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张恨水,一个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虽然他们是安徽同乡,都关注积贫积弱的中国命运,然而,1938年以前,他们却未曾谋过面。尤其是张恨水,对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早怀敬意,他将陈独秀视为安徽人的骄傲,视为师长,甚至有意成为他的门生。但终因种种缘由,他始终未曾与陈独秀相识。因缘际会,抗战的滚滚洪流把他们推到了山城重庆,他们在此相识相交,演绎了一段令人感佩的真挚友情。
为抗战陈独秀赴渝
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此时,抗日烽火已燃遍祖国大地。此时,陈独秀的政治态度已有所改变:一、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二、赞成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抗击日寇。但是,国民党对这个昔日的死对头仍然耿耿于怀,丝毫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共产党似乎也对他关闭了大门。
很多朋友为出狱的陈独秀设计了未来:陈钟凡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王文元等人劝他去香港;曾为推动新文化运动而在同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的胡适,也为陈独秀去美国而奔忙。当时,胡适联系了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这家公司看中了陈独秀在狱中撰写的《实庵自传》(前两章),想请他去美国写自传。1938年10月,陈独秀的好友、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又写信给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介绍了陈独秀入川后的境况,请他帮助陈独秀去美国。胡适接信后,再次为此事奔走安排。
但是,所有这些善意的、友好的、诚恳的安排,都被陈独秀一一婉拒了。他坚定地说:“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他选择了在重庆远郊的江津定居。
1938年初夏,陈独秀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竞选。然而,这样一位信念坚定,有广泛影响的政治人物却落选了。这是国民党从中作梗,因为,蒋介石此前曾要陈独秀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为他们装点门面,被陈独秀严词拒绝。而他主动竞选参政员,是想在参政会这个舞台上,代表民众发出坚持抗战、一致对外、还大众民主自由的呼声;在这个民意机构中,还可以公开揭露国民政府的种种弊端。但国民党却不给他这个机会,落选的结局令陈独秀极为尴尬。
就在陈独秀感到郁闷的时刻,传来了张恨水对他的宽慰和同情。
张恨水为此事写了一篇杂文:《哀陈独秀――兼及高语罕》,刊登在重庆《新民报》1938年6月22日副刊《最后关头》上。张恨水言辞恳切地写道:“敢以老乡资格告陈、高两先生曰:当参政而有补于国,当参政可也。当参政而不能有补于国,抑或甚焉,则必不可当参政矣。不但此也,使不当参政而能有补于国,纵此次被选为参政,吾人亦断断然不愿二君之就聘也。虽然二君老战士,乃不能于同舟共济时操一把桨,亦可哀矣。”
想必陈、高二君读了这篇文章后,一定会感到欣慰,因为,张恨水这篇文章表达了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见识;同时,也表达了张恨水对国民党政府出此下策的抱怨。
张恨水敬重陈独秀由来已久
陈独秀的大名远播之时,偏居皖南一隅的张恨水,听到“陈独秀”三个字,可谓如雷贯耳。
1918年春至1919年秋,张恨水在芜湖任《皖江报》总编辑。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波及皖南名城芜湖,年轻的张恨水受到很大刺激。在五四运动达到高潮的1919年6月,张恨水因事去了上海。当时,运动的中心已从北京转移到上海。因此,他在上海“亲眼看到许多热烈的情形”。而此时还在连载他的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的《民国日报》,已经新辟了《觉悟》副刊,专门宣传新文化,成了传播民主与科学的重要阵地,使张恨水受到强烈冲击。张恨水回到芜湖后,也在《皖江报》上创办了介绍五四运动的周刊;还以芜湖人民的爱国行动为题材,创作了小说《皖江潮》,在他主编的报纸上连载。
张恨水在上海时,听朋友王夫三说,他们熟悉的几位朋友都到北京大学读书去了,且入学也不难,先当旁听生后成注册生。听说有这条捷径,张恨水那颗“野马尘埃的心又颤动了”。想投身文学事业的张恨水,知道他敬重的陈独秀先生就是北大文科学长,能够聆听他的教诲,成为他的门生,将是何等的幸运。经过“五四”的洗礼,张恨水觉得自己急需学习,而且,他认为眼下“还不失求学的机会”。于是,他毅然辞去《皖江报》总编的职务,只身奔赴北京。到北京后,经王夫三介绍,张恨水在《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秦墨哂手下干起专门编写新闻稿的差事,以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严酷的现实逼得张恨水改变了主意,张恨水说,由于经济拮据“决不让我有时间再去(北大)读书了”。如此一来,张恨水便丢掉了去北大求学的机会,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失之交臂。但在往后的岁月里,张恨水依然几十年如一日视陈独秀为师长,自居“后生小子”。尤其是在陈独秀失意之时,张恨水一如既往地给予他异乎寻常的关注。
早在《皖江报》任总编期间,张恨水对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复古守旧的作家林纾著小说《荆生》、《妖梦》,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骁将很是愤愤不平。为了维护陈独秀的声誉,他撰写了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在小说中,张恨水表达了自己对当时社会、文艺界、新闻界和出版界某些奇怪现象的愤懑和讥讽。其中就用南宋哲学家陆九渊硬编故事辱骂理学大师朱熹来影射林纾的作为,认为他“失去了圣贤应有的品德”,是“党见之害”。
1937年冬,王明、康生给陈独秀戴上汉奸的帽子,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忠奸难辨。关注陈独秀行止的张恨水立即出来辩诬,他写了一篇《论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在1938年3月25日的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上。文章写道:“要说他是汉奸,那为天地间的公道而说话,我断言那是冤枉。”接着,他举出了两条陈独秀不可能成为汉奸的理由。文章结尾的一句话说出了他的感慨:“对任何人要加以打击,就把汉奸两字拿出来利用,这是一种不聪明的举动。”
张恨水为陈独秀接风洗尘
1938年7月2日下午4时,陈独秀、潘兰珍夫妇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次日晚,张恨水特意在一酒楼定了一桌酒席,为他仰慕已久的同乡、师长陈独秀及夫人接风洗尘。应邀作陪的有高语罕、周钦岳、张慧剑等。这是陈、张二人的首次会见。陈独秀给张恨水的印象是:“先生已六旬,慈祥照人,火候尽除。面青癯,微有髭,发斑白。身衣一旧袍,萧然步行。”席间,陈独秀极为兴奋,“议论纵横,畅谈文艺”。张恨水知道“先生早讳言政治思想矣”。但抗战救国一定是他们共同的话题,因为,陈独秀就是为了抗战才到重庆来的,还因为张恨水与陈独秀都是主战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恶痛绝,坚持抗战到底。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就提出了“文学革命论”,因此,他与张恨水“畅谈文艺”,一定有说不完的话语。张恨水洗耳恭听,受益良多,心里暗暗感叹:“陈先生如果放弃政治,专心从文,现代文坛会增添多少美妙绝伦的篇章啊!”不过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知道陈独秀是个性格倔强的政治家,决不会轻易改弦易辙,放弃他执著的信念。
陈独秀来重庆后,“门生故旧视为不祥物,无近之者”。但宴席上有一事让张恨水聊感欣慰,就是孤介老人陈独秀身边有了一位小鸟依人的伴侣潘兰珍。潘兰珍给张恨水的印象是:“丰润白皙,衣蓝衫,着革履,年可二十许。或称之陈夫人,则赧然红晕于颊。”陈独秀对自己这位年轻贤淑的妻子,心满意足。张恨水席间仔细观察了这对老夫少妻:“先生微笑,意殆至乐。与之(潘兰珍)言,操吴语。”陈独秀与朋友们交谈时,“夫人则唯倾听,不插一语。以此窥之,想甚敬重夫子也”。张恨水没看错,陈独秀的晚年,的确全仗潘兰珍的关怀和照顾。酒宴上陈独秀很少吃菜。张恨水问他:“到了四川都是吃辣菜,习惯吗?”陈独秀笑笑说:“可以,还可以。”令陈独秀心满意足的,不只是这一桌丰盛的筵席,更为重要的是,在他败走麦城的时刻,在他跌入人生低谷的关节,能有这么些热心的朋友来欢迎他,为他接风洗尘,与他推心置腹地交谈,这真的让他感动不已。
惺惺相惜
1938年8月初的一天,在重庆市区某街口,陈独秀与张恨水不期而遇。陈独秀对张恨水说:“我马上就要到江津定居去了。”张恨水听了感到愕然。他知道,江津在重庆的远郊,沿江而上约九十公里水路。在那座小城里,百分之八九十的外来人口都是安徽人。固然,同乡多,会感到熟悉些亲切些,但那里毕竟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难与重庆相比。因此,张恨水不解地问道:“为何要去那种小地方呢?”陈独秀沉吟片刻,说:“重庆物价太高,不是过日子的地方;更何况这里天气实在闷热得厉害,我这个高血压病人很难忍受。”
张恨水清楚,陈独秀生活拮据是事实,但真正迫使他离开全国抗战的神经中枢――重庆的原因,是陪都的政治气候令他窒息,使他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难以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反而徒增烦恼,这才有远离尘嚣,“归隐山林”之念。张恨水望着这位曾经光彩照人,掀起过革命风暴的新文化运动主帅,如今却落得无容身之地,心里感到无限的悲凉和同情。他们伫立街头,长叙达半个多小时。握别时陈说:“等亡了国,我就披发入山。”张恨水无言以对,心中掠过一阵酸楚,说了一句似安慰非安慰的话:“先生太消极了。”
8月3日,陈独秀乘轮船逆长江西行,四个多小时后到达江津。他先住在东门郭家公馆,后又迁往大西门黄荆街八十三号。夫妇俩主要靠北大同学会的资助维持生活。北大同学会还派罗汉来关照他们,不时从重庆送来钱物。后来,罗汉在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失踪了,北大同学会又派何之瑜来照顾陈独秀夫妇。罗汉和何之瑜,都是陈独秀在北大任文科学长时的学生。另外也有些至爱亲朋不时接济他们,而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方面送来的钱款,陈独秀则一概拒之门外。
有时,陈独秀也写写文章,换点稿酬补贴家用。在江津,陈独秀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书信,内容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制,战争与革命,以及和这两个问题相关的中国与世界前途问题。另外,还有大量文字学方面的研究著述。文稿发表了一些,由于政治原因未能刊出的也不少,令这位昔日的文化领袖怅然万分。有一天,张恨水在《新民报》编辑部读到一篇陈独秀未发表的文章,便与报社同仁议论起来。不久,他便在1942年1月20日重庆《新民报》副刊《上下古今谈》上撰文说:“我们几个耍笔杆子的后生小子,对陈先生的老境如此,是相当同情的。”在文中,张恨水一方面敬佩他的精神,一方面又劝慰他:“陈先生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及有所不为的精神,虽都可佩服,但陈先生不也是一个文学家吗?便是仅在文字学一方面,也有他许多独特的见解。谈谈这个,也未尝不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也可以说是对人类),何必一定要说‘那一套’?何必一定要做悲剧的主角?
“我们真不解陈先生何以把‘五四’以来那番精神都用到政治上去了。做一个胡适,做一个傅斯年,做一个郭沫若,又怎么样了不起?做一个鲁迅,做一个章太炎,未尝也就有愧此生吧?听说陈先生健康大不如昔,而脾气还是这样大,我们为这位息影的老文化尊师,深为念惜。”
张恨水一直牵挂着陈独秀,不时读到陈的文章,张恨水心里就会感到一丝宽慰,因为,这说明陈独秀还在奋斗不息,说明他的身体也还能支撑。若长时间没有陈的信息,张恨水便会投书高语罕,了解陈的情况,因为高语罕也住在江津,与陈独秀常有往来。高语罕也不时向《新民报》张慧剑主编的副刊投稿。如因事下重庆,他一定会来编辑部坐一坐。《新民报》的同仁以及老板陈铭德,都把教育家、学者高语罕尊为上宾。张恨水便是从与高语罕的交谈中,了解陈独秀情况的。
在江津城里住了半年之后,陈独秀搬到距县城三十华里的鹤山坪石墙院杨氏山庄糊口度日。生活在县城的高语罕,便无从知晓蛰居乡间的陈独秀的消息,只能将一些辗转得到的零星信息传达给张恨水,让张恨水聊解牵挂。
1941年冬,陈独秀因牙病从江津乡间来到重庆宽仁医院就医,住的是三等病房。这次陈独秀赴渝治病,来去匆匆,未惊动诸多好友。张恨水后来听说此事,为未能前往医院探视而深感惋惜,因为,半年后陈独秀就去世了。
陈独秀一生都在为改变中国的命运、为献身自己的事业而奔波忙碌,心无旁骛。但20世纪30年代,一个家喻户晓、红遍中国的作家张恨水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为安徽出了这样一位才子而兴高采烈。他认为,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与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不可同日而语。
定居江津后,陈独秀是通过阅读《新民报》来与张恨水神交的。张恨水发表在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上下古今谈》上的短论、杂文、小品等,他都仔细阅读,为张恨水深厚的古文功底、渊博的历史知识而折服。1939年12月1日,张恨水开始在重庆《新民报》上连载中篇小说《八十一梦》,他把陪都官场中有害于抗战的丑恶现象和种种弊端“托之于梦”,以犀利的文笔予以深刻的揭露。光怪陆离的梦境,嬉笑怒骂的笔法,读来令人感到痛快解气,受到大后方民众的热烈欢迎。单行本出版后民众踊跃购买,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小说。
隐居山乡的陈独秀,捧读《八十一梦》,为之一震,读到精彩处禁不住拍案叫绝。由于《八十一梦》揭露了不少权贵的黑幕,陈独秀暗地里为张恨水捏了一把汗,因为他太了解独裁专制的国民党了。他对来访的朋友说:“张恨水骂别人不要紧,骂‘三尊菩萨’(指四大家族),恐怕要惹麻烦了。”据说,陈独秀还为此致信张恨水,述说他的担心与关切。
果然不出陈独秀所料,国民党特务向张恨水伸出了黑手。张恨水的往来信件遭检查,行动也受到秘密监视。国民党一位高官,也是陈独秀、张恨水的安徽同乡,以宴请家乡人叙旧为名,实际是往张恨水嘴巴上贴封条,并传话说:“有人问你,是否想去息烽小住几年?”贵州息烽县有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设立的关押中共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最大秘密监狱。
在当局的高压和特务的威迫下,张恨水原本要写八十一个梦的长篇,只写了十四个梦便草草收场了。后来,他在单行本尾声中说:“本是写八十一梦,写的也是八十一梦,不幸被耗子咬残了,不能全部拿出来。”此语极尽讽刺意味。
陈独秀的一句话,一封信,或许难解张恨水之困,但是,朋友的关切和眷顾却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交往虽然并不频密,却是心心相印,心照不宣的。
张恨水写诗文痛悼人杰
1942年初夏,张恨水已有近半年没有看到陈独秀发表文章了,也没见高语罕来信通报信息,他心中忐忑不安。于是,他给高语罕去了一封信。5月下旬收到高语罕中旬写来的回信:“虽在江津,也有半年未见面,不知他的健康如何?因为陈先生久已足不履城了。”
高语罕不是陈独秀的忠实追随者吗?陈先生不履城,为什么高语罕不去离城仅三十华里的杨氏山庄探视呢?最近读到郑学稼的回忆文章《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得知陈独秀去世前数月,因何之瑜从中作祟,陈独秀误认为高语罕曾写匿名信攻击他,“卖了他”,由此产生龃龉,遂与高绝交。但5月23日,陈独秀辞世前四天,高语罕偕江津乡绅邓燮康及周弗陵去看望陈独秀。病榻上的陈独秀面色蜡黄,气若游丝。知道他行将就木,回到县城后,高语罕拟了一副挽联,对陈独秀评价甚高:
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
哀哀洛蜀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高语罕尚未来得及把5月23日探视陈独秀的情况转告张恨水,陈独秀便于5月27日去世了。
5月28日,《新民报》第三版刊登了一则短讯――《陈独秀逝世》,说他“于本月二十四日,突发心脏病逝世,二十五日已大殓”(日期有误,原报如此。陈独秀听说蚕豆花泡水饮可治高血压,结果,不慎误食了发霉的蚕豆花中毒而亡,并非死于心脏病――笔者注)。第二版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短评《忆陈独秀》,对陈独秀有正面评价。张恨水便是从《新民报》上得知陈独秀去世的消息的。6月2日,离陈独秀去世仅五天,重庆《新民报》发表了张恨水第一篇痛悼陈独秀的文章:《陈独秀自有千秋》。张恨水在文中写道:“在报上看到陈先生的噩耗,我们这间关入川,久栖山野的逃难文人,真有说不出的一种辛酸之味”,“令我想到他身后萧条,是不堪形容的”。还写道:“在学说上论,陈先生是忠诚的,虽不能说他以身殉道,可以说他以身殉学。文学暂时不值钱,而学术终有它千古不灭的价值。我们敬以一瓣心香,以上述一语,慰陈先生在天之灵,并勉励许多孤介独特之士。”
一个月后,张恨水又写了一篇《吊陈独秀先生》。文章说:“陈仲甫先生死一月了,生前凄凉,死后也就寂寞。比之鲁迅先生死了五年,还劳许多文豪去作起居注(自然不少‘我与鲁迅’之类),真有天壤之别。我们不害政治病,也不怕人家说恭维倒霉蛋,佣书小闲,作小诗以吊之。”
张恨水写了六首绝句,写得悲怆、凄切,诉尽人间世态炎凉,是对陈独秀后半生的真实写照。
两年后,张恨水又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陈独秀之新夫人》,记述他与陈独秀夫妇初识的情景。文章的结尾写道:“先生家无担石储,更鲜儿女;新夫人近况如何,不得知。”表露了张恨水对陈独秀未亡人的担忧与牵挂。
张恨水的确是个重情义之人,陈独秀去世四周年前夕,他虽已迁居北平,整天忙于报社事务与小说创作,但他仍然不忘挤出时间写一篇纪念文章《怀独秀山民》,表达了他对陈独秀的几多怀念与崇敬。全文发表在1946年5月19日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上。
张恨水一生结交的文人学士、社会名流、达官显贵成百上千,但令他念念不忘,令他一而再,再而三写诗作文追念者,唯陈独秀一人。他们在陪都重庆一段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在张恨水的生命历程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在他人生的诗篇里,却是难忘的一页。■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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