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的人生与社会交汇的场面,过去了就如烟散了;生活演变中的浮沉起落,也终究要归于灰冷。作为朋友,能留下来永远在内心闪烁着温暖光焰的,除了真诚,什么都难以为继。我便倍觉荣幸,有剑铭为友。”
――陈忠实
2009年8月,跨入六十七岁门槛的全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忠实,出版了《白鹿原手记》,回望自己的文学人生,心中依然风云激荡,认为“文学兄弟剑铭,就是在创作道路上相助的贵人,恰如其分”。
此年8月中旬,徐剑铭向笔者敞开心扉,回顾了他和陈忠实从少年到鬓染霜雪情更浓的君子之交;讲述了他蒙冤入狱、沦为死囚牢里的“陪号”后,走上全国作协领导高位的陈忠实多方奔走呼吁,直至其平反昭雪的故事……
相助陈忠实登上“文学白鹿原”
徐剑铭,1944年生于江苏丰县,六岁时随母亲漂泊至西安;陈忠实长徐剑铭两岁,出生在西安市东郊白鹿原北坡的一个小村子――西蒋村。他们都是在上初中时开始喜欢文学。徐剑铭在上初一时就写诗歌,并有一首歌词,由当年校友、如今的中国音协主席赵季平谱曲在校园传唱。
徐剑铭高中毕业后,1963年进工厂当了学徒,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依然对文学抱以圣徒般的痴迷,广泛地从中外优秀作品中吸取养分。他十八岁时,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1965年,在当时西北最具权威性的文学杂志《延河》上,徐剑铭连着两期在头题位置发表了六首诗和一篇曲艺作品后,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
陈忠实1962年高中毕业后,一边当教师一边迷醉于文学,在《西安晚报》等当地报纸副刊发表了《夜过流沙河》、《樱桃红了》、《迎春曲》等散文特写。
陈忠实和徐剑铭如今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是哪一年在什么场合见第一面的。陈忠实曾开玩笑说,他俩第一次会面,不具备井冈山会师那样决定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意义,弄不弄清这个时间和地点无所谓。但那次见面,给两人都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徐剑铭身材不高,习惯性地耸着肩膀,脚蹬一双布鞋,穿一身洗得褪了色、依稀可见油渍的工作服,步履不急不慢,说话不急不躁,一口地道的西安市民口语,显得极其从容。而陈忠实是个身材伟岸的乡下青年,虽说穿一身粗布衣服,但显得很整洁,让人极易亲近。这次见面后,他们开始交往,成为文学兄弟。
“文革”期间,徐剑铭和陈忠实都因为爱好写作受过磨难。但他俩都在政治和物质生活的双重磨难下,依然断断续续地写作。1972年早春的一天,在“文革”中停刊的《延河》更名为《陕西文艺》,准备复刊,编辑部召开了一个全西安市业余作者会议,邀请徐剑铭参加。徐剑铭介绍说还有个业余作者陈忠实,沉迷于文学,并将他的一篇散文《水库情深》推荐给编辑部。编辑部对徐剑铭的推荐十分重视,一周后就派人找到陈忠实,并将《水库情深》发表在《陕西文艺》创刊号上,至此,陈忠实开始受到陕西文学界的注意。
徐剑铭当时在西安一家工厂当工人, 陈忠实在西安东郊一个公社(乡政府)当干部,距离不过三十华里,然而他们常常难得一见。上班各自忙且不说了,那时打电话很不方便,经济更捉襟见肘,所以很难有吃顿饭喝回茶的机会,倒是一年里遇着哪个文艺管理部门召集业余作者开会或辅导,便是文朋诗友的盛会。
1977年,陈忠实因为前一年在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迎合当时“极左”政治的小说而再一次跌入尴尬的泥沼。社会上传说纷纭,妻子也埋怨陈忠实痴迷创作,不顾家庭。这几乎让这个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文坛领军人物,丧失了继续从事写作的信心。
徐剑铭知道后,和一个女作者李佩芝,骑着自行车到东郊白鹿原去看他。陈忠实当时在郊区毛条公社负责养猪和蔬菜生产,同时组织一条灌渠工程施工,以繁重的劳动来麻醉自己受伤的心。见到“贵人”毫不避嫌地来看望自己,陈忠实感到很意外,立即手忙脚乱地把徐剑铭迎进屋子。徐剑铭说,他听到了一些“闲话”,觉得很不放心,特意来看看他。陈忠实曾回忆说:“此时此刻的感动,远不是剑铭给《陕西文艺》推荐稿子那种层面上的意蕴了。我感到了一种温暖,充分感受到陷入尴尬之境时得到的温暖,这是何等珍贵的温暖……在感到温暖的同时,心里也涨起力量了。”
这时已经错过机关的吃饭时间,公社所在地连一家食堂也没有,只有一家供销合作社, 陈忠实执意买下两斤点心,那一刻竟是打烂账的豪勇,他决不能让这两位送温暖的贵人饿肚子蹬几十里自行车回城。要知道那时候陈忠实月薪只有三十九元,养着一家五口,平日里是捏着钢�儿过日子的,身上不名一文是正常状态。
1980年早春的一天,陈忠实从乡下找被西安市总工会调去主持创办《工人文艺》的徐剑铭,送上短篇小说《锄头记》,感慨地说:“最近很背,稿子发不出去,连吃饭都成问题了。你能不能给咱发个东西?”
徐剑铭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业余作者创作“爬坡”的艰辛,但他相信陈忠实的实力,他接过稿子放在桌上,毫不犹豫地答应:“这有啥问题!”中午,他们步行数里,到当时很有名气的西安解放路饺子馆,要了一斤饺子,几样小菜,一小瓶白酒,两人对酒畅谈。
20世纪80年代初, 陈忠实已经有一篇短篇小说获全国奖,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乡村》,并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一日, 徐剑铭来到陈忠实的住所。闲聊中, 徐祝贺说,咱们那一帮文学哥们儿中,你老哥这几年成绩最显著了。借着这个话头儿,陈忠实也说出他对徐的一点建议:减少或者不参与某些厂矿的文化活动和属于好人好事的报告文学写作,以便集中精力去写属于文学意义上的作品。
徐剑铭笑笑说,这一点自己早意识到了,只是心肠太软,架不住朋友的热情邀请,也不忍心让那些过去的工人朋友失望。
1983年,陕西省作协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陈忠实和徐剑铭都当选为省作协理事。
历经劫波情谊在
生活安定了,陈忠实和徐剑铭的创作都开始进入高潮。
徐剑铭1984年调入扩版后的《西安晚报》,当副刊编辑。当时,徐剑铭是西安市作协常务理事。市作协有二十多位理事,但真正挑头干事的,却是被人们称为“长安四才子”的商子雍、贾平凹、和谷和徐剑铭。他们先办起了以贾平凹为院长的西安文学院,请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名家讲课,将创作经验倾囊倒给近千名文学青年。后又办起了《散文报》和西安市作家协会作家书屋,还与西安一家企业联手举办了西安首届“冲浪”文学奖……
然而,就在徐剑铭人生最得意的时候,一场横祸飞来。他因为一件本来能说清楚但是越来越复杂的所谓“受贿”案件,在1986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十,被逮捕入狱。
原来,一年前,徐剑铭从以前认识的个体户王健康的铺面,打了一张两千九百元的欠条,购买了一辆摩托车,上面关于还款的日期、钱数都写得清清楚楚。1985年7月,公安局抓捕了王健康,在检查其账目的时候,发现了徐剑铭打的这张欠条,于是就跑到《西安晚报》询问,徐剑铭如实陈述了情况,并表示要钱现在就还钱,要车也可以马上推过来,因为车一直没有骑过,公安局的同志商量了一下同意他将车交回。就这么一件简单的案子,本应到此告一段落。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事隔一年之后,大年初十,徐剑铭正在报社一个朋友家喝酒,一群武警荷枪实弹地冲进来,宣布他因犯有受贿罪立即逮捕,给他戴上手铐,押上了囚车。
在狱中,徐剑铭曾被派往死囚牢充当“陪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贾平凹等都为他的不幸遭遇奔走呼号。贾平凹的小说《浮躁》里有一段记者被捕的情节就是以徐剑铭的案子为原型的,文中记者协会给领导写的那封信正是用了当时贾平凹替徐剑铭呼吁而给西安市委领导写的原信。
这种友情,让徐剑铭没齿不忘。正是承蒙这些朋友在他落难时的不弃不离,徐剑铭才鼓起了生活的信心,在充当死囚牢“陪号”期间,与百余名死刑犯朝夕相处,乃至相知相交,从而了解到许多外人无法知晓的隐情内幕,动笔记述。出狱后又数易其稿,终成一部书。
1987年8月17日,徐剑铭结束一年半的监禁生活,走在飘荡着自由空气的大街上。第二天,在朋友接风的宴席上,他告诉大家:“兄弟们不要为我伤感,这点磨难算不了什么,我人未亡,家未破,更重要的是,兄弟们的情分没丢,这就够了!”说着仰起头,将一大杯白酒一饮而尽。心中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
出狱以后,徐剑铭失去了工作。为了养家糊口,他干过许多事:帮儿子开过商店,办过搬家公司,在杂志社待过……有一次,他蹬着三轮车从陕西省作协门口过,作协的人都说:老徐你咋能干这个?徐剑铭很坦然地说:这有什么,为了生活嘛。
陈忠实知道文学兄弟徐剑铭当务之急是需要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他一介文人,也无能为力。当时,陈忠实正在乡下老家一个人创作《白鹿原》,艰难地“爬坡”,加上没有时间写短篇小说,断了稿费收入。他一个人的工资养活着全家七口人,还要供养三个孩子上学,并归还盖房欠下的债务,生活也很艰难。他的孩子去西安上学,他的老母亲也去城里给孩子做饭。后来母亲的腿病犯了,妻子只好也去了城里,照顾老人和给孩子做饭。陈忠实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从乡下赶到城里去背妻子擀好的面条和蒸好的馒头。他了解徐剑铭从不愿接受别人资助和好强的个性,在朝阳门外等候开往乡下的公交车时,他常常约在附近一家企业打工的徐剑铭,聊会儿天,谈创作。两个文学知己,坐在街边茶摊,一壶清茶,一包香烟,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正像十年前徐剑铭去看望处于尴尬中的陈忠实,此时此地,陈忠实安慰或开脱的话都很少说,但友情的温暖在徐剑铭心中绵延、激荡。
1992年清明节前一天,陈忠实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来信,信中对他寄去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予以高度评价。中午,来不及吃午饭的陈忠实步行到朝阳门外,一路热得满脸大汗,他脱掉厚毛衣,特意等徐剑铭来告知这一大好消息。当时,徐剑铭刚走到厂门口,陈忠实便立即扑了上去,拉住他的手,使劲地摇了摇说:“总算把事弄成了!七年了,快把哥累死了……”
徐剑铭也异常兴奋,两个中年男人眼眶竟都有些湿润,坐在厂门口的茶摊上,以茶代酒,庆祝这一难忘的时刻。
1993年,陕西省作家协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作为上一届理事,徐剑铭还是出席了会议,但已经从思想上做好了被取消理事资格的准备,只是想借此机会与老朋友们见上一面。但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在召开主席团会议时,陈忠实、赵熙等人提议让徐剑铭继续担任陕西省作协理事。陈忠实动情地说:“老徐已经够不幸了,我们不能再伤他的心了!”陈忠实在会上甚至统一了面对外界质疑的口径:一、省作协没有收到任何单位关于徐剑铭有问题的通知;二、以徐剑铭的作品、人品,完全可以连任理事……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陈忠实当选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徐剑铭等作家历经坎坷生活困顿但对文学虽九死而不悔的痴情对陈忠实的刺激太大了,他即席发表了就职演说,除阐述文学事业的神圣和作家的历史使命之外,还特别提到作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努力改善作家的创作环境,提高作家的待遇和生活水平,让作家摆脱贫穷的困扰。
1994年4月30日,徐剑铭在受聘担任副主编的杂志社留下一纸辞呈,骑车回到了位于西安北郊一工厂家属区内的“寒舍”,“无官一身轻”,酣酣畅畅地睡了一觉。早上5点40分起床(他总是这样的写作习惯,似乎黎明的思维对他来说格外畅通),直至10点,徐剑铭写成一篇五千字的文章。题目是《一夜无梦》,道尽了自己在杂志社工作期间的种种苦涩。将《一夜无梦》装入信封送给一位报社的编辑后,徐剑铭感到一个阶段连同那种种苦涩也到此告终。他顺路从东天桥的马路边叫了一位木匠,当天便在自家的小阳台上完成了自己的“书房工程”。
寒碜的书房,对于当时的徐剑铭来说,却不亚于一座罗浮宫。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工人出身的徐剑铭,从那天起要为自己的劳动赋予新的内涵。为此,他有些感奋与激动。从那天起,徐剑铭要在劳动者的行列里,做一名真正的个体劳动者――自由撰稿人。徐剑铭将书房命名为“无梦书屋”,陈忠实知道后,题写了“无梦书屋” 四字。
1995年秋,有两位企业家为徐剑铭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年举办一次纪念活动。这本是一件民间性质毫无任何功利色彩的聚会,却来了一百余人。陈忠实推开其他事情也赶来了,他发言说:“一个作家,无论他的成绩大小,能坚持数十年写作,在任何条件下,始终保持对文学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这种精神就是可歌可泣的!”徐剑铭以前从未在苦难面前落泪,这次为朋友们的真情感动,为陈忠实知音一样的理解而感动,他潸然泪下……
鬓染霜雪情更浓
在徐剑铭的“词典”里,受贿与盗窃是同一个概念,都是以不当手段窃取他人财物。他好歹也是一个作家,一个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的人。他赞同陈忠实的观点,他说:“文学依然神圣!”固然,文学的神圣并不要求作家必须是“圣人”,但作家为了文学的神圣却起码要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可自己偏偏被人剥夺了清白!背着耻辱的十字架,要直面人生,直面文坛,其中的尴尬与苦涩,该如何承受?于是,徐剑铭踏上了上访之路。
陈忠实深深理解他的苦楚和冤屈,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为徐剑铭的案子奔走。
1995年11月,陈忠实在主持召开陕西省作协主席团会议上,提议发出一份红头文件,呼吁陕西省人大依法监督,落实徐剑铭的申诉,为他平反。陕西省人大将此案列为重点监督案。
1997年1月6日,陈忠实主持召开陕西省作协主席团会议,再次提议请陕西省人大依法监督,落实徐剑铭的申诉,并随后发出了关于再次呼吁、落实徐剑铭申诉的报告。这份报告以当年作协一号文件的形式为一个人发文,在作协历史上极其罕见。
经过陈忠实等人的不断奔走呼吁,2001年4月16日,徐剑铭终被宣告无罪。当徐剑铭接到平反的裁定书时,他站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大楼前,激动地打了十几个电话,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那些多年来关注和声援他的朋友,而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陈忠实……
陈忠实激动得竟一时无语,过了一会儿才问:“十几年了吧?”徐剑铭答:“十五年了!”陈忠实感叹不已:“都十五年了。真不容易!我正在外地,回来后找几个朋友好好庆贺一场。”
2002年,徐剑铭恢复了工作,供职的单位西安晚报社给他在西安东郊■河边上购得一套住宅。一天,徐剑铭给陈忠实打电话,说想约几位老朋友在新居一聚,庆祝乔迁之喜。那时,陈忠实重新回到白鹿原下祖居的村子,不过是为了逃离太过逼近的生活的龌龊,开始写小说。陈忠实二话不说,放下创作马上赶了来,他很感慨:“我俩相交几十年,一直是一个城里,一个乡下,相聚不易;如今我和剑铭在地理上的距离变得如此之近。剑铭五十八岁了,我也六十岁了,这年龄,经历了冷暖冰火几十年的生活,唯一不可改变的是我俩兄弟般的友谊。”徐剑铭激动地说:“承蒙不弃,承蒙不弃啊!”
徐剑铭和陈忠实的交情,“一路行吟高歌,从少年直到鬓染霜雪”。如今,可以说是情更浓。有时一个电话,二人就在一起喝酒聊天放松。2009年5月,徐剑铭的四十多万字的纪实文学《死囚牢里的陪号》出版,里面就有陈忠实的关注和牵线……
徐剑铭在一篇题为《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散文中,坦诚地说自己之所以在风风雨雨中挣扎着走过来,是因为“风云迷茫中,我看见,是朋友,高举一盏灯,在前方的路口等我……”
徐剑铭坦言:“我也倍觉荣幸,有忠实为友!”■
(责任编辑/谭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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