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终极目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这是鲁迅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文中的一段十分精辟和深刻的总结。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面临白色恐怖的环境以及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现实,也正如鲁迅所预言,不免有人落伍、颓唐。
1931年4月20日,左联在一处秘密地点举行了全体常委会议,最终形成决议,将左联候补常委周全平开除出左联。数日后,左联盟员叶灵凤、周毓英又相继被开除。此举在左联内部以及上海进步文化界产生了极大震动。
创造社的三名“小伙计”
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都是后期创造社成员,都曾走过一段革命文学之路。
20世纪20年代,上海闸北宝山路有一条叫三德里的弄堂,其中A16号是中国世界语学会和上海通信图书馆合租的办公场所。而几乎相邻的A11号小楼则为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出版部所在地。不远处乃有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因而这一带具有浓烈的文化氛围。其时在创造社出版部的即有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另外还有潘汉年、柯仲平、邱韵铎、成绍宗等。由于他们是后期创造社成员,且比较年轻,加之工作内容主要是跑印刷所、看校样、捆书、打邮包、跑邮政局等,因而他们自称为创造社的“小伙计”。A11号自然就是这些“小伙计”们初试锋芒的地方。在“小伙计”中,江苏宜兴人周全平与同乡潘汉年是“小头目”,当然是多担负一些组织之类的工作。
就是这帮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经常以破口大骂来释放心中郁结,并打出一面惊世骇俗的旗帜――“新流氓主义”。他们大声疾呼:“现在凡是感到被束缚,被压迫,被愚弄,被欺侮……的青年,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新流氓不行。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主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
正义感、激情加之充沛的精力,已使他们不再满足于出版部捆捆扎扎的工作。他们决定办一份自己的刊物,并且别出心裁地取出版部门牌号码为刊物名称,这就是《A11》。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再也找不到类似的刊名,既新鲜又充满悬念。
潘汉年执笔写了办刊宗旨,同时解释了刊名:
“朋友们,我们这个命名,毫无深长的意味在内,因为我们这几个伙计――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都是住在亡国的上海宝山路三德里A11号,四周的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常想伸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声音,打破那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扫除那四周围的碳酸气。我们出版部的老板肯把每周的广告和启事的刊物留一片空白让我们‘狂叫’、‘狂喊’、‘胡言’、‘乱语’,这个刊物不能无名,因题之曰《A11》。”
《A11》为“小伙计”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而愤世嫉俗提供了宣泄之处。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是那些短小精悍的“语丝”式的杂文以及“泼妇骂街”式的社会短评。
但《A11》仅出了五期,就被当局以“过激”为名查禁了。
这样的结局自然是“小伙计”们所不甘心的。之后,他们又出版了另外一种小型文艺刊物《幻洲》。《幻洲》共有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叫《象牙之塔》,由叶灵凤主编;后半部则是由潘汉年主编的《十字街头》。周全平、周毓英均参与了《幻洲》的编务工作。
叶灵凤是一位唯美主义者,他经营着自己的“象牙塔”,描绘出一片理想的绿洲,让五彩缤纷的遐想飞翔。但他却严重地脱离社会现实,理想化成分过重。这就与关注现实、抨击社会的《十字街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幸的是,《幻洲》的生命力还不如《A11》,它仅发行了两期即被查封。继之,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又查封了创造社上海出版部,罪名为“宣传共产,发行过激刊物,肆意毁谤政府”。
叶灵凤、柯仲平等四人因时在出版部无法躲避,被前来查封的军警抓走。周全平、周毓英及潘汉年等人因不在现场而幸免。
事发后,幸免的出版部同人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尤其是潘汉年更是不遗余力。他们首先想到同在三德里的中国济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救济革命被难者为主要职责的革命群众团体。潘汉年向济难会负责人阮仲一、王弼说明情况,他们随即答应聘请律师为叶灵凤等出庭辩护。之后,潘汉年又拜访商务印书馆老板高梦旦,恳请他出面向淞沪督办疏通。经多方合力的作用下,叶灵凤等人终于获释。
从左翼到右翼的周全平、叶灵凤
1927年年初,在创造社出版部起着极大凝聚作用的潘汉年离开了出版部,原因是受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之邀,前往南昌主编《革命军日报》。两个月后,当他再返回上海时,出版部已四分五裂。
周全平先背叛了出版部。他经不住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的诱惑,利欲熏心,利用出版部被查封时他经手账目之便,卷带一笔为数不小的公款,不辞而别。后来受郭沫若等创造社成员之托前往整顿出版部的郁达夫,在《日记九种》中揭露了周全平的卑劣行为。周全平因此声名狼藉。
而曾经热血沸腾、大骂写“三角恋爱”小说的张资平为“什么玩意”的周毓英,出人意料地与张资平为伍。他们合办乐群书店,出版《乐群月刊》,自然周毓英也是出版部的背叛者。
面对出版部分崩离析的现实,唯美派理想主义者叶灵凤不免无所适从,怅然若失。他徘徊在“十字街头”,希望能与光华书局合作出版新的文学刊物。恰巧此时潘汉年重返上海。两人见面后决定恢复《幻洲》,仍然沿袭原来的分工:叶灵凤主编上半部《象牙之塔》,主要刊载小说、散文、诗歌等文艺作品;潘汉年主编下半部《十字街头》,主要刊载杂文、评述、随笔等。新的编辑部已不在三德里,而是迁移到霞飞路一家皮鞋店楼上。
这是一座临街小楼,马路上有轨电车和汽车的嘈杂声终日充斥其间,环境较为恶劣。为此,叶灵凤和潘汉年给居室取了一个诙谐的雅号“听车楼”,并以“听车楼随笔”为题,写下了很多文章。
然而,叶灵凤所理想的《幻洲》终未能变成实实在在的绿洲,相反却为荒漠所吞噬。1928年1月,当局又给《幻洲》加了一个“反动”的罪名,随之便将其查禁了。“听车楼”人去楼空。
叶灵凤此后经光华书局张静庐的介绍,加盟现代书局新创刊的《现代小说》。但“听车楼”的经历还是让叶灵凤有着较深的记忆和挥之不去的情结。数年后,他途经霞飞路,竟鬼使神差般地兀自伫立在“听车楼”前。“听车楼”已变成服装厂,弥散四周的是一种他极不熟悉的气息。他不禁感慨万千,返回后即写下了一段纪念性的文字,来追忆他那段曾经充满激情的生活。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潘汉年随即介绍叶灵凤加入。与之先后,周全平、周毓英亦成为左联盟员。
当时周全平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并被选为候补常委,与蒋光慈并列。周全平当时已发表有《苦笑》、《除夕》、《注定的死》、《中秋月》等小说,因而在文坛较有影响。之后,左联派其至互济会工作,负责坐落在上海老西门的西门书店。
西门书店为三层小楼,一楼是门市,二楼为办公室,三楼别具风格――左边是一排漂亮的火车座,右边列着透明的玻璃橱,里面装着西点蛋糕:原来,三楼上开了一个“西门咖啡店”。周全平曾不无得意地对别人说:“在书店楼上开咖啡座,让文艺界的朋友和情侣们都来此谈心,这是我的一个创造。”当时在西门书店工作的还有谢旦如、孟通如、周楞伽等人。西门书店颇具规模,存书品种亦较多。
但书店经营了几个月后,便面临着倒闭的危险。
此后,西门书店便由谢旦如出资购下。谢出生于殷实富商家庭,但他本人思想进步,其书店后来成为左翼作家经常光顾的地方。
离开西门书店之后,周全平便开始走向堕落。以后左联在通告中是这样说的:“经了长久的各方面的详细调查,确证了周全平的卑污无耻的背叛革命的行为,全属事实。”
由于通告并不具体,所以一般人很难了解周全平卑污无耻行为的真正内容。但从长期与周全平接触的其堂弟周楞枷的一段文字中,则不难读出通告内容的含义:
“他(周全平)在开西门书店失败后,见利忘义,竟不想想这互济会是由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自由职业者组织起来,援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机构,竟敢于染指于这笔买命钱,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因此左联不得不把他开除,从此他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不知去向,这是一个堕落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由此可知周全平故态复萌,从左联候补常委堕落到为左联同人所不齿的地步。
几乎与此同时,叶灵凤也开始消极起来,长时间不参与左联的工作。在身边的同人直面冷酷的社会,为正义和进步而高声呐喊甚至流血牺牲时,他却“退怯和隐遁”,这亦无异于“背叛”。这是以倡导革命文学为己任的左联同人所不能容忍的。
一封致周毓英的公开信
曾经与周全平、叶灵凤同在创造社出版部的周毓英自从投奔张资平后,便一改过去的信仰,转而攻击无产阶级文学,其激烈程度丝毫不像曾在同一阵营的同志。他在《乐群月刊》上发表文章《忠诚的批判》,打着“自我批评”的旗号,攻击左翼同人及其作品,另外还咒骂共产党人为“内奸”,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是由外面冲进中国的。
在周毓英的批判名单上,有郭沫若、钱杏�、白薇,还有潘汉年、叶灵凤……有的断章取义,有的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有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牢骚”。为此,潘汉年在文章中除了逐一驳斥周毓英外,强调了“我的朋友周毓英那种批判的目的与态度,和资产阶级文学家梁实秋,安那其主义的昆水氏攻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什么分别呢?”继之,潘汉年又说:“这也难怪我的朋友周毓英,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展到现在,自我批判的工作很是不够,因此无理解的周毓英,凭着他一点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劣根性的爆发,似通非通,一知半解的批评文字,堂而皇之刊在‘有点小资产阶级意味’的张资平小说之后而出现了!”
潘汉年继《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一文后,仍觉言犹未尽。此后,他在《现代小说》三卷四期上,又发表了一封致周毓英的公开信,题目叫《内奸与周毓英》,彻底揭露了周毓英表面拥护无产阶级文学,暗地却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奸行径。
周毓英的行为同样也引起了其他左联盟员的不满。其时同为左联盟员的马宁即写信给左联常委钱杏�,认为周毓英这样的人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分子,是“人妖”,“他们不是为了革命文艺,而是为了“左”倾投机,欺骗读者,发“左”倾财”,强调在左联这样的团体里面不能容忍这样的投机分子存在,并提出“铲除文坛上的妖艳气”。这样的呼声自然是左联常委们所不能漠视的。
《文学导报》发布开除三盟员通告
从周全平、叶灵凤到周毓英,在极短的时间内即改变了加入左联的初衷,背离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轨道。他们的行为令左联同人震惊和遗憾。左联的决策层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只有一种选择,即将他们开除出左联,以保证左联队伍的纯洁性。
1931年8月5日的《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二期上赫然公布了左联通告。
左联在其刊物《文学导报》上发布一次性开除三名盟员的通告,这在左联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不过,对这三人也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叶灵凤,至今都无法查证出他有背叛“左联”的证据。 而他之所以被左联开除,据其当时好友施蛰存先生分析,是因为他有一个姐夫在国民党上海文化大员潘公展手下出任“教育局”督学,有可能“自以为消息灵通,在两边说话,失于检点”。以后的事实也证明叶灵凤即使被左联开除,也始终与左翼文坛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抗战时期他先后出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常务理事、《救亡日报》编辑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等,被夏衍誉为当时香港反对投降、妥协的健将。
左翼文坛纯洁队伍,在当时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是必须的,这也是大浪淘沙规律性的体现。但早期左联确实也有较“左”的痕迹,而且是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下,有些事情的真相可谓云遮雾障,真假莫辨。当年蒋光慈、郁达夫被错误开除即为此例。
历史是需要沉淀的,更需要真实客观地解读。■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