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与张学良】 储世新简介

   2009年10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的最后一位――吕正操上将走完了他一百零六年的人生历程。至此,开国的五十七位上将全部驾鹤西行了。因此,有人说,这一代人已经走进历史。
   当年,我采访吕正操将军时,老人有些诙谐地说:“我这一生,也就干了三件事:打日本、修铁路、打网球。”今天我们缅怀这位最后的开国上将时,他说这话时的音容笑貌仍会出现在眼前。
  有意思的是,他所说的三件事,有两件是和另一位将军――张学良有着直接联系的。张学良和吕正操都是辽宁海城人。他们两个人的交往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世纪末,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打日本”就不必说了,“打网球”也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张学良带着吕正操参加这种“贵族运动”培养起来的兴趣――
  
  张学良说:“你也是海城人?”吕正操立正回答说:“我是海城唐王山后村人。”张学良哦了一声
  
  在日俄战争的炮火中,吕正操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将军曾经回忆说:“母亲生我的时候,为了免遭不测,把我藏到柴草垛里。上了四年小学后,家里穷得叮当响,连铅笔也买不起,我只好回家看牛、种地,后来又到小店铺当了学徒工……”
   1904年日俄战争后,南满铁路被日本占有。吕正操记事的时候,就经常看到唐王山后村的农民路过村边的铁道去种地时,遭受日本人的辱骂。他的爷爷、大伯都被日本人打伤过。他还见过一个村民被日本人用刺刀挑死后扔到河里的惨相。他说:“我在少年时代,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戮,从心里痛恨日本鬼子。入学时,老师给我起了个学名,叫‘正言’,后来我自己改成了‘正操’,意思是等操练好了本领就去打日本侵略者。”
  每个青年都有一个闯世界的梦,十七岁那年,吕正操听一位在张学良部下当军医的远房亲戚说,张学良组建的卫队旅是一支新式军队,重用有志向、有文化的年轻人。于是,吕正操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告别父母,到了东北军卫队旅一团三营九五连当兵。
  当兵不久,部队招考文书上士,吕正操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名考试,谁知一考就中,他被分到了卫队旅的副官处。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张学良将军。
  有一天,吕正操正在办事,张学良来了。张学良问他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是海城人。张学良说:“你也是海城人?”吕正操立正回答说:“我是海城唐王山后村人。”张学良哦了一声。
  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张学良就开始注意他的这位小同乡了。
  据说,张学良看这位小老乡毛笔字写得很工整,人长得也很精神,就推荐他去考东北讲武堂。
  东北讲武堂是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兴办的军事学校。有张学良的推荐,吕正操顺利地被录取了。在这里,他得以系统地学习军事和科学文化知识。
  1924年秋天,讲武堂停课,学员随东北军入关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吕正操被分配到卫队旅改编的第二旅。在战斗中,吕正操受伤,被送到沈阳英国人开办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1925年春天,讲武堂复课,吕正操得以继续学习。同年秋天毕业后,他被点名委任为新兵营营长。
  吕正操出来当兵,本来是要打日本鬼子的,谁知这期间他参加的战争,都是军阀之间的混战。而且很欣赏他的一位将领因为对这种混战表示不满,受到了处罚。吕正操觉得,跟他们这么打下去没有什么意思。苦闷中,他离开了部队,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回到海城后的一天下午,忽然有个人来找他。那人开门见山,说是少帅张学良派来的。他对吕正操说,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三、四方面军,急需用人,所以来找他回部队去。
  吕正操当时很矛盾――这是张学良对自己的信任,但回到部队会不会还是那样?来人对他说,部队会改变的,少帅能想到你,说明不是一般同乡关系。吕正操经过慎重权衡,回到了部队。他很快被张学良委任为少校副官。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张学良的接触多了起来。
  1927年,吕正操被任命为少校秘书兼宣传队长。第二年,张学良把他调到东北军设在沈阳的同泽俱乐部当主管。
  这个俱乐部,是张学良为中高级军官和社交界建立的娱乐场所。“主管”说起来不是什么重要位置,却是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张学良似乎是希望他能在这里多结识一些各方人士。也正是在这里,吕正操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东北军中,有一些留学回来的人,经常到俱乐部来。他们带回来一些介绍共产主义的书,吕正操看到了法国共产党人巴比塞写的《斯大林传――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托洛茨基的自传、列宁的《两个策略》和《进一步,退两步》等革命书籍。这些书籍,对年轻的吕正操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让他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还有几位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军官对他说:“你是讲武堂出身,为什么不去带兵呢?”这话勾起吕正操埋藏了很久的欲望,他特别想去带兵打仗。
  于是,他来到张学良的办公室,提出了想到部队去带兵的想法。张学良抬头看看这位比自己小几岁的小老乡,说:“你不要太浮躁。”
  这当然有批评的味道,也是明确表示不同意。
  张学良又说:“以后有你的仗打!”
  吕正操说:“不是浮躁,我就是想下部队去。”
  张学良看他去意已决,随后就安排他到东北军十六旅去当参谋处处长。
  1931年,日本人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袭取沈阳。东北军接受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命令,撤退至山海关内。日军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吕正操和东北军的广大将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
  1932年冬,十六旅奉命开赴热河抗日。热河失守后,张学良电召吕正操连夜赶回北平,当天夜晚,张学良在中南海召见吕正操,要他报告前线的情况。
  张学良问:“你看我们的力量怎样?能不能和日本人打?”
  吕正操说:“我部据守长城各口,喜峰口被他们占了,又被我们夺了回来,现在部队情绪高涨,日军后方空虚,我们完全可以打它个措手不及!”
  张学良听完吕正操的汇报,当即表示:“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热河。”
  同时他任命吕正操接任六四七团团长。命令他立即赶回前线,要他转告前面三位旅长:“东北军就是打光了,也要打到底!”
  谁知第二天晚上,风云突变,张学良被迫通电下野,蒋介石让他出国考察。
  当晚,吕正操赶回部队,向旅长汇报张学良召见的情况,但是,“他下达的命令,已经是无法再执行了”。
  1936年初,张学良回国继续统率东北军。他原拟委任吕正操为一一六师师长,然而军长万福麟反对,并背着张学良把吕正操送到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实际上是调离作战部队。
  吕正操到南京后,因为一件小事和一个国民党特务发生冲突,打伤了这个特务。张学良得知后,随即电告何应钦,调吕正操立刻移驻河北徐水第六四七团。9月,吕正操回到北平,与东北抗日联合会(东北救亡总会前身)商讨筹组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简称“东抗”),并任总队长。
  
   “西安事变时,我的任务就是保卫张公馆和随时掌握情报。不久,周恩来一行十二人到达西安,住在张公馆的楼下……”
  
   1936年10月,张学良调吕正操临时到西安张公馆服务,担任内勤工作。 那时,吕正操对将要发生的大事变可说是一无所知。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抗日救国等主张。吕正操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前后那些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他激动,他兴奋,认为中华民族抗日有望了。
  事变期间,吕正操和来西安共商大计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多有接触,认识了周恩来和随行人员罗瑞卿、许建国等,也和参加西安事变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宋黎等人熟识了。亲眼见到了周恩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做的艰辛努力。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吕正操向中国共产党组织提出了希望入党的请求。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统一思想,召开了一次干部会,他非常郑重地对吕正操等人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扣留蒋介石?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尽快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将会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吕正操对张学良十分钦佩,他说:“为了国家、民族,张学良已把个人生死毁誉置之度外……”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在各方势力的调停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身着崭新的戎装,来到吕正操等工作人员所在的办公室,严肃地通知他们说:“你们都在,我要伴送蒋介石回南京。”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张学良似乎很理解人们的情绪,说:“没问题,有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作保,三天就回来。”
  “你不能去!你不要去!”部属们都劝他。
  张学良是个有主意的人,他给部属留下的话是:“好汉做事好汉当。”
  吕正操见张学良去意已决,就对他说:“我们等你一星期,你不回来,我就回河北掌握部队。”
  临行前,张学良留下手谕,请东北军将领听从杨虎城、于学忠的指挥,然后义无反顾地自己下楼开车,和蒋介石一起到机场,一同上了飞机。
  吕正操当时就说:“少帅此去凶多吉少。”他们等了三天,不见动静,五天过去了,还不见张学良回来。等到第七天,也就是1936年12月31日,吕正操按照自己在张学良面前的表态,乘飞机离开西安,“回河北徐水团部,掌握部队”。
  这一年,张学良三十五岁,吕正操三十一岁,此一别就是五十四年。
  这五十多年里,张学良被幽禁。而吕正操却忙着干他的三件事:“打日本,修铁路,打网球。”
   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率东北军六九一团脱离南逃的国民党大军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开创了在冀中大平原上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吕正操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先后出任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司令员,铁道部副部长、部长,铁道兵政治委员等职,认认真真地担起了“修铁路,管铁路”的重任。
  
   张学良说:“我现在有个迷信,迷信上帝。” 吕正操说:“我也有个迷信,我迷信老百姓,迷信人民。”
  
  1936年12月25日分别后,他们虽然没有机会再会面,但两个人还是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联系。
  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还没有到台湾前,见到其四弟张学思时,曾让他转告吕正操:“必之(吕正操的字)这条路走对了。”当张学思把这句话告诉吕正操时,吕正操说:“汉卿(张学良的字)不去就好了。”
  改革开放后,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往来于台湾、美国、香港、大陆经商。1984年6月,张闾蘅从香港来北京洽谈商务时,特地看望了吕正操,给他介绍张学良在台湾的生活情况,并说:“我大爷知道我经常来大陆经商,一次聊天时跟我讲,在大陆有两个部属他十分想念,一个是吕正操,一个是万毅,让我找机会代他去看望看望。”
   吕正操很是感动 ,他托张闾蘅转致问候,并带给张学良一副健身球和几听茶叶。
   自此之后,吕正操和张学良之间的联系多了起来。1987年年初,张闾蘅再次来京时,带来张学良书赠吕正操的诗一首: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无言。
   吕正操一看,这是摘取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篇的第三联和第五联(该联下句原诗为“欲辨已忘言”)集成一诗,分明是写他晚年的生存境况:淡泊名利、清静自然,寄情山水的心态 。
   吕正操也用同样的集句方式,从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篇中摘出第二联和第四联,集成一首回赠给张学良:
  刑天舞干戚,
  猛志固常在。
  徒设在昔心,
  良辰知可待。
  把“良辰讵可待”的“讵”改成“知”,吕正操是反其意而用之,希望张学良振奋精神,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吕正操还把自己的旧作《浙东纪行》用毛笔书赠张学良,诗中有――“思君常恨玉山远,雪窦双楠盼汉公”。张学良当年被蒋介石软禁在奉化雪窦寺,曾手植四棵楠树,时尚余两株。“盼汉公”,是盼望张学良之意。表示期待张学良早日归来,旧地重游。在致张学良的信中,吕正操也多次欢迎他“走出台湾小天地”,“回家乡看看”。
  后来,台湾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张学良的处境有所改变。1990年6月和8月,张学良在缄默五十余年后,第一次公开接受记者采访,向世人澄清了“西安事变”的一些内幕。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荻悄然飞赴美国探亲,终于有机会走出台湾。
  在台北桃园机场,张学良向记者表示了想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思。消息传到北京,中共中央格外重视。邓小平得知后,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说:“你们应该开个会,研究研究这个问题。”
  经过研究,中央认为:见张学良的最佳人选,非吕正操莫属。 1991年4月30日,杨尚昆向吕正操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委托吕正操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赴美看望张学良。时间选在6月3日张学良九十寿辰前。
  于是,就有了1991年吕正操和张学良的重逢。
  吕正操赴美前,邓颖超把吕正操叫到中南海西花厅详谈,并以私人的名义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亲笔信:
  “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或定居……问候您的夫人赵女士。”
  1991年5月29日,吕正操来到纽约张学良早年的朋友、贝祖贻太太蒋士云家中。刚走出电梯,吕正操就看见了站在公寓门口等候的张学良。张学良也一眼就认出了吕正操,隔老远伸出手来。两位老人双手紧紧握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进屋坐定,吕正操送上从北京带去的贺礼:“这是《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你爱听的。”还有大陆京剧名角耿其昌、李维康夫妇新录制的京剧。“明前新采制的碧螺春,你爱喝的。”接着,又送上启功先生手书的贺幛,上面是张学良的一首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还有一帧国内画家袁熙坤为张学良画的肖像。张学良高兴地掏出水晶放大镜,凑得近近的一样样细赏。
  张学良放下放大镜,对吕正操说:“我现在有个迷信,迷信上帝。”
  吕正操说:“我也有个迷信,我迷信老百姓,迷信人民。”
  张学良笑着说:“你叫地老鼠。”
  “地老鼠”,是指吕正操领导冀中军民为抗击日寇开展的地道战。
  吕正操说:“地道战也是人民创造的嘛,我个人能干什么,还不都是人民的功劳。”
  张学良插话说:“得民者昌。”
  吕正操说:“对了。蒋介石、宋美龄都信上帝,八百万军队被我们打垮了,最后跑到台湾。人民才是真正的上帝。”
  饭间,张学良感叹道:“我最遗憾的是没能直接参加抗日,你带的部队坚持打日本,对我也是个慰藉。”
  张学良说:“这次见到你,我也老了,你也老了。我有一句话,什么叫‘大丈夫’?‘大丈夫’能屈能伸。我愿意保持我现在的身份,假如哪天需要我奔走,我很愿意跟你们沟通,过去历史上我也办过这样的事情。”
  吕正操说:“您争取回老家去一趟,看看家乡的变化有多大。”
  张学良也很想到大陆,他说:“为了中国,为了中国人民,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能和平统一,大家和衷共济才有力量。”
  吕正操与张学良第二次见面是在5月30日下午。地点选在曼哈顿一家瑞士银行的经理办公室。
  这次,吕正操郑重地把邓颖超的信交给张学良,转达了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问候。张学良没拿放大镜,贴着信纸读了两遍。然后回过神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十分惋惜地说过,没有能够阻止张学良送蒋介石,“对不起这位姓张的朋友”。 1960年,周总理在一张便条上写下了“善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十六个字,托友人秘密相机转交给张学良。在周恩来弥留之际,还嘱咐有关方面:“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指的就是张学良等人。这些,张学良当然知道。
  两人深谈一个多小时。张学良坦诚表示:“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未到,我一动就会牵涉到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又重复说:“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张学良还引用“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两句诗来表达他既想回家看看,又不愿过分张扬的愿望。
  此后的两个晚上,是旅美华侨为张学良祝寿。吕正操送的贺幛挂在6月1日的宴会大厅,这等于向外界透露了吕正操赴美的消息。张学良的老师阎宝航先生的女儿阎明光代表国内的亲友故旧出席了寿宴。也就是在这个宴会上,张学良请阎明光转达了还想见吕正操一面的意思。
  第三次见面,是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官邸,两位老人尝着新鲜甜美的黄樱桃,海阔天空地聊了两三个小时,从政治经济谈到故人朋友,从天下大事谈到京戏网球。吕正操给张学良讲了中国政府“一国两制”的主张、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等等,还特别告诉他:祖国和东北的家乡人都热切欢迎他和赵四小姐早日回去看看。张学良说:“我还是怀念东北,自‘九一八事变’后,我就没回过老家。我是个‘爱国狂’,如果有来生,还是要做张学良。”
  交谈中,张学良还说:“我看,大陆和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和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过去就是做这件事的,我愿保存我这个身份,到那一天会用上的。我虽然九十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6月2日,张学良执笔给“周夫人颖超大姐”写了回信,信中表示:“来美交下尊札,无限欣快,又转述中枢诸公对良之深厚关怀,实深感戴。良寄居台湾,翘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中枢诸公对良之盛意,敬请代向致敬。”
  ……
  回到北京之后,吕正操就企盼着张学良踏上故土,自己能在北京接待这位老人。然而2001年10月15日,他却接到了张学良病逝于夏威夷史特劳比医院的消息。
  在北京的吕正操坐在沙发上半天没有说话。随后嘱人立即发去唁电。
  事后,人们问吕正操上将:张学良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吕正操概括了十二个字――披肝沥胆、忍辱负重、浩气正人。■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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