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名教育家、法学家、政客王世杰系湖北崇阳县人,生于1891年,早年在武汉、天津等地读书,1913年去英国留学,1917年转赴法国,就读巴黎大学,192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不久回国,应蔡元培之邀,在北大任教,并参与创办《现代评论》周刊。随后,他走上政坛,受到蒋介石的信任、重用。历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武汉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外交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第二、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首席代表等职。三四十年代,王世杰在中国政坛颇为活跃,频频亮相,引人注目,1948年12月被中共中央宣布为战犯,排名二十一号。1949年,王跟随蒋介石去台湾,一度成为蒋介石集团核心成员,但他坎坷甚多,风波不断。
蒋介石拟任命王世杰为“行政院长”
1950年初,蒋介石在台湾开始策划复职,又一次将王世杰卷入政治旋涡。
蒋介石要复职,“行政院长”阎锡山就知道自己的“院长”做不成了,思想上做了下台的准备。
对台湾“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考虑颇多,陈诚和王世杰是最有可能的两位人选,但陈诚当年在东北战场上被林彪的部队打得一败涂地,名声不好,党内党外对他意见太大,加上又系职业军人,也不太妥当。因此,蒋介石把目光盯在王世杰身上。
蒋介石未正式与王世杰谈此事前,先叫儿子蒋经国以拜访、看望的名义,试探了一下王世杰的口气,王世杰不知蒋经国来的真实意图,没有答应。
一天,蒋介石将王世杰召到介寿路“总统府”,当面征求王世杰的意见,并对他说:“雪艇(王世杰的字),‘行政院长’再不能要阎锡山做了。我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只有你干‘行政院长’最合适。我们刚到台湾来,百废待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比较能干的人出任此职,你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吧。”
对这件事,王世杰早有考虑。他认为,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共产党还会穷追不放,继续攻打台湾,再去做末日“院长”,没有什么意思;再说,自己跟蒋介石干了大半辈子,对蒋的为人已很了解,原来跟蒋的知名知识分子,死的死,跑的跑,其原因就是看透了蒋的为人:跟蒋干好了,功劳是他的,干得不好,就成了替罪羊,永远为他背黑锅。这时高高兴兴地上任,将来又是不明不白地下台。
此外,王世杰不愿出任“行政院长”,是因为他还有一块别人不知的心病:1945年8月,他突然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并奉蒋介石之令赴苏联,代替宋子文与苏方进行谈判,并于8月14日在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照会上签字,致使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王世杰代表国民政府在莫斯科签字回国后,国民党内有很多知道内情的人在背后骂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不再与他往来。为此,他很痛苦。
其实,当时中苏举行的秘密谈判,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他都是按蒋介石的指示行事的,蒋经国也参与了谈判,到条件谈妥快要签字时,宋子文怕落千古骂名,突然中途退出,并辞去了外交部长职务,最后落墨的是王世杰。此后,王世杰一直为蒋介石、宋子文背着“卖国”的黑锅。因此,他担心任“行政院长”后,稍有闪失,又有人搬出他的这段历史,揭他的“疮疤”。
王世杰听了蒋介石的话后,对蒋说:“我追随总裁几十年来,总裁对我的信任、厚爱、栽培,我一直铭记在心,并永志不忘。这次总裁要我担任‘行政院长’一职,我心里万分感激。但是,我能力低,又不会做协调工作,难以胜任这一重要职务,为了党国的事业,请总裁另选贤能,考虑比我更为合适的人来做这一工作。”
蒋介石见王世杰不答应此事,心里大不悦。他心想:别人想这个“院长”想得快要发疯了,你还不愿意干,真不识抬举!没有王屠户,照样有肉吃!
由于王世杰没有答应出任“行政院长”,蒋、王的这次谈话在不愉快中结束。王世杰真心推辞
过了两天,蒋介石又叫心腹陶希圣上王世杰的门,探听王世杰是真不愿任“行政院长”,还是出于谦辞。
王世杰将对蒋介石说的话又对陶希圣讲了一遍。陶希圣从王世杰的口气、态度判断,认为王是真不想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见王世杰真的不想任“行政院长”,心里对王世杰很有气,决定再不找他了,并决定重新考虑其他人选。
1950年1月底的一天上午,王世杰的老同事、知己雷震因事去找王世杰,雷震劝他积极活动,争取被重用。
王世杰说:“我看了一下,目前台湾党、政、军的权力都在蒋介石、蒋经国手上,我再出任任何职务,都不好做事。因此,我不想在党政方面谋取什么职务,我想做点学术研究工作算了。”
王世杰的这一态度,使雷震非常失望。
王世杰不想做“行政院长”,而国民党的另一大员陈诚对此职却朝思暮想,垂涎欲滴,急切想坐到“院长”的宝座上。
此时,以陈立夫为首的CC派也在四处活动。他们听说蒋介石准备叫陈诚任“行政院长”时,又慌又紧张。经过数次密谋,他们决定用强留“看守院长”阎锡山的办法,阻拦陈诚。
1950年2月26日晚,雷震将探听到的消息告诉了王世杰,并希望王世杰在此关键时刻,大胆出来把“行政院长”的担子挑起来。王世杰说:“做‘行政院长’,要有班底,我过去从不搞帮派,现在没有人马,没有班底,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上台后就不易渡过目前的难关。比如,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是强人,他就不易听我的命令,军事方面的预算,陈诚必要为军方讲话,他一站在军方说话,我就不好办,‘立法院’那一方面,也不好应付。所以,我不想做这个‘院长’。如果陈诚任‘院长’,我做‘副院长’辅助就可以了。我已对蒋总裁讲过,如果陈诚同意我出任‘副院长’,最好是不由总裁推荐,由陈诚来约请我就行了。”
蒋介石断定王世杰再不会出任“行政院长”,决定由陈诚出任此职。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公开宣布复职,又做起了“中华民国总统”。从此,他从幕后走到前台,公开活动均以“总统”的身份出现。
3月4日中午12点,蒋介石约请国民党部分党政要员吃午饭。席间,蒋介石对他们说:“我原想请雪艇任‘行政院长’,并请他多次,由于种种原因,他不愿出来。现在,只有请辞修(陈诚)任‘院长’了,大家对此应有所准备,并支持我的这一提议,使‘立法院’能顺利通过。”
在场的CC派大将、“立法委员”谷正鼎对蒋介石提名陈诚任“行政院长”极为不满,马上发言说:“听说有不少‘立法委员’不同意辞修出任此职,他们有可能用假投票的办法来抵制此事。”
蒋介石听了,很生气地说:“如果‘立法院’不能通过对辞修的任命,我再次下野也在所不惜!”
坐在一旁的张群见蒋介石很生气,也向蒋介石进言说:“对这件事,我征求过民、青两党的意见,他们希望此次能由文人组阁。”
张群说了这两句话后,蒋介石感到党内党外反对此事的人还很多,光发火不行,还需做些疏通工作。他还暗骂道:“他娘的,王世杰不出来,要是他任‘行政院长’,就没有这么多麻烦!”
当天下午4点,蒋介石又约国民党中央常委及“非常委员会”成员谈话。蒋介石一再向他们说明,此次原本想请王世杰出来,不料王世杰坚决不干。故决定由陈诚出任此职,除了王世杰外,只有陈诚出任此职最合适。希望大家支持他的这一提议。大家对“国事”有什么意见,也可在这里谈谈。
蒋介石说完,与会人员你一言我一语,讲了不少其他方面的意见。对陈诚任“行政院长”的问题,有的避而不谈,有的说些模棱两可的话。
当天晚上,雷震把这些情况用电话告诉了王世杰,王世杰听后说:“蒋‘总统’要陈诚出任‘行政院长’,CC派无论怎样反对也无益。你们告诉民、青两党的朋友们,叫他们再不要提我的事,也不要与CC派搞在一起。此次确实是我不愿任‘院长’,不是‘总统’不要我任,希望都支持陈诚,不要为我的事,使‘总统’为难,使陈诚难堪。”
雷震听了王世杰的一番话,心里颇不高兴。他自语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搞政治就是你争我夺,相互拼杀,如此书生气,怎能做大事?”
无论雷震怎样在电话中劝他,王世杰仍不愿参与竞争此职,雷震对他也无可奈何。
陈诚与陈立夫的政治交易
国民党CC派得知王世杰的态度,十分失望,谷正纲颇为伤心地说:“雪艇(王世杰)有能力,可惜历史包袱太重,顾虑太多,又太书生气。他不愿出任‘行政院长’,对我们好不利啊!”
他们感到,阻止陈诚的唯一办法,是在“立法院”不通过对陈诚的任命。于是,CC派分头到各“立法委员”家中进行“拜访”,向“立委”们说明陈诚出任“行政院长”的害处,挽留阎锡山的好处。
“立委”们虽然都向CC们表示不投陈诚的票,但在心里,又各有打算。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到开会时看“风向”和“行情”而定。
几乎在CC政客出动的同时,蒋介石也派出数路人马到各“立法委员”家中做动员工作,要求各“立委”遵循蒋介石的指示,同意陈诚出任“行政院长”。
尽管国民党采取了上述措施,陈诚觉得还不放心。为减轻阻力,他决定采取两个措施:一是找CC总头目陈立夫作一次深谈,用政治交换的办法,在内阁为CC安排几个席位,让CC再不反对他出任“行政院长”;二是请全体“立法委员”吃一次饭,看一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顾正秋的戏,使他的职务在“立法院”能顺利通过。
1950年3月7日,陈诚亲自到陈立夫家中“拜访”,陈诚直言告诉陈立夫,蒋介石已决定要他出任“行政院长”,是王世杰坚决不干才落到他头上的。他本不想干,因蒋介石一再要他干,只得把这副担子挑起来。陈诚还说,他心里很清楚,他出任“院长”,党内有不少阻力,特别是CC派人士。此次希望CC派人士看远些,支持、帮助他,他上任后,不会亏待CC派人士的。陈诚还给陈立夫许诺说,他一旦在“立法院”获得通过,作为回报将在内阁中安排几位CC派人士。
陈立夫一听心中大喜。他连忙问道:“你计划安排几个?”
“二至三人。”
陈立夫说:“争取三个。如果这样,我将在下属中做说服工作,支持你出任‘行政院长’。”
“那好,那好。”陈诚心里甚为高兴。
陈诚这一招真的很奏效。陈立夫当即紧紧握住陈诚的手说:“我马上就做工作,马上做工作。”
后来,陈诚真的在“内阁”中安排了CC骨干分子张厉生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张任“副院长”后脱离CC,倒向陈诚),余井塘出任“内政部长”,程天放任“教育部长”。
这样,陈诚与CC总头目陈立夫的买卖顺利成交,两方各有所得,皆大欢喜。
陈诚上任后,还专程拜访了王世杰,“感谢”王世杰对他的帮助、支持。王世杰向陈诚表示,在政治上,他再不想负很大的责任,只愿在“行政院”任个“副院长”,辅助陈诚,并凭自己的良心做点事情。
1950年3月8日下午3时,台湾当局的“立法院”开会讨论蒋介石提议的“行政院长”人选,出席会议的“立法委员”三百八十八人,结果有三百零六人投了陈诚的票。
蒋介石朝令夕改
哪知,王世杰正准备一心一意去干“副院长”时,“总统府”的电话来了,告知蒋介石要召见他,要他马上赶到阳明山。
王世杰一进蒋介石办公室的门,蒋便对他说:“雪艇啊,我叫你做‘行政院院长’,你不愿干,要做‘副院长’。从昨到今,我反复考虑,你还是不到‘行政院’为好,来‘总统府’做秘书长,这样对你我都好。我作这样的安排,主要是考虑你跟随我多年,无论是资历、能力,去做‘副院长’有些委屈,故又在‘总统府’给你安排一个秘书长职务,这样使你光彩些,也好工作,不知你意如何?”
王世杰听了,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蒋介石又突然要他出任“总统府”秘书长一职。他心里很清楚,伴君如伴虎。“总统府”的秘书长说起来好听,实际上无权,也无事可做。加上蒋介石喜怒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个官非常难当。他对蒋介石说:“辞修已与我谈过,同意我任‘行政院副院长’,我就做‘副院长’吧。”
蒋介石说:“现在情况有变,原来报上登你们三人为‘副院长’,现在不要那么多了,只有张厉生一个‘副院长’。你做‘总统府’秘书长比较好,我这里的事情,就由你管了。”
王世杰还想推一推,蒋介石未待他开口,又说:“外面对此次人事安排议论纷纷,目前局势艰危,很多事情急着要人处理,大家要赶快落个位,就这样定了,你好好干吧。”
王世杰从蒋介石的态度看出:蒋再不准他提什么要求了,只许他干“总统府”的秘书长。他不做声,闷闷不乐地下了山。
王世杰不知,蒋介石突然不要他做“行政院副院长”,原因有二:一来是原定张群任“总统府”秘书长,因张一再推辞,蒋介石没法,临时决定要王世杰任此职;二是陈诚觉得CC派在“行政院”安排谷正纲(后来又被拿掉)、张厉生两个“副院长”很不妥,担心CC派作梗、造乱,使他的意见、指示在“行政院”难以实施。陈诚经过考虑后,向蒋介石建议减掉两个副“院长”,一为王世杰,一为谷正纲。减掉王世杰,是因为王资历老,恐不好共事。蒋介石思前想后,接受了陈诚的建议。
王世杰回到家中后,仍一肚子火。他对来看他的两个部下说:“‘总统’要我任秘书长,应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这么大的事,也不管我适不适合做,突然决定要我干,太要不得!”
俗话说,拿人饭碗,必受人管。王世杰虽一百个不愿,但他没有办法,只好违心地去干。
果然,王世杰还未干三年,蒋介石于1953年11月17日借故突然下令免去王世杰的“总统府”秘书长职务,将王打入冷宫。
王世杰被打入冷宫
关于王世杰被蒋介石突然免职的内因,内地一些研究台湾及国民党的学者均说与吴国桢事件有关,其实不是。王世杰被蒋免职,另有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为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学者叶公超的事顶撞了蒋介石,使蒋十分恼火。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创办民航队时,因无创办经费,由“政府”借给民航队一百二十五万美元做开办费,该队得到这笔巨款后,立即汇往美国,作为购买飞机及零配件的费用。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民航队未办成,汇到美国的巨款被冻结。1950年秋,美国政府宣布解冻台湾当局在美国的财产,台湾当局的一些官员极力主张收回此款,蒋介石也曾指示“外交部长”叶公超要设法将此款弄回台湾。
为了收回这笔巨款,台湾民航队特地给“外交部”、“交通部”递交了报告。“外交部”收阅不久将此报告送给了“行政院院长”陈诚,请陈诚批示意见后转呈蒋介石。
此时,台湾当局与英国的“外交关系”发生危机,陈诚心急如焚。他考虑收回这笔钱有可能得罪美方,更担心美国也像英国那样变卦,决定暂不收回此款。由于王世杰此时因病住院,陈诚便将批示的意见交“总统府”副秘书长黄伯度呈给蒋介石“阅示”。当时,蒋介石住在台湾大溪,他接到“行政院”转来的“外交部”、“交通部”的报告后,并未细看,就匆忙在上面批了“如拟”二字。这就是说,蒋介石也同意“行政院院长”陈诚的意见,暂不收回此款。
过了一段时间,不知是谁在蒋介石面前又提到此款,老朽昏庸的蒋介石听了,想起曾多次嘱咐叶公超要收回此款的往事,连忙叫人通知“外交部长”叶公超来。
叶公超一进他的办公室,他劈头就问:“民航队在美国的那笔钱收回了吗?”叶公超告知还没有,蒋介石又问:“为什么还没有收回?”叶公超说:“这笔钱至今未收回,是根据你的意见办的。”
蒋介石听了火冒三丈:“混账!这笔美金是‘中华民国’的钱,数目那么大,我当‘总统’的能叫你不收回吗?这么大的笔钱不收回,你办什么‘外交’?你受了贿,你这是卖‘国’行为!”
叶公超被蒋介石骂得抬不起头。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他没有争辩。出了“总统府”,他想起蒋介石骂他的那一幕,不寒而栗,没有回单位,也没有回家,而是直奔“行政院”找陈诚辞职。
陈诚听了叶公超的叙述,又见他一脸泪水,颇为同情,并对叶公超进行了安抚。他还对叶公超说:“辞职的事不要提了,我去找‘总统’说明一下。”
当天,陈诚叫人从档案库里翻出蒋介石的批示,匆匆赶到“总统府”。陈诚对蒋介石说:“民航队的那笔款子暂未收回,是因为你已批了意见,怎么又骂叶公超呢?”
蒋介石听了一惊,然后说:“我批了意见吗?”
“批了呀。”
蒋介石戴上老花镜仔细一看,真的批了意见。
陈诚此举,为叶公超说了公道话,却打了蒋介石的脸面。此时,蒋介石不怪自己做事草率,也不作自我批评,却要诿过于王世杰。他当即将王世杰叫进来狠狠地批评说:“雪艇,民航队的那笔钱的批示,是我昏庸批错了,但我的错是因为你没有说实情造成的,你蒙蔽了我,你没有尽职守!”
过去,王世杰在蒋介石面前从来是忍辱负重,唯命是从。这一次,他觉得冤得太很,加上他对蒋介石给他安排“总统府”秘书长职务心里有气,实在忍不住了。他不服地辩解说:“你批这个意见时,我在住医院,是黄伯度送给你批的,不存在不尽职守的问题。”
蒋介石更生气地说:“你是秘书长,有问题你就有责任嘛!”
“我未上班,又没有经手,怎么能说我有责任呢?”
蒋介石见王世杰一再辩解、顶撞,恼火地说:“你这样顶我,对你没有好处的!”
王世杰说:“我没有错,你要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好了,反正我也不想干了。”
“不干也好,马上免职!”
在气头上,蒋介石真的下了免职令。
王世杰为叶公超未收回一百二十五万美元之事与蒋介石发生冲突,只是其中一因。
第二个原因,是王世杰为处理“军法审判”的案子,特别是那些判死刑的“叛乱犯”(也称政治犯),与蒋氏父子有矛盾。从1949年年底起,“叛乱犯”一直由“国防部”或“保安司令部”直接呈送蒋介石审批,致使许多无辜人士被当做“共产党”或“间谍”、“叛乱犯”处决了,外界对此舆论甚大。他做了“总统府”秘书长后,如果经他过目,有些有疑点或不能杀的人,他就可以退回去。为这事,他与陈诚谈过,也与蒋经国、蒋介石当面谈过多次。他谈多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就很反感,认为他同情共产党“间谍”,观点、立场有问题。因此,蒋介石早有将王世杰踢出政坛的想法,只是没有比较充足的理由而未实施。
第三个原因,就是王世杰反对蒋氏父子在台湾搞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1952年10月31日,蒋氏父子在台湾成立了一个“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蒋介石任团长,蒋经国任主任。这个不伦不类的“父子团”成立后,在全岛大中学校大搞所谓的“反共抗俄”工作,干扰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使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急剧下降。台湾民众,尤其是大中学校的师生员工意见很大。王世杰过去曾做过教授、校长、教育部长,台湾教育界的很多人士找他反映过此问题,他虽然知道此事是蒋氏父子所为,向蒋反映群众的意愿有可能引起蒋的不满,决定还是鼓起勇气向蒋介石告知民众的意见,建议解散各级“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组织,以使学校的教学活动不受干扰。
果然,王世杰一谈这件事,蒋介石就很不高兴。他虽然没有发大火,心里对王世杰却颇有意见。这一次,蒋介石借民航队的款子未收回的事,狠狠报复了王世杰。
从1954年到1957年的这四年当中,王世杰除与雷震及家人偶尔出外游山玩水外,其余时间就是在家里读书看报,研究学问,政界的任何事情概不介入,更不道蒋氏父子的长短。他常对友人说,他的一生,除了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职务和抗战时期做的“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是愿意干的外,其他工作都是被迫、违心干的,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值一谈。
直到1957年10月,蒋介石感到对王世杰的处理太过分了,再加上一些“元老重臣”经常在他面前说情,蒋介石才又将王世杰从冷宫中拉出来。此后,王世杰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总统府资政”等职,尽管这都是些位高权虚的职务,毕竟使王世杰的脸上有了一点光亮。
1981年4月21日,王世杰在台北病逝,终年九十一岁。■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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