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胡适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除在台湾的一些院士外,还邀请了吴健雄、袁家骝夫妇和吴大猷等几位海外院士参加。“中央研究院”是官办的学术机构, 届时“总统”蒋介石和“副总统”陈诚都要出席,并分别宴请各位院士。一切准备就绪,胡适的心情也格外好。
“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县南港,那里专门为胡适建有“院长”住宅:一栋小洋房,环境幽静,适宜读书做学问。不过上年11月间胡适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台大医院,出院后就暂住在福州街二十六号台大招待所疗养。2月20日到台大医院检查身体,血压稳定,一切正常。胡适本人和院中人士也都放心了,第五次院士会议按原定计划如期举行。
2月24日上午8点20分,胡适从福州街台大疗养院动身去“中研院”所在地南港。他的专车先接上住在近处的潘贯先生:在1958年4月胡适任“中研院”院长后主持的第三次院士会议上,潘贯当选为数理组院士,并增聘为评议员,是胡适的同事。潘贯前些时腿上动了手术,走路不大方便,所以胡适特意接上他一起去开会。事事想着别人是胡适的一贯作风。
专车直接开到了建在南港小山上的蔡元培馆。这个馆是为纪念蔡元培先生建立的,1928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时,蔡元培是首任院长。对胡适来说蔡元培先生又是赏识“千里马”的“伯乐”,当年(1917年)就是蔡元培聘请胡适担任北大文科教授,为胡适在学术上开辟了康庄大道,否则正如胡适自己所说他这一生只能做一个二三流报刊的编辑。
出席会议的十八位院士都已经到齐了,胡适一一和他们握手,大家亲切地互相问候。“我们这个只有一百四五十人的亲密的小小学术团体,一切都该富有人情味。”在“中研院”胡适尽量营造这种“和谐”的气氛,并身体力行。
9时整,胡适以“院长”身份宣布开会。第一项议程是选举四十九年度及五十年度(即1950年度及1951年度)院士。“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按惯例每隔两年选举一次。
经过三次投票,这一次共选出了七名新院士:数理组有任之恭、梅贻琦、程�淮、柏实义,生物组是李景均,人文组有陈�、何廉。名单宣布后胡适带头鼓掌,以示庆贺。然后他笑着说:
“下午5时酒会,希望全体院士都能参加。”
上午散会后大家自由参观。胡适趁这工夫为电台做了两分钟的广播录音。下午1时与出席会议的院士们共进午餐,席间自然免不了谈话与应酬。饭后回到南港的住宅时已是2点半钟了。
胡适身边有三位工作人员:胡颂平负责文书,王志维照料日常生活,还有一位徐秋皎小姐作特别护理。他们和胡适关系非常融洽,亲如家人。
胡适自己把了把脉搏:一分钟八十多跳,很正常。下午他还要主持盛大的酒会,为了养养精神,他就上床休息了。
4点多钟起床。他心里惦记着,就对胡颂平说:“今天我是主人,我们应该早点上山去。”
胡颂平看了看表只有4点十几分,便劝阻说:“这个时候客人还未到。新闻记者到得很多,他们看见先生到了会场,一定要来问些问题。加上酒会的时间,不是太累了吗?”
他这是在为胡适的健康着想:毕竟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多年的心脏病时好时犯,就像埋在身体里面的一颗炸弹说不准什么时候会爆炸;加之最近又在闹牙疼。所以胡颂平担心日程安排太紧凑,把胡适累着了,能让院长多休息一会儿是一会儿,这也是作为秘书应尽的责任。于是找了个话茬拖延时间。
要在平时,海阔天空地纵论文史本是胡适的长项,也是他闲暇时的一大乐事,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都从中受益匪浅。但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他想起上午七位新当选的院士中有五位在国外,便到书房里拿出一张便笺,拟了一份贺电。
那天他穿的是一件长袍,贺电拟好后就顺手放在长袍的口袋里,预备到了会场交给主任秘书万绍章分别拍发。这时已是下午4点45分了,胡适再一次催促胡颂平道:
“我做主人,我们还是上山吧。”
于是,胡适由秘书胡颂平陪着到了山上的蔡元培馆。盛大的庆祝酒会将在这里举行,评议员及应邀参加酒会的来宾此时已经到了一百多人,会场彩灯高悬,欢声笑语,气氛既热闹又喜庆。大家见胡适院长来了,有的迎上前去,有的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有几位记者要求胡适先生同他们照一张合影,一向宽厚和蔼的胡适答应着。
在人群中,他一眼看见了上午新当选的院士陈�。在七位新院士中间陈�是唯一出席今天酒会的院士,胡适当即走过去,热切地握住陈�的手说:“祝贺你当选为‘中研院’院士,祝贺!”
“谢谢胡先生,谢谢。”
胡适在“中研院”立了一条规矩:不要像衙门里那样称呼他为“院长”,就叫他“胡先生”或“胡博士”。他不止一次地对下属说过:“我们是一个学术机关,称官衔,让做官的人去称吧。”久而久之大家养成了习惯,都称呼他“胡先生”,来访的外国友人则多称他“胡博士”(胡适得过二十多个博士学位)。
二
时针指向下午5时整。酒会正式开始。
胡适高高兴兴地走到麦克风前致辞。他是极善于讲演的,堪称第一流的演说家。年轻时风度翩翩,现在虽然年纪老了,风度仍不减当年而且更成熟更富魅力,就像陈年老酒愈久愈醇愈香。全场的人怀着极大的兴趣洗耳恭听,只听胡适说道:
“各位朋友,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十二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
他当众宣布了上午新当选的七位院士名单(二位在台湾,五位在海外)。接着说道:“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这次有四位远道来的院士出席,他们的回来,使我们感到这些工作,也许还有一点点价值,海外朋友肯光临,实在是给我们一种很大的inspiration,希望他们不但这次来,下次还来,下次来时还多请几个人一同回来。”
胡适讲话中一再提到的四位海外院士,是指物理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吴大猷和经济学家刘大中。
“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这是一个真实而非杜撰的故事,令全场的人十分感动而又备受鼓舞。尤其是末一句的肺腑之言,是这位老一辈顶级大学者兼一院之长虚怀若谷、奖掖后进、为一代一代的学生取得成就而深感得意与自豪的真实表现,胡适因此更赢得了大家的敬重。人人心里都这样想:胡适先生“最得意”的也正是我们大家所最得意的;他感到“自豪”的事情也正是我们大家引为自豪的事情。
胡适最后风趣地说:“今天因为太太没有来,我多谈了几句话……”
话未说完就引起了一阵欢快的笑声。大家都知道胡适先生有些“惧内”,有人曾问他是否是“PaTai-Tai(怕太太)俱乐部”的会长,胡适笑着自供道:“会员的资格,会员的资格。”这个笑话几乎尽人皆知。
“现在要将这个会交给李济等几位先生。请他们说说话。”
李济是我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和胡适是多年的老朋友,在胡适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前,曾由李济暂时代理院长职务,负责处理院务。
李济讲话之后,胡适把脸转向了从海外回来与会的吴健雄院士。这位享誉世界的著名女物理学家,年轻时曾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胡适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到处撒花种子,即使绝大多数都撒在石头上了,其中有一粒撒在膏腴的土地里,长出了一个吴健雄,我也可以百分快慰了。”所以,当他请吴健雄讲话时,态度不仅真挚诚恳,没有丝毫的“客套”的成分,而且脸上带着慈父般的微笑……
吴健雄说:“老师,我们已经推定了吴大猷代表,您也许还不知道。”
胡适的确不知道吴健雄和袁家骝夫妇推举吴大猷代表他们发言。这当然是必须加以尊重的,何况吴大猷也是胡适极为赏识与倚重的人才,他有意让吴大猷以后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正好借此尽早树立他在全院的威信”,怀着这样的心思,胡适请吴大猷上前讲话。
吴大猷在讲话中强调发展学术必须从根本做起,必须有好的研究环境,其他各方面的配合也是重要的推动力。他不赞成提“迎头赶上”的口号,说:“这句话是有语病的。我们要赶上人家,只有当中一条长长的路,没有其他的路径;不经过这条路,又如何去赶?怎么能超越别人?”
最后,胡适总结道:“我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谈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及评议员都分为数理、生物、人文三组,目的是在建立三个大的中心,就是数理研究中心、生物科学中心、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不幸的是几十年的政治变动,八年抗战,十年‘戡乱’,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
胡适在讲话中着重指出:“科学的发展,要从头做起,从最基本的做起,决不敢凭空的想迎头赶上。譬如学步,我们要先学爬,再扶着走,到后开步走,这样也许慢慢地自己可以做轮船,做飞机,那时候也许可以飞上天去。”
如果就事论事,讲了这样一番话本来可以结束了,但不知什么东西触痛了胡适的中枢神经,他又神情有些激动地说道:
“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酒会上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大家心里都明白胡适院长为什么会这么激动。
胡适说自己“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是有原因的。1962年11月6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署邀请,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作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讲演,提出:“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智识上的变化或革命。”他重复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在“中西文化比较”论争中的观点,称赞西方科学和技术的新文明“乃是人类真正的伟大的精神的成就”,认为东方文明“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胡适讲演只有二十五分钟,但在台湾却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批评声浪,甚至有人撰文指责胡适“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由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
陈年积怨梗阻在胡适心头,挥之不去,经久不消。也许他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在今天的酒会上倾泻自己的愤懑,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话到嘴边也就脱口而出了。不过他强调“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海外回国的各位: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自由。各位可以参观‘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立法院’新建了一座会场,在那儿,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地表现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非常自由。还有省议会,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言论的自由。”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胡适换了一个轻松的话题。
三
这时正是下午6点半。与会的各位院士及应邀来宾开始散去。胡适还站在刚才讲话的地方,微笑着和一些人逐个握手。待要转身和谁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勺先碰到桌沿,再重重地摔在水磨石的地板上。站在他身旁的凌鸿勋和钱思亮连忙伸出手去扶他,但已来不及了!
会场立刻慌乱了。有的人发出了惊叫,有的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胡颂平赶紧打电话通知医院。
负责照料胡适日常生活的秘书王志维,急忙将胡适随身携带的心脏病急救药片放进胡适的嘴中,又喂了几口白兰地酒。这本是胡适自救的法子:1938年他在驻美大使任上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有人递给他一瓶白兰地,胡适接过咕嘟咕嘟一饮而尽,病情才有所缓解,从此以后胡适出门总要带一小瓶白兰地酒。
如果仅仅是心脏病突发,也许会有点效用。不过他的后脑勺先碰桌沿又摔硬地,如此连续受到重击,以致心与脑俱遭重创,这样麻烦就更大了。王志维的办法不行,给胡适开车的司机立刻拿来一罐事先准备好的氧气瓶,安上玻璃管,插入胡适左边的鼻孔里。魏火曜伏在地上为胡适做人工呼吸,但都没有反应了。大家围在胡适的身边,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走动,都在焦急地盼着医生早一刻赶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只翻滚着一句话:“一定要把胡先生救转来啊!”
6时45分,“中研院”的医师王光明赶来,他立刻给胡适打了一支强心针。隔了一分钟又打一针,再隔几分钟再打一针,然而都没有效果。
7点25分,台大医院的医师杨思标从台北市内赶到了南港。胡适仍无声无息地躺在水磨石的硬地上。杨医师用听诊器在他胸口听了听,又翻开眼皮看了看瞳孔,试了试脉搏,摇摇头说:“已经逝世十多分钟了!”
哀伤、哭泣的声音立刻笼罩了全馆。现场人人呜咽,个个落泪。吴健雄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看望恩师的,看见胡适猝然去世,更是悲痛万分,泣不成声。吴大猷前天下午到台北后,听说胡适患病马上来寓所看望,第一句话就问:“先生怎么样?”胡适把两袖轻轻一拂,笑道:“你看我不是很好吗?”吴大猷多么希望眼前发生的一切只是一个噩梦啊,胡适先生终会站起来,微笑着对大家说:
“你看我不是很好吗?”
既然人已经死去,只好临时搬来一张床,将胡适的遗体抬上床去。 因为遗体移动的关系,积在腹腔内的气体从微张的口中吐了出来,听上去就像是胡适的最后一声叹息。
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倒在庆祝酒会的现场,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
(责任编辑/金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