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和丈夫邓鹤皋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派遣,一起到大连任职,丈夫任地委书记,她被组织上安排做妇女运动工作。 她曾被中共特科派往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处任秘书,接受陈赓的直接领导。
她曾为完成党组织交给的把田汉吸收进革命阵营的任务,而与田汉相见恨晚,不长时间,两人双双坠入爱河。
当然,大连的渔民生活和自己的坎坷人生,也使得她情不自禁,落笔成金,写出了久唱不衰、风靡世界的《渔光曲》。
一
安娥本名张式沅,1905年10月11日出生于河北省获鹿县范谈村(今属石家庄市长安区)。父亲张良弼是清末举人,曾经赴日留学,做过河北省工业学校校长。这一出身,使她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她既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基因,又没有被封建家庭束缚住飞翔的翅膀。
1926年7月9日,新婚不久,安娥就随同丈夫邓鹤皋从天津乘船,抵达大连。邓鹤皋是她在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的同学,也是她的革命引路人。当时,邓鹤皋担任共青团北京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西城党支部书记,安娥是共青团北京团总支抄写员。当时,邓鹤皋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派遣,到大连就任地委书记,安娥则被组织上安排做妇女运动工作。
邓鹤皋夫妇到了大连,正值大连“福纺大罢工”的艰难时刻。那一年的4月27日,为了反抗日本工厂主的残酷剥削和非人待遇,工人们自发地举行了“四二七”大罢工。地下党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因势利导,将罢工从经济斗争引导到反奴役、争人权的政治斗争轨道。但是,罢工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严厉镇压,罢工领导人纷纷遭到逮捕,福纺纱厂(大连纺织厂前身)厂方采取金钱利诱、重新招工等手段,企图分化瓦解罢工队伍。“福纺大罢工”进退两难,前途未卜。邓鹤皋受命于危难之际,到任后,他积极贯彻北方区委罢工斗争“适可而止”的指示精神,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7月26日,在天津总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等群众团体的声援下,日方被迫做出让步,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劳资双方达成了复工协议。8月4日,罢工正式结束。“福纺大罢工”影响巨大,被视为“惊天动地之一场大风潮”。
为了安全起见,安娥和邓鹤皋等人抵达大连之后,便隐姓埋名,借住在黑石礁的王大娘家里。白天,安娥深入工厂,与工友们打成一片,教他们识字、唱歌,给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大家亲切地称呼她“张小姐”。当时,罢工队伍里传唱着一首《工人团结歌》,曲调激昂雄壮,但歌词生硬难解,于是,安娥就采用工友熟悉的语言,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我们工人创造人类食住衣/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起来起来,齐心协力巩固我团体/努力奋斗,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很快,这首歌就成为鼓舞大家士气的号角。这首新修改的歌词,也是安娥歌词创作的处女作。
当年,黑石礁只是一个小渔村。每有闲暇时间,来自于燕赵大地的安娥就要到海边转转,吹一吹海风,捡一捡海红、牡蛎,与渔民们聊聊海上生活。渔民们风里来、浪里闯,饥寒交迫的生活,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二
1927年1月,安娥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3月,经中山大学职员、中共党员郑家康介绍,她进入苏联国家保卫总局,担任了东方部首长的助手。1929年12月,安娥回国后,被中共特科派往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处任秘书,接受陈赓的直接领导。其时,杨登瀛已是中共特别党员,他把四方汇拢来的情报不动声色地送到办事处,由安娥仔细辨读,凡属有价值的情报就被她及时抄送给陈赓,使地下党组织多次化险为夷。身在秘密战线的安娥,有时穿着蓝布大褂,住在亭子间里,像一个农村大嫂;有时又衣着华贵,打扮得珠光宝气,像一个贵妇人。她的朋友都对她的行踪迷惑不解。
1929年年底,中共地下党为了把田汉吸收进革命阵营,特意选派安娥前去拜访他。会面之后,才子与才女相见恨晚,不长时间,两人双双坠入爱河。1930年夏天,就在两人如胶似漆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情况。曾赞助过田汉“南国社”艺术事业并同他保持了五年通信恋爱关系的林维中,在这个关键时刻从南洋来到了上海。在两难选择中,田汉不得不信守诺言,与林维中结婚。1931年8月8日,安娥与田汉的私生子出生。处于两个女人的唇枪舌剑之间,田汉左右为难,独饮多角恋爱酿成的苦酒。为了告别这一不幸的感情经历,1933年,安娥把儿子送往河北保定,请母亲照顾。回到上海后,她故意骗田汉说:“孩子已经病死了。”
据苏之卉(著名导演唐槐秋的夫人)回忆:“当时,田汉与林维中、安娥发生三角恋爱,吵闹不休。后来,请阳翰笙、唐槐秋、任光进行调解。阳翰笙、唐槐秋做林维中的工作,任光做安娥的工作,才暂时平息下来。在此过程中,任光与安娥产生了感情。后来两人结了婚。”经任光介绍,安娥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1933年,蔡楚生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编导故事片《渔光曲》,邀请安娥创作主题歌歌词。大连的渔民生活和自己的坎坷人生,使安娥情不自禁,她有感而发,落笔成金: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潮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轻撒网,紧拉绳/烟雾里辛苦等鱼踪/鱼儿难捕船租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爷爷留下的破鱼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东方现出微明/星儿藏入天空/早晨渔船儿返回程/迎面吹过来送潮风/天已明,力已尽/眼望着渔村路万重/腰已酸,手也肿/捕得了鱼儿腹内空/鱼儿捕得不满筐/又是东方太阳红/爷爷留下的破渔船/小心还靠它过一冬
影片《渔光曲》通过一个渔民家庭破产、流浪和死亡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在军阀混战、渔业资本家的压榨和帝国主义的掠夺下,中国渔民灾难重重的生活,表现了作者对穷苦渔民的无限同情。影片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轰动一时。1934年6月14日,电影《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创下了连映八十四天的纪录。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王人美演唱的主题歌,也随着《渔光曲》的放映,传遍全国。6月24日,《渔光曲》在大连的中国电影院上映,深受大连观众的喜爱。《泰东日报》特意发表评论――《一阕〈渔光曲〉唱出了一幅流离惨变的生活》。1935年2月,电影《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荣誉奖,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该影片的主题歌也因此传遍了世界。
三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田汉从上海乘船向内地转移,在船上与安娥不期而遇,沉睡的爱情再次死灰复燃。安娥告诉田汉,“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田汉听后,激动不已,与安娥相拥而泣。
1940年夏末,安娥由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老河口经安康到达陕南城固,终于见到了逃难至此的母亲、哥哥一家和儿子大畏。安娥决定,把儿子大畏带回重庆,去见田汉。
安娥和儿子从城固一路西行,到达褒城。在褒城,母子俩与大批旅客在车站等车,看着周围拥挤不堪的人流,不知道何时才能挤上车。无奈之下,安娥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通了一位拉“黄鱼客”的汽车司机。那个汽车司机将安娥和儿子带到一列开往成都的军车旁。当她们正要上车时,却被一名军官厉声拦住。眼看军车就要开动,安娥急得泪流满面。她把皮包里的战地记者证拿出来,希望得到军官的通融。但那名军官却不理不睬。就在安娥有点绝望的时候,那位军官态度陡变,满脸谦恭地说“久仰久仰”,并热情地邀请安娥母子上车。原来,他无意中得知了站在面前的这位女士就是《渔光曲》的词作者。安娥母子随车队到达成都之后,那名军官又联系好另一列车队,送安娥母子继续行程。经过一路颠簸,安娥母子终于到达重庆,田大畏也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生父。1946年5月,田汉与妻子林维中在争闹数载后,终于离异;田汉与安娥,这两个历经感情折磨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抗战胜利后,田汉一家回到上海。1948年6月,安娥和田汉从上海出发,经天津秘密进入北平;而后,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们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从此,安娥开始了新的生活。
1949年冬,安娥主动要求去大连体验生活。次年1月,她开始到大连中长铁路工厂工作;数月后,调进大连水泥厂,并去大连海港等单位采访;8月,由大连返回北京,正式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从事专业创作。她曾撰写文艺宣传材料《美帝侵华史宣讲演唱词》。11月,她的大连采访报道之一《苏联分厂长塔拉索夫――大连中长铁路苏联分厂长》由沈阳新华书店出版。1951年1月,她的大连采访报道集《苏联大嫂》由上海劳动出版社出版。同年初春,她从朝鲜回国后,随同田汉领导的一个创作反映朝鲜战争剧本的创作组,再次来到大连。
安娥的主要作品有诗集《燕赵儿女》等,诗剧《高粱红了》等,歌剧《洪波曲》、《战地之春》等,儿童剧《假佬佬》、《海石花》等,歌词《卖报歌》、《渔光曲》、《三个姑娘》、《打回老家去》、《抗敌歌》、《战士哀歌》等。
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经历了两年关押的折磨之后,在北京三�一医院去世,尸体化名“李伍”;1979年,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1956年,安娥因中风导致失语并半身不遂,艰难度日。不能言语的她在见到亲人时,常会用大拇指或小拇指表示自己对各式人物、事物的褒贬态度。1976年,安娥也在“政治审查”中凄惨地离开人间。■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