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被称为“平民经济学家”的樊纲不人云亦云，而是用独立的思考实践着他“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尊重科学”和“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学术理念和人生信条。
2008年8月，为了应对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成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樊纲被任命为委员。作为该委员会中唯一的专家(其他委员皆为财经部门的副部级官员)，樊纲颇引人注目。其实，樊纲的个人成长经历早就为人们所关注。
2009年2月，樊纲先生应邀来郑州讲学，笔者得到了一个采访樊先生的机会……
樊纲小档案
樊纲，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1953年9月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93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1992年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年至199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近百篇。
无书读的少年
凡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最该读书的年龄大都会因为“文革”或多或少受到影响，1953年出生的樊纲自然也不例外。“文革”开始的时候，樊纲刚刚通过了小学六年级的毕业考试，一年半后“就近分配”，进了中学，又一年半后就“初中毕业”了。其实当时没上过什么文化课，数学学到了正负数，英语学了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字母念到第八个(H)，然后就是上山下乡。樊纲的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这就决定了樊纲不能参军，不能作为工农兵上大学，事事都要排在别人后面。
1968年,在那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樊纲来到了北大荒。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就是从这时开始产生的。社会的动荡变化和自身命运的跌宕起伏，促使他从书籍和实践中去求解这些问题。有两本书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本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这两本书的系统阅读，使樊纲第一次认真思考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最终他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经济学是更有实用价值的知识。
当时兵团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就一个连队来说，知青没来之前，二十几个人开着同样数目的机器，种着同样面积的土地。后来一下子来了百十号知青，还是那些机器那些地，产量反倒连年下降,亏损也越来越严重。于是，在1975年前后，兵团准备在一些地方试行农村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办法，把固定工资制改为工分制，其目的无非是增加一些物质刺激，使收入与劳动挂钩。樊纲所在的连队是试点之一。连队指导员觉得此事不好办，就找大伙商量。由于学了点政治经济学，有点底气，樊纲就想对此事作一番“理论分析”。他对兵团总部的试点方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连队指导员听了很欣赏，就让他写成了书面材料以连队的名义寄到了兵团总部。没过多久,兵团正好要召开一个工分制试点的工作会议，于是樊纲和指导员受邀一起去了佳木斯兵团总部。这是樊纲第一次“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从此，他对各类经济问题就更加留意了。
改变命运的冲动
1969年，樊纲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待就是六年。由于兵团里对右派子弟比较“关切”，尽管樊纲多方努力，仍没有转变命运的迹象。在一切能尝试的希望都破灭之后，樊纲一生当中第一次独立作出一个重大生活选择：以“投亲靠友”的理由转插到一个堂哥所在的河北省北部的围场县农村。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的转插是选择了下坡路。他到村里后第一天参加劳动，就是推小车拉土。那是“木牛流马”式的木制独轮车。两千年未变的生产方式，与兵团农场的拖拉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冬天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晚饭一般只是玉米粥，5点钟喝完，七八点钟人就开始饿得发慌了。没有了经济收入，要靠家里接济；没有了同学、好友，唯一的亲戚即堂哥还远在五十里外的县里。樊纲闯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经历了一生中最为沉重的孤独。但是，虽然仍在边远的山沟沟里，毕竟离北京近了点，而且农民们和县里的干部们不像兵团首长们有那么强烈的关于右派子弟的概念，对城里来的“有点墨水”的知青，总会给点特殊的关照，加上堂哥上上下下的关系和在县里帮他使劲，不到一年的时间，樊纲就被借调到县文化馆，专职搞群众文艺的创作。有了一个读书写字的条件，樊纲感觉命运之神多少对自己绽出来了一丝笑容。1977年，樊纲在一个公社铸铁厂作为县文化馆的创作人员体验生活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晚就赶回县里与堂哥商量。这一年，他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自此跨入经济学研究的门槛。
凤凰涅�的浴火
1977年恢复高考彻底改变了樊纲的命运，他考取河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打开了通向经济学圣殿的大门。1982年毕业后，樊纲又考入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樊纲顺利获得硕士学位并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这时，在时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的力荐之下樊纲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进修。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是个开放式的研究机构，从这里，樊纲得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在哈佛的日子是一段令人兴奋、令人着迷的经历。樊纲把这个学习过程称为高强度、高浓缩的“思想炼狱”。在这里，他有机会就近学习、揣摩大师们的思想方法。同时，大师们的学术成就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逼着他把自己的标准设得高一些。樊纲说哈佛的学术氛围推动着你去有成就。对于立志成为经济学家的人来说，这种训练是很宝贵的。樊纲为自己预定的目标是要多上点课，多学习知识。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到哈佛大学去旁听研究生的课程。樊纲虽然在大学里就幸运地上过比较扎实的西方经济学原理课程，硕士研究生读的也是西方经济学专业，基本原理都已掌握，但学起来仍然吃力得很。当时，他并非正式注册的学生，可以不读书不做作业，甚至可以不去听课，轻轻松松当一个“访问”学者，四处走走增长些见识，写些东西。但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课堂上系统地学习当代经济学理论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失去了，费再大的劲也不一定真正能学通。所以，樊纲下了决心，一定要“学进去”。
暑假之后，樊纲从头学起，跟着班上的学生一起听课、做作业、参加小组讨论，甚至参加考试。虽然，他最终没能继续留下来读一个洋学位，但他还是感到很踏实也很充实，毕竟他把当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学了一遍。对于当时的选择，樊纲现在想来不免还有些后怕：如果那时没有咬牙坚持下来，自己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正是在这里，樊纲打下了坚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他不仅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上的融会贯通,而且还发现了通向他最为关切、最放不下的那个问题――“中国问题”的道路。有一次，一个新加坡学者问他：你在你的国家研究经济有什么意义呢？樊纲说：“我干的虽然是一点点微小的事情，但是也许十二亿人口的福利就因为我的这一点微小的贡献而增加。‘经世济民’这个词的意义本身就很重要。”樊纲就是怀抱着这样的激情回国的。看一看后来樊纲在国内的表现,就一定不会怀疑，当时他确实是有备而来，一回国，他的思维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成果接踵而至。
其实，促使樊纲下决心学成回国的还有一个相当偶然的插曲，这在他的《经济人生》中有详细的描写：“有一天，我开着车在美国街上闲逛，车里播放着古典音乐。这时有一个美国人过来跟我说，‘哎呀，你居然也听莫扎特？！’当时他的态度给我很大震动，我想我在这个社会里面连听古典音乐都被当做另类看待，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待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我要是回到我的国家，我能做的事要比在这里有意义得多。”
“京城四少”的著作时代
1988年，樊纲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樊纲说,对于像他这样三十多岁才出国的留学人员来说，实在太想研究中国问题了。这是一种“情结”，是出于对自己长期关切的问题的“执著”。学了更多的知识,就更想去澄清“谬误”，去对中国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证、说明，对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看法。
人们评论说，1990年在中国经济学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在中国改革风起云涌的20世纪90年代，樊纲以传播现代经济学思想而著称，并与清华大学魏杰教授、北京大学刘伟教授和现在已经从商的钟朋荣三位活跃的年轻经济学人一起被称为“京城四少”。1992年，樊纲被破格晋升为社科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成为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世界商业评论》评选的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樊纲的名字赫然在列，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出色的理论阐释者，他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和综合》奠定了他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很多人都认为，读书是件痛苦的事情。但是樊纲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更适合做一个读书人。20世纪90年代，在很多同行、朋友们选择下海的时候，樊纲选择留在学术界，在今天看来，他的冷静和理性帮助他选择了正确的人生定位。樊纲是2003年最早对中国经济过热发出预警的经济学家。在当年非典刚刚结束不久、整个经济增长率还很低的情况下，他根据当时投资增长率持续加速的趋势，提出“当前特别应该重视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仍然是如何防止投资过热的苗头”，为政府后来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依据。当时，他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外，还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并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他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他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重要媒体引用。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熟悉樊纲的人都说他是个理性的人。经济学家也有自己具体的人生，樊纲也不例外，在《经济人生》一书中他谈起在农村的那段时光时说：“回过头来想，我们这一代人从那个经历当中最大的收获是性格得到磨炼，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搞社会科学、搞经济科学的人来讲。另外，还有一大收获，就是从最底层开始了解中国社会，这些是从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今天你在思考关于国计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课题的时候，会想到仍然生活在山村里的老百姓。因为我对他们的生活有所了解之后，就能知道某个政策出来之后，那个山村里的各色人等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樊纲说,对他们这一代人而言，中国问题太有诱惑力了。而他的这一志向却是在远离中国，留学美国时才逐渐清晰的。他说，那种感觉就好像以前学到的东西，被存放在不同的抽屉里，开始一点一点地向一个方向汇聚，逐渐连贯起来，到最后他感到开悟了。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樊纲更加欣赏林语堂先生的生活和境界。他说自己最推崇的一句话是中国古代先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樊纲一直有一种自觉意识，要建立经济学的独立人格。因此，他在理论研究上与官方一直有一定的距离。尽管他并不反对搞对策研究，甚至也是政府的“智囊”，但他的政策主张能够与其理论原则保持一致。他之所以建立国民经济研究所这样一个民营“思想库”，也是在实践他与官方保持距离的初衷。樊纲一直比较满意的，就是自己多年前发表的文章，而且到现在都不需要改动。这并不是说他的思想没有进步，而是说，他的立场是一贯的。一般读者可能觉得樊纲的理论庞杂，但细究起来，这些理论的主旨只有一个，即相信市场的力量。樊纲相信，种种制度最终趋于一种，即市场经济制度。■
“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尊重科学”
《名人传记》：樊先生，您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樊纲：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尊重科学，尊重现实与经济规律，让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另外，说自己懂的，不懂的就不要乱说。现在有许多的经济学家喜欢骂，喜欢以哗众取宠的方式迎合大众的心理。骂人谁都会，谁不能为国家这个庞大的运作组织指出点毛病呢？然而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多做一些建设性的事情，为目前出现的经济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这才是治学之本。
《名人传记》：您从国外学成归来后，并没有像其他的经济学家很早就下海了，而是成立了国民经济研究所。有媒体评论说您是致力于解决“国内问题”的经济学家，您是如何看待的？
樊纲：我之所以不下海，是因为感觉自己不适合做生意，更适合读书。特别是像我研究的领域是宏观经济，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市场动向、国家经济方针和经济政策。媒体所说可能是指我更多地注重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罢了。经济学不仅是数字。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会受历史文化、国家体制、国民收入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因此，如果抛开这些而简单地谈市场经济，那不是“纸上谈兵”嘛！
中国还不完全是市场经济，硬是用西方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批驳、指责当下的经济政策，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
《名人传记》：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中国制造”在这次经济危机面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樊纲：现在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唱衰中国制造业。我认为是这些人的经济学没有学好。中国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农民。中国要想国富民强，农村必须富起来。农民必须富起来。农村吸纳不了那么多劳动力，就得给这些人找挣钱的地方。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只受过小学教育。您想让他们像白领一样坐办公室、操作电脑，他们干得了吗？他们只能做一些不太复杂的、附加值不是很高的低端产业。再说像做皮鞋、袜子，这是一个永恒的产业。只要有人，就要穿鞋，穿袜子。做这个，一样能赚钱，一样能富起来。低端产业也得有人做。你不做，越南做，洪都拉斯做。所以我说，中国制造虽然赚的钱少，但总比大量的人失业没事做、没钱赚强得多吧。
《名人传记》：您认为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樊纲：抛弃幻想，回归实业。有些人以资源问题、产业问题为由鼓吹发展金融业、服务业。中国缺资源，日本、韩国、新加坡更没有资源。但他们不也大力发展制造业？是的，我们在发展中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做低端产业。每一个产业都有从低端到高端的过程。意大利做皮鞋不也做出世界品牌了吗？我们不但要发展飞机、互联网，做鞋、做袜子也不能丢。而且要做就做到世界一流。美国ZIPPO打火机还能做成世界品牌呢。我对企业最大的希望是专注、执著、专业。每一个产业都有竞争，都要努力才能挣到钱。■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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