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梅光迪的大名,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那时,他在东南大学和胡先�、吴宓诸位教授办了一份杂志《学衡》,与胡适积极推行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唱对台戏。论战的结果自然无损于新文化与新文学前行的脚步,《学衡》一帮人从此落下了文化“保守主义”的诟名。而事实上,《学衡》主将梅光迪与新文化主将胡适是有一段曲折的交往历程的。
亦师亦友
梅光迪,1890年2月14日生于安徽宣城弋江西梅乡西梅村。字迪生,又字觐庄。梅氏为宣城望族,宋代出了著名文学家梅尧臣,清代出了数学家梅文鼎。其祖上数代务农,至其父梅藻一辈始亲诗书,膝下有三子,梅光迪为长子。十二岁前,梅光迪在家乡受教于父亲梅藻,读完四书五经。据说梅光迪天资聪慧,能够过目成诵,精于制艺文字,十一岁考中秀才,被乡人视为神童。家族的荣耀、旧学的深厚以及成名之早对梅光迪思想与性格的形成自然有很大关系。继承了徽州人闯荡天下的传统,梅光迪年纪轻轻就出门求学,先后在安徽高等学堂、上海复旦公学学习。
1909年秋天,胡适在上海看望宗友胡绍庭,而梅光迪与胡绍庭同舍而居,因得相识。1910年仲夏,胡适和友人北上应游美之试,梅光迪也去北京,参加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考试。两人恰巧乘坐同一条船,彼此相见,真是惊喜过望。这段本来枯燥漫长的旅行,却因为两个年轻人的邂逅而充满愉快的气氛。两人促膝长谈,彻夜不眠,畅谈乡情、理想、抱负,越谈越投机,真正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到了北京,胡适多次看望梅光迪,梅光迪逾时不见胡适则心情郁闷。这为他们以后的交往打下深厚的感情基础。
胡适赴美留学临行前,让梅光迪“一言相赠”,梅光迪不仅在赠言中表达了对时局之忧患、报国之心切的情感,并勉励胡适努力学习,施展抱负,“无负于吾国人之责望”。在隔洋相念的日子里,两人书信往来不断,相互勉励,交流思想情感。胡适初到美国,是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但是兴趣广泛的胡适对人文的学习与研究依然浓厚,这和本来就致力人文学习与研究的梅光迪有了许多共同语言与话题。
1911年8月15日,胡适从北京清华学堂榜上知道了梅光迪来美学习的消息,在日记里用“狂喜不已”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不过,梅光迪去了威斯康辛大学,两人平时难以相见,只有书信频传。
胡适乐意和梅光迪交往,除了同乡之谊之外,更多的是两人在文化领域的兴趣与思考有共同语言。梅光迪旧学功底深厚,勤于思考,时有见地,并直言不讳,使人真诚有益。有一段时间,胡适甚至要到梅光迪所在的大学读书,因遭到梅光迪的断然反对而放弃。而梅光迪敬佩胡适的才气与活力。总之,彼此之间,倾心相对,亦师亦友,堪称佳话。怪不得梅光迪不无自得地给胡适写信说:“得师固难,得友亦难。迪窃尝思之,吾人择友,志同道合,性情之际又能契合无间者固好;其有一于此不能强同者,正可藉以他山之助,以长补短,彼此借镜耳。”
在胡适成长过程中,梅光迪的“他山之助”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来。
其一是鼓励胡适弃农从文。胡适去美学农,梅光迪觉得不合适,不过他没有多说什么,只鼓励胡适不要放弃人文的学习。后来,在是否真正改换专业的问题上,胡适依然主意不定,就写信与梅光迪商讨,他连同自己的日记一同寄给了梅光迪。梅光迪立即表态,极其赞成,他说胡适“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选择专业应该“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这终于使胡适做下了一生早就应该做的最重要的选择。不仅如此,梅光迪还鼓励与规划了胡适文科学习的发展方向:“淹灌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读到这样的文字,胡适真的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行了,而且走得比梅光迪想象得远得多。
其次,梅光迪促进了胡适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研究。在胡适从事文学革命思考与尝试之前,这是胡适专业学习的主要领域。而梅光迪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专业方向与文化理想,对于国学的探讨成为一段时间两人频繁通信的主要内容。有时洋洋洒洒,动辄千言,用心用力,丰富而深入。
不过,在文化立场与方法上,梅光迪整理国学的思想与方法是学贯中西,去除“谬说”,回到原典;而胡适认为“凡一种学问必须见诸世用,始不得谓之空谈”,一个回到“本源”,一个追求“致用”,双方已经出现分歧。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两人的感情交流与思想对话。1916年1月几个同学同游时,胡适还写下这样的诗句:“种花喜种梅,初不以其傲,欲其蕴积久,晚发绝众妙。”暗含了对梅光迪的欣赏与激励。
渐行渐远
1913年9月,胡适转康乃尔大学文学院,梅光迪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两人依然书信不断,倾谈国事、家事、身边事,亲密无间。其间,梅光迪的心境并不好,除了痛失亲人,经济拮据,在人事处理和学业操作上依然没有理出很好的头绪。他的收获之一,是结识了后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担任文理科主任的刘伯明。而胡适则依然活跃而忙碌,他办《科学》杂志,到处演讲、调研,风头正健。
1914年7月18日,诸友成立“读书会”,约定每周读英文文学书一部,周末聚论,人数不多,梅光迪也在列。这段时间,胡适写诗的兴致越发浓厚,且开始有自己独特的写作感受,这为善于在生活中发现问题的胡适后来致力文学革命埋下了伏笔。
1915年,“文学科学研究部”成立,胡适的研究论题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在研究过程中,胡适认为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文学也应该改革。讨论中,梅光迪一开始就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给胡适留下了“最守旧”的印象。不过,胡适并不灰心,他四下游说,积极鼓动,认为文学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同学们不容坐视,希望梅光迪等同学立志“文学革命”并积极投身其中,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获得同学们的广泛理解与支持,这反而激发了胡适独自挑战的志气与勇气。
经过讨论,胡适决定从诗歌革命入手解决文学革命的问题。他首先提出的观念是:“作诗如作文。”对此,梅光迪不以为然,并断言“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以来已分道而驰”。
在胡适1917年归国前的这段时间,梅光迪和胡适就诗歌改革问题进行了尖锐而激烈的争论,也显示出双方在文化观念与文学观念上的深刻分歧。
总体上,梅光迪虽也认为“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但是,他始终坚持诗歌白话化绝不可行。他认为文化清理工作已经够乱了,激进的做法只会有害无益。他希望胡适致力于思想与学问之研究,不必搞什么诗歌改革,瞎折腾。执著而耐心的胡适一面依然致信梅光迪,继续做说服工作,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俗话文学是中国的正统文学”,应该用白话替代古文。胡适显然已经开始从“历史”的考察中为自己的主张寻求依据。
1916年7月8日,同学相聚交游,引发一场笔战。在任叔永与胡适写诗、论诗的过程中,梅光迪站在了颇为不服的任叔永一边。他认为胡适的想法与做法“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于艺术上是降格以求,于文化上是“以暴易暴”。而胡适似乎坚持,既然改革是大家都认同的,那么不去尝试与实施,只限于纸上谈兵、高谈阔论是不行的。胡适为了说服他,还写了一首很长的打油诗送给梅光迪。这一次,梅光迪带有嘲讽的语气回敬他:“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毫健哉!”
终成对手
应该说,1915年是梅胡两人产生分歧的重要分水岭。文化与文学观念的大异不仅使双方渐行渐远,而且沟通与交流有时难免存在意气。面对梅光迪的顽固,胡适也多次直言相告,他认为梅光迪在治学上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并希望能加以改正。不过梅光迪并没有虚心接受,而是针锋相对。到最后,胡适虽依然保持双方友好的交往关系,但基本失去了合作交流的信心。1916年10月,梅光迪给胡适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继续挑战胡适。胡适借口生病,没有及时回复。其实,这时胡适已经将自己的思想汇聚成篇,并于10月写信给了陈独秀。直到1917年回国前,面对梅光迪固执守旧,毫无进益,且不察他人之言的作为,胡适失望而无奈,遂决定以不辩不争而处之,这也许就是两人在学术交流上的绝交。
胡适归国了,不依不饶的梅光迪却决定实施他的文化抱负,并摆出筑垒抗衡的意味。就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同时,梅光迪在《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指出以打倒传统为满足的行为是以暴易暴,失于偏颇,今天的真正需要是如何求和谐,刈取新旧思想融合的最佳成果。
同时,他在留美学生中寻找支持力量。1918年吴宓初到哈佛,施济元就告诉吴宓:“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集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大战。”果然,8月初,梅光迪就来拜访吴宓,言及胡适所作所为无疑数典忘祖,毁坏了传统文化,可气可恨。其神态慷慨悲愤,乃至泪流满面。据说,梅光迪还散布有损胡适的言行,说胡适是冒充博士,博士论文并没有通过,这在留学生中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胡适的耳朵里。
从为人处世上说,胡适显得宽厚大度得多。
1917年,胡适打算出版《尝试集》,特拜托梅光迪写序。但是,梅光迪拒绝了。拒绝的理由简单鲜明:一没有研究过诗,不敢谈;二不会说客套话,不想序;三不是名人,没有用处。不仅不能理解胡适的良苦用心,心存芥蒂的他还断然一点面子也不给。事实上,胡适后来还是找了一位“反对派”钱玄同作序,也是因为钱玄同指出《尝试集》并没有真正脱尽旧诗的影响,胡适认为“此等诤言,最不易得”。倘若梅光迪真的作序,再加上钱玄同的序,现代文学史该平添一段丰富而耐人寻味的话语资源了。
1919年,回国后的梅光迪和胡适还有来往。他初到南开大学任教,就因为经济拮据向胡适借钱,胡适大方地满足了他。梅光迪也注意到胡适在文化、政治与文学的表现,觉得胡适的政治言论还是有可取之处,胜过推行白话文与所谓实验主义。胡适写信提醒他,不要将两件事扯到一块。
但敏感自负的梅光迪难以释怀,在梅光迪看来,胡适对他的心理伤害似乎不轻。2月9日,他写给胡适这样的信:“你几年来对我常常的无礼……我也不必多说,想你早已觉得惭愧。实在我的为人,你不能推为不知道,我向来只愿作个狷者,近来饱阅世变,尤想萧然物外,趋于旷达一流,哪肯和他人争一日的短长。若你始终拿世俗眼光看我,脱不了势利观念,我只有和你断绝关系而已。”
吵归吵,闹归闹,胡适后来还是真诚地邀请梅光迪来北京玩。胡适亲自到车站接他,但不知什么原因,梅光迪并没有如约。直到两天后,一对诤友与对手别后三年重新相聚,胡适热情地接待了梅光迪。对于胡适的作为,梅光迪还是高度关注的,对于胡适办《努力周刊》,他表示十分认同,认为胡适谈政治不走极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会,而对白话文与实验主义依然坚决反对。
给梅光迪真正实施文化抗衡计划提供机会的是刘伯明,他是梅光迪的留美校友,担任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他盛情邀请梅光迪去南京,并给其发挥的空间与条件。胡先�、吴宓也来了,思想立场又相似,正好可以轰轰烈烈干一场,《学衡》就这样正式登场。
1922年,胡适收到从南京寄来的《学衡》创刊号,看过以后,在日记中以少有的轻松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老梅说,《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了一本《学骂》。”然后一笑了之,在随后轰轰烈烈的论争中,被《学衡》攻击的主要对手胡适选择了沉默。
胡适依然致力新文化运动,办《努力周刊》,“整理国故”,乐乎其中。耐人寻味的是,一阵喧嚣之后,梅光迪也很快离开《学衡》,先到哈佛任教,后去浙江大学,据说生前有一个宏伟的文化建设计划,可惜没有实现。五十五岁英年早逝。■
(责任编辑/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