭名远扬。1930年中原大战时，孙殿英参加冯玉祥、阎锡山方面与蒋介石作战。大战结束后，作为分赃的结果，孙殿英曾受任安徽省主席，他没有就职，而同阎一齐退到了山西。山西是搞封建割据的好地方，全省皆山，地形险要，进可攻退可守。然而，山西一直是阎锡山的地盘，冯玉祥、孙殿英在山西显然都带点客居的性质，局促一隅，很想找出路。孙殿英的部队名义上是第四十一军，但实际上远不止一个军，有人有枪，就有向外发展的野心，很想去西北打出一番天地来，因此招揽各方人士。
在晋城，靖任秋与孙殿英见面。孙知道靖任秋曾在杨虎城部供职，对甘肃、陕西的情况很熟悉，也有一张关系网，因此挽留靖任秋。
靖任秋愿意留下，但考虑到自己被缉捕的情况肯定隐瞒不了，决定先讲清楚。于是坦陈：“蒋介石打电报要捕杀，故不得不从西北出来，如留尊处，恐有不便之处。”
孙殿英则很痛快，说：“你放心，不要说蒋介石打电报来，就是他把电台搬来，我们也不管他。”
那么，为什么孙殿英会将一个“共党嫌犯”留在自己的身边呢？
其一，孙殿英想利用共产党与蒋介石抗衡。当时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军阀有上百个，每个军阀都拥有一支军队，控制一块地盘，实行军阀割据，彼此争权夺利，战争连绵不断。孙殿英想利用共产党与蒋介石抗衡。
其二，孙殿英认为共产党人能替他解决问题。孙殿英虽然没有掌握靖任秋是共产党的真凭实据，但显然推测靖就是共产党人，因此挽留他。
中共的隐蔽战线上有许多英雄豪杰，他们在敌人的营垒里“卧底”，有的甚至长达一二十年之久，国民党特务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与绝大多数的中共“卧底”不同，靖任秋是“共党嫌犯”已经不是秘密。
孙殿英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此，靖任秋在孙殿英身边，周旋于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特务头子之间，也就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何应钦派人
探他的底细
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极为复杂，各派各系时而联合，时而分裂。蒋介石则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其防范手段之一就是派何应钦任北平军分会的主任。
赴任后的何应钦企图收买孙殿英，利用孙驱除冯玉祥。他私下许愿，把察哈尔省主席封给了孙，并要孙派亲信到北平面谈。当时，冯玉祥高举抗日大旗，孙和冯又有历史关系，因此，孙殿英认为，驱冯一事万万干不得，但对何应钦又不能不应付。于是，他找到靖任秋，要靖代表他去北平与何应钦方面晤谈。靖任秋认为，这件事有利于抗日，起码比用很多工夫劝孙殿英不受收买，不要驱冯玉祥要省事得多，于是爽快地答应下来。
孙殿英考虑到靖任秋刚来，既不是自己的嫡系，也没有什么地位，如何取信于何应钦呢？于是，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称靖任秋是自己的表弟，并提出，靖任秋全权代表他，凡是靖答应的事情，他都认账。孙殿英了解靖任秋的政治态度，放心派靖来做这件事。
靖任秋来到北平，何应钦派军委会北平分会社会部主任、蓝衣社的头头、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建群与他接洽。两人见面，寒暄之后，刘建群直截了当地问：“老兄，你在孙殿英部队是‘车载斗量’，还是‘凤毛麟角’”？
靖任秋一听“凤毛麟角”，就明白这是暗示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底细。
靖任秋不置可否。
刘建群接着又说：“请你到南京去好不好？”
靖任秋心中暗想，这是在收买他。于是不做正面的回答，扯些闲话，加以应付。结果，要谈的问题一个也没谈，就结束了会面。
回到沙城，靖任秋向孙殿英复命。孙殿英听了“车载斗量、凤毛麟角”的话，哈哈大笑。他派靖任秋去北平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戴笠送了他一本
密电码和一支手枪
抗战爆发以后，孙殿英在华北敌后拉起一支武装，自任晋冀察游击司令。但是，蒋介石对他不放心，指定要戴笠来管理他的部队，戴笠就派了一个军事特派员带了一个电台到孙殿英处，还将一个工作组安插在孙的身边。
此时，孙殿英想留下靖任秋，又怕引起特务的疑忌，影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他要靠蒋发给军费，补充弹药等。于是，他找靖任秋商量，问他是否到南京走一趟，跟戴笠建立个人关系，以方便今后工作。实际是测试戴笠能不能容纳靖任秋。
靖任秋欣然应允。他认为，既然到孙部工作，就不能不和戴笠之流打交道。
靖任秋来到了上海，在一个饭店里，与戴笠见了面。寒暄后，戴笠绝口不谈往事，不谈历史，却给靖任秋引见特务组织中的一些中共叛徒，比如许××。南昌起义的时候，许是二十四师参谋长，后来投96降了国民党，加入了特务组织。戴笠把这些人摆出来，暗示他对靖任秋的历史、面目，都一清二楚；至于靖任秋该怎么样做，做些什么，尽在不言中。
当时，全面抗战刚刚开始，国民党被迫和各党各派合作，靖任秋又是以孙殿英代表的身份和他见面，所以，戴笠也不好翻脸。当然，他们的谈话也不可能深入。分别时，戴笠送给靖任秋一支手枪、一本密码。靖任秋分析：送一支枪，无非是表示愿意交这个“朋友”；送一本密码，实际是希望靖任秋能及时报告孙殿英的情况。
完成使命后，靖任秋离开了上海。两天后，上海就失守了。靖任秋寻机来到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与李克农见了面，把枪和密码本交给了李克农，后者把密码本录报到延安。然后，靖任秋回晋城向孙殿英复命，孙很满意。他认为，既然戴笠对于这个“共党嫌犯”都能消除隔阂，取得了“谅解”，那么，将靖任秋留在自己身边自然也就无妨了。
孙殿英让他办教导大队
靖任秋回到晋城，孙殿英就给他布置任务，要他到豫西招募学生，筹办教导大队，为部队培养骨干。至于如何筹办，除了派若干军事干部外，孙一概不管。
靖任秋曾请示孙殿英：“教导队规模办多大？要招多少人？”
孙殿英不假思索地说：“不怕大，多多益善。”
有了这句话，靖任秋一下子就招来一千多人。他把招来的人员编成七个中队，军事干部都是孙部的军官。靖任秋认为，用孙殿英的人，可以让他放心。其他的干部，比如教育长、军事、政治总教官以及七个队的指导员全是共产党员。
有了干部与教员，教导大队渐渐走上了正轨，学生的政治与军事素养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好景不长，教导大队成立不到半年，国民党一战区就发现这是一支准共产党的部队。司令长官卫立煌打电报，要孙殿英解散教导大队。孙自然不愿意，军阀视军队为命根子，况且就这样解散了，面子上也不好看。于是派人与一战区交涉：年底将教导大队从洛阳一带调到黄河以北孙的防地。
将教导大队从三乡镇带到晋城，要过黄河、过敌占区，十分危险。然而，靖任秋不但成功地将队伍带了过来，而且几乎没有开小差的，这在国民党部队里极为罕见。
靖任秋到了晋城，连气都没来得及喘，就接到命令――孙殿英给他一个参谋长的头衔，让他赶紧到林县为新五军安排后勤，实际上是把靖任秋调离教导大队。
靖任秋一走，教导大队就被解散了。孙殿英解散教导大队有两个原因：一是一战区给了很大的压力；二是孙殿英知道这里有共产党，怕出事。
然而，教导大队解散后，学员的去向却完全符合靖任秋的意愿。教导大队一解散，学员就纷纷往抗大一分校跑。
1940年，靖任秋跟任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见面，何问：“你那个教导队有多少人到抗大？”
“搞不清楚，几百人总有的。” 靖任秋答。
何长工说：“上千了。”
靖任秋说：“那就是说差不多都去了！”
代替孙殿英“应付局面”
1939年，留在华北敌后孙殿英的冀察游击队正式编成新五军，移防到林县以西布防。孙殿英任军长兼第四师师长，靖任秋任副师长。林县以北直到涉县都是共产党的根据地，日益壮大的八路军就在新五军的周围。孙殿英懂得，要留在华北敌后，就不能不和共产党搞好关系。他采取保存实力的方针，对日本不主动出击，对八路军也不得罪。
1939年年底，蒋介石悍然发动又一次反共高潮。当时国民党在太行山以西、黄河以北只有三个军，其中朱怀冰是反共的急先锋，屡次侵犯根据地。因此，八路军准备予以反击。打之前，刘伯承、邓小平就考虑，若朱怀冰受到打击，很可能向孙殿英靠拢；如果孙殿英出手支援，八路军就要面对两个军的兵力，难以速战速决。于是，派人给靖任秋打招呼，希望靖任秋尽量争取孙殿英保持中立。
孙殿英听了报告，非常着急，因为事出突然，猝不及防。如果介入，与八路军打起来，自己要受损失，而且会影响同八路军的关系。但是，如果见死不救，又无法向上方交代，蒋介石怪罪下来，吃不了兜着走。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靖任秋建议：“孙军长，不如你离开这个地方，由我来应付这个局面。”
孙殿英马上同意，说走就走，带着卫队就离开了姚村，并让参谋传话：所有部队听从靖副师长的指挥。孙殿英前脚一走，靖任秋马上下命令：部队统统进院子，关门上房，一律不准开枪。就在这时，八路军追击部队在姚村村外截住朱怀冰部，经过短暂的交火，将其围歼，朱怀冰只身落荒而逃。
这是一次军事与政治紧密结合，公开与秘密里应外合的反对顽固派的胜利。战斗结束后，靖任秋到武安八路军总部，向彭德怀等作了汇报，受到赞许。
孙殿英列举他三条“罪状”
1941年8月的一天，靖任秋突然接到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召见的命令，不祥的预感笼罩心头。果然，他一进长官部的门就被捕了。靖任秋被捕的原因，既有戴笠的坐探告密，也有蒋介石和军统早就对他身份的掌握，更有孙殿英的出卖。靖任秋认为，三者之间，孙殿英的态度最为重要。孙殿英不表态，一战区是不敢下手的。而孙态度的变化有三个原因：一是打朱怀冰事件之后，国民党特务对孙有相当大的压力；二是在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在华日军调集主力转到华北，主要矛头指向八路军，孙部也受到日寇的压迫；三是当时欧洲战场盟军失利。在这种情况下，孙殿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共产党以后的困难会更大，没有交往必要了，便向国民党屈服了，对靖任秋下了毒手。
审讯时，军法官出示了孙殿英给长官司令部的密电，列举了靖任秋三条“罪状”:一、原有共产党员嫌疑；二、畏缩不前；三、鼓动军队。
靖任秋一一予以驳斥，法官无言以对。以后就再没有审讯。
被捕之后，靖任秋做了必死的准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于可能的牺牲，处之比较泰然，甚至考虑到把我绑赴刑场时，我应该持什么态度，因此毫不觉得惊慌。”
不久，靖任秋被押解到了终南山下的道裕村监狱。
这是标准的特务监狱，与外面断绝了一切联络，既不审也不问。监狱条件非常差，自设立以来，没有一个犯人活着出去。
靖任秋不会坐以待毙，他想要越狱。可是怎么跑呢？监狱院子很大，戒备森严。四周岗楼上有卫兵，围墙上架有铁丝网，大门有门岗，每个监牢的门上又都落锁。然而，国民党部队历来欠饷，到1943年更为严重，物价飞涨，士兵领到饷也买不到东西，官兵生活都很困难。一些士兵时常流露出动摇情绪，做梦都想逃出这个鬼地方。靖任秋看准了一个叫陈立朝的看守，做他的工作，动员他一起逃出去，陈同意了。其时，国民党部队营私舞弊之风非常普遍。监狱正在终南山脚下，进山就有很多树木。为了搞钱，当官的就私自动用部队进山伐树，然后运到西安卖钱私分。本来监狱就只有两个排的士兵，抽调一些人力伐树，看守的力量就更薄弱了。
经过周密的计划，靖任秋选择了最好的时机，在1943年5月19日晚上11点越狱。在陈立朝的策应下，他们从监狱逃了出来。他们昼伏夜行，风餐露宿，经历了无数坎坷，终于逃离了魔窟。
从1931年到1943年，靖任秋纵横龙潭虎穴间，长达十二年之久。
越狱之后的靖任秋
靖任秋越狱后，在山东、河北成功策动伪军王道、王天祥部起义。1944年进入解放区，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工作，曾策动国民党高树勋所部在邯郸起义。该起义影响很大，在不少国民党将领中产生了连锁反应。在淮海战役期间，靖任秋又策动廖运周战场起义，对淮海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靖任秋历任天津市政府委员、公用局局长，国家交通部党组成员、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由于“左”的影响，他受到长时期的审查和不公正待遇。1961年，在周恩来关心下，党组织给他做出了历史清白的结论，然后调中共中央华东局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文革”期间，靖任秋再度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达五年之久。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靖任秋恢复工作。
1996年5月3日，靖任秋因病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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