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法律硕士,“2007年度十大法治人物”,曾参与查办著名的证监会官员王小石受贿案, 也曾主办那场关系百姓健康安全的国家药监局腐败案。他被评为第二届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十佳反贪局长”,他就是“全国优秀检察官”张京文。
第一次见到张京文时,我们说到授予他的颁奖词中有这样的话:张京文,有剑兰一样坚忍不拔的勇气。他,维护了公平,捍卫了公正。我问:“为什么用剑兰比喻呢?”张京文说:“其实我特别喜欢《亮剑》,也特别欣赏亮剑精神。在我们这个领域里特别要提倡亮剑的精神。”我告诉他,我是《亮剑》的责任编辑,他伸出手来说:“太好了!没有想到这书是你们出的。”于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很多。
用麻袋装回九十七万元的散票子
我给他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办了那么多的案子,其中不少是大案要案,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我想,张京文可能会说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药监局的事,他沉思了一下,却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那时,张京文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参与了调查处理和平公司的案子。和平公司副总A挪用公款一百万元,借给他的朋友作为资本去福建贩鱼,本来借出去的钱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但恰恰就在这一个月内案发。
在20世纪90年代,一百万是非常大的案子。书记员张京文跟着老检察官把案子办了之后,一个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挪用的一百万资金要不要追回?谁去追?说老实话,这钱检察院可追可不追,也可以由别的部门去追。但办案的老检察官非常负责,说:“我们一定要把国家的钱追回来。”
于是,老检察官带着张京文追到南方的小渔村,到了那里才知道,这笔钱作为定金已经到了渔民手里,让他们把钱退回来难度相当大。
渔民的家就在海上。他们租了条船,到海上一条船一条船地找,和每个渔民谈。俗话说:“钱在谁手里,谁就是爷。”让人家把到手的钱再退出来,谈何容易?他们只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地做工作,经常是说得口干舌燥。
整整一个星期,每天在海上漂十多个小时,脸和嘴唇被海风吹得裂了,张京文本来不晕船,但一星期下来,他坐在床上都感觉在晃……他们硬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收,几十元几百元地收,最后用麻袋装回了九十七万元的散票子。
张京文说:“这件事对我印象太深刻了。当背着那一麻袋的钱回到北京时,除了成就感,还让我懂得一个反贪检察官的责任。老同志不就是凭着责任心才带我们这么干的吗?既不图名也不图利。这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正是让我坚守反贪这条路的精神动力。”
卧底精神病院
而吴坤龙的案子,让张京文真正懂得了一个检察官办案必须有顽强的毅力。
吴坤龙是农业部财政司司长,出生于显赫的泰国侨胞家庭。得知吴坤龙犯了受贿罪,泰国侨领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说这是冤假错案。
写信人的理由是吴坤龙患有精神疾病,一家医院出具了诊断证明。张京文看着上级机关转来的材料,对同事们说,怎么好好的人就成精神病了呢?
张京文随医学专家专门去对证人进行司法鉴定。
证人住在县城一所精神病院里。张京文为了更全面深入地观察证人,找出确凿的证据,从城里的宾馆搬到精神病院住了下来。经过医生同意,他穿上了病号服,和所有精神病人一样,每天吃药打针,而且就住到了那位行贿人的病房。张京文说那些天真是度日如年,是对一个人的意志力的严峻考验。
经过十几天的观察,张京文确认他并没有任何精神疾患。正是因为他也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人物,买通了有关的人员,才开出了精神病的证明。
专家组重新作了鉴定,证明此人并没有精神疾病。拿到这份鉴定后,张京文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他回想起那段经历时说:“那时候压力比较大,一方面是案子本身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如何能尽我们的能力来还原事情的真相。这个案子在海外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吴坤龙是他们家族官做得最大的,而且身居要职,他们家族在华侨界也是领军人物。这个案子的结果将影响我国反贪工作在海外的声誉。
让阴暗角落处的权钱交易大白于天下
张京文说:我们办的国家药监局一案, 实际上是两个司长的案子。
2004年,张京文看到一封举报信:成都血液中心从北京购买的一批血袋被污染,这批劣质血袋的合格证由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审批,是血袋厂给郝和平送了五万元才办成的。
检察官迅速展开调查。结果却是,查贪官查出来一个清官。不仅无证据证明郝和平在“血袋事件”中受贿,药监局纪委还给他们看了郝和平上缴的一张一万元购物卡。据郝和平说,这是他和药监局同事到血袋厂了解情况时,厂家给的,他认为拿了人家的嘴短,就把这张卡交给纪委了。
线索虽然中断,但群众举报不断,集中反映医疗器械司权力高度集中,“郝和平掌管国内医疗器械审批权、国外医疗器械企业准入权。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巨大利益……”
经辗转侦查,张京文和他的同事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郝和平名下有辆从杭州购买的广州本田轿车,郝和平的妻子付玉清名下有笔从山东汇进北京的二十万元可疑汇款。
涉案广本车的一个女人,被郝和平称呼为“表姐”,她是浙江杭州一大型医疗器械企业董事长。检察官找她询问,她说这辆“广本”是她帮郝和平购买的,郝付的钱。
此时,北京已将郝和平传讯至西城区检察院。为攻克这个“表姐”,检察官破例让她和郝和平通话,当她确认郝和平被拘,立刻软下来:“我服你们了,我直说了吧……”
据她交代:郝和平到她的企业考察时,她介绍情况时无意说出企业不仅做医疗器械,还做汽车生意。郝和平回京后就电告她帮他“买”一辆广本。很快,一辆二十多万元的广本开到北京。但郝和平始终没提钱的事。
随着调查的深入,张京文掌握了郝和平“钓贿”的招数。一次,郝和平戴着从天津洋货市场买的两块价值一百多元钱的假名表参加一个会议。会场休息时,郝和平展示“名表”,说:“看看,我花一百多元钱买的名牌,戴上不也挺好吗?你们谁要,我这儿还有一块……”听话听音,与会者中有人听出了其中的门道。数日后,上海某老板给郝和平送来四万元买表款,说请郝司长买块真名牌吧。
郝和平还有个习惯,凡开会、吃请、公干时,他总是将一部旧的诺基亚手机放在桌面上,故意让那些有求于他的人看到。很快,郝司长便会收到一部“为方便工作使用”的新手机。张京文搜查郝家时,发现一个柜子里搁置几十部各时期新款手机,其中多数未拆封,真可算是个“手机博物馆”了。
审问这位既是政府官员,又是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绝对权威人士郝和平,对张京文来说也是一场考验。张京文问他:“价值几十万的高尔夫球卡是哪来的?”他一口咬定:“朋友送的。” 张京文按郝和平说的朋友处调查,其结果与郝的说法不符。再审,他改口说“记错了”。
整个审讯过程中,郝和平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经常是头天承认而第二天翻供。检察官拿出确凿证据后,他又改口说:“我怕说了实话给我罪加一等,你们查清的我都认。”
经过几个月的斗智斗勇,郝和平在事实面前承认受贿百余万和私藏枪支的罪行。西城区检察院随即依法提起公诉。
在郝和平案取得突破之后,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开始调查国家药监局另一个权力集中、举报同样集中的部门负责人――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的涉嫌职务犯罪。如果说郝和平在医疗器械上的渎职致使特定人群受害,那么曹文庄批准的假药入市则危害的是每一个用药的人。
举报信中多有这样的激愤词语:伤天害理,天理难容,谁还敢看病?说他“为批准企业药品生产号没少捞钱”。
三伏天里,张京文带着四名跟踪组的侦查员开始了对曹文庄的调查。他们知道对手的情况特殊――曹文庄是秘书出身,他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历,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他认识一些法律专家,并且具有相当的反侦查能力。面对这样一个对手,案件侦破难度就可想而知。由于郝和平案子在先,这次侦查行动的难度会更大。
调查进行得很秘密,张京文和其他几位检察官白天照常上班,夜晚秘密跟踪、蹲守。反贪局的其他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特殊使命。那时正是三伏天,张京文和侦查员躲在车里不能开空调,每次收队回家,他们都头发蓬乱,面容疲惫,身上一圈一圈的汗渍,就好像是刚干完活的装修工。就这样搞了三个月,他们得到的情况是:虽假药证据在手,但曹文庄名下无房无车,也无巨额存款,平时上下班坐地铁,朝九晚五,生活规律,从郝和平出事开始就不再和外界联系。他们跟踪他这么长时间只发现他两次应酬,一次是国外某知名品牌公司换中国总代表,在嘉里中心吃自助餐;二是打网球,也是司里的几个人,平时周末很少有应酬,出家门也就是拎着球拍锻炼身体。
张京文率队北上哈尔滨、南下广州取证,天天吃闭门羹。奇怪的是涉案证人找谁谁不在。这让侦查员开始质疑举报靠不靠谱。难道曹文庄真的像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的那样,“如果我曹文庄有问题,国家机关里就没有好干部了”?
那几天,张京文的嘴上起泡,他说:“如果证人心中没鬼,为什么避而不见?”深夜,调查组分析情况,他对同事们说:第一,虽然还找不到赃款在哪儿,但发现了几个疑点,一是曹文庄有个十五岁的儿子,但在三个月的蹲守中,没有见过他儿子一次。这是不是说明曹文庄很可能有另外的住所?第二,曹文庄名下虽没有巨额存款,但是曹文庄的工资卡上的钱,近四年中一分都没有动,他还拥有价值三万元的某俱乐部网球卡,说明曹文庄应该有另外的经济来源。第三,曹文庄生活有规律,但是他的手机通话数据显示,他与药学会咨询部主任刘玉辉交往甚密。群众在举报曹文庄的同时亦举报了刘玉辉,说“刘玉辉是曹文庄和诸多医药企业间的掮客”。根据这几个疑点,张京文果断地决定改变侦查思路: 变查事为查人。他制定了一系列的调查方案:一、派侦查员全天候监控曹文庄的妻子;二、调查曹文庄所有亲属的财产状况;三、调查与曹文庄关系密切的刘玉辉。
明确了调查方向后,很快,侦查员得到了令人振奋的调查结果。曹文庄在他儿子的学校附近,拥有两处房屋,是用他人的名义购买的;曹文庄的妻子在担任一家国有医药公司副总的同时,还任一家私营医药企业的股东,并且这个医药企业股东成分复杂,公司账目上有大量资金系国内一些大型医药企业提供;与曹文庄关系密切的刘玉辉,曾是曹文庄在中国药学会的同事,此人在医药圈内素以“能办事、有路子”而闻名。
案子刚刚有点眉目时,张京文发现秘密调查暴露了――在调查房产的时候,经销商或者银行有人通知了曹文庄。他找到了单位纪检部门,说他爱人被西城检察院查了。他说:“我爱人的单位在东城,西城检察院来调查,不就是查我吗?”
此后,曹文庄的反侦查活动升级。检察院门口经常停靠可疑车辆,张京文及侦查员被反跟踪,曹文庄两次转移办公室赃物、处理赃款、与有关当事人订立攻守同盟,甚至制定潜逃路线等。曹文庄在第三者面前假扮廉洁,且滴水不漏。对于行贿者,凡有第三者在场,他必是一副包公面孔,并有意留下证人证言。张京文从搜查到的一盘录像带中举例,一次曹文庄全家在饭店给儿子过生日,他老婆说:“鱼翅怎么还不来?”他立刻说:“什么鱼翅,开什么玩笑?没点。”
不仅如此,张京文还接过数次骚扰电话,电话响过后,对方要么不说话,要么明知故问“你是谁”,要么丢下一句“谁都不容易,谁也别跟谁过不去”就立刻关机。有人还在互联网上攻击张京文和其他检察官。
2006年11月,曹文庄涉嫌犯罪的最关键知情人刘玉辉被抓捕到案。他开口与否,直接关系到对曹文庄犯罪事实的认定。而他和曹文庄是二十余年的朋友。面对狡黠的对手,张京文和预审小组一起制定了“晓之以情,动之以法,全线铺开,详细记录,寻找矛盾,重点突破”的预审方案。经过与刘玉辉十几次交锋,刘最终承认他扮演的是联系曹文庄和诸多医药企业不正当关系的掮客角色。他本人向曹行贿一百一十万元。曹文庄收受两家药厂药品审批金二百四十余万元。他还批准使用虚假数据获得国家统一药品批准文号,其中包含假药。一个细节透露出刘玉辉对假药的熟悉。承办检察官感冒了,当着刘玉辉的面将感冒冲剂倒入杯中,刘劝道:“别喝了,有的管用,有的不管用。”同时,刘玉辉牵出另一行贿人魏威。
为了抓到魏威这个行贿者,极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张京文的同事在首都机场发现魏威已经登机准备飞往河南,而这时批捕的命令还没有下,情急之下检察官立即跟着上了飞机。落地后检察官直接打车跟着嫌疑人到了酒店,看他住进房间后,在他的房间对面住下进行监控。当天晚上,侦查员一夜没有关门……
张京文认为,侦查员就应该这么做,请示没有批回来之前人就跑了,责任非常重大。
批捕命令一下来,他们立刻请求河南警方配合,河南警方非常重视,警车立即开到了楼下。第二天早上魏威出来打电话,被秘密抓捕。张京文说此事想起来就后怕。
由于侦查员及时准确地抓捕了嫌疑人,致使他的家人随后还打110报案,以为魏威被绑架了。
据魏威交代:他不仅行贿曹文庄,还送钱给卢爱英、马腾等涉案人。
张京文与曾经是他的校友的曹文庄过招,经受着从未有过的考验。他深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使全线崩溃。
张京文不拐弯抹角,亮出证据:“你某月某日跟谁在一起……”
在确凿证据面前,曹文庄仍以死磕到底的心态对待,要么说他记混了,要么承认拿过钱但没拿这么多,要么质询张京文“为什么信他们而不信我”。
侦查员在反复的讯问和比对中,掌握其口供的真实性和矛盾点,从中寻找突破口。他们白天提讯,晚上翻阅各种资料,对案件中出现的每一个药品名称都不放过,一一查找它们的功能,熟记这些药品。医药行业存在大量的专业知识,他们经常对着数据一看就是一夜,天一亮又精神百倍地开始新一天的提讯。
这时,张京文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好几个举报人和证人都对他说过:“我们冒死提供的情况,别说叫曹文庄知道了,就是药监局知道,我们也死定了。”张京文说:“如果这个案子拿不下来,我没法向社会交代,如果不办成铁案,群众会小看反贪局。如果拿不下来,我只能主动辞职。” 抱着这样的决心,他要毅然“亮剑”!
最终,曹文庄在强大的证据和政策压力下,供述了他接受贿赂的犯罪事实。依据大量的证据,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认定,曹文庄利用职务之便,接受请托,为两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审批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人民币二百四十余万元;同时他在任职期间,草率提出启动专项工作和降低换发文号审批标准,造成严重后果,部分药品生产企业使用虚假申报数据获得国家统一药品批准文号,其中包括个别假药。2007年7月,法院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一审判处曹文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我有办法处理‘亲情案’”
那天我们谈得很晚,最后我提了一个人们都关心的问题:你作为一个反贪检察官,一名司法官员,有没有亲戚朋友找你为他们办这方面的事情?如果有的话,你会怎么办?
张京文说,这个问题司法干警都会碰到,我有自己的处理办法。
一次,张京文父亲打电话,要他回家。他想,一定是有比较重要的事情,否则父亲是不会找他回去的。
果然,回到家里,父亲告诉了他一件很不好办的事情。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儿子犯事,在北京让朝阳分局给抓起来了。父亲说:“我这战友就这一个儿子,她一个女同志一个人带着孩子,好不容易孩子大了却出了事,听她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也可能是公安搞错了,听说你在北京当了反贪局长,就专程来找你帮她想想办法。”
这还是张京文第一次听父亲和自己说这种话,他知道,这肯定是父亲万不得已了。自己参加工作到现在,父母非常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从不为这样的事情找他。
张京文能说什么呢?只能说“问问情况”。
父亲说,他的老战友不仅来了北京,还住到了家里,甚至还说:“只要能把我儿子救出来,要多少钱都行。”
作为司法干警,张京文当然明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捞人”。如果被捞的人真是罪犯,作为司法干警来说,那是犯罪,更何况真的罪犯也是捞不出来的。
他给在朝阳区工作的同学打电话,了解了事情的原委。阿姨的儿子犯罪的情况很清楚,根本不是她说的“搞错了”。
张京文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只能做阿姨的工作,但又不能简单地处理。于是第二天,他开车回家,对那位阿姨说:“我今天就陪您去朝阳分局,您直接和那里的同志了解一下情况。”
朝阳分局的同志把详细情况和那位阿姨作了介绍,但阿姨还是不死心,还想让张京文找人把儿子捞出来。张京文动员父亲和他一起对阿姨反复做工作,终于让父亲的老战友接受了严酷的现实。
走出张京文的办公室时,我看到了墙壁上悬挂的四个大字――“天道酬勤”,长舒了一口气。有他这样勤勉的反贪检察官,我们的社会风气、官场风气应该会清朗起来。我握着他的手,说:“愿你成为亮剑精神的光大者。”■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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